打生桩,关于江阴大桥的传说

打生桩，关于江阴大桥的传说？

江阴大桥人肉桩的传说，就是跟这种恐怖的陋习有关。在江阴的一个农村里，曾发生过活人祭桥的事情。因为之前这里的旧桥总是无缘无故就断了，所以在建造新桥之前，风水师给出了用活人祭桥的建议，认为这样就能够让桥变得更坚固。

这个提议遭到了一个女工程师的极力反对，因为这么做是违法的。但是，大桥的建筑老板，还有工人们都觉得这种方法可行。

后来那名女工程师在到施工地查看的时候，意外掉到了一个桥墩里面，已经没气了。活生生的一条人命就这样没了，结果那群人反而幸灾乐祸，说正好没有人祭桥，不如就把女工程师埋在桥下吧。

就这样，女工程师在这座大桥下面长眠，江阴大桥人肉桩的传说也就很快就传开了。这件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不管真假，打生桩、活人祭桥这种事情都是违法的，生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罔顾他人性命。

古代的打生桩是什么意思？

“打生桩”是一种起源于原始时代，曾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过的残忍且愚昧的陋习。

引子日本战国时代，名将柴田胜家控制了越前国（今福冈县一带）。他命养子柴田胜丰在此地筑一座牢固城堡，以做自己的居城。

天正四年（大明万历四年），柴田胜丰在当地征集大量贫民，开始筑造城堡。

但无论人们换多少方法，筑起的城墙总是很快坍塌，大家一时没了主意。

后来一些老人说是筑城时惊动了地下神灵，需要用活人献祭方可平息神明的怒气，而这个做祭品的人则称为“人柱”。

但谁愿意做“人柱”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这时一个叫阿静的独眼妇人找到负责修城的官员，自愿做“人柱”。

阿静是个底层贫民，她身体残疾，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母子三人常受饥寒之苦，为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阿静自愿牺牲以做“人柱”。

条件是城堡建好后领主能照顾她的孩子，并在他们长大后赐予武士的身份。

官员们正愁找不到人柱，见阿静自己找来，便一口答应她的要求。随后，可怜的阿静被活埋进城堡正中央地下。

经过献祭，城堡果然很快修好，且十分牢固，这座城堡就是著名的丸冈城。

然而，阿静受骗了。没人兑现承诺，孩子们也因为无人照顾而饿死。从此以后，每年春天这里都下暴雨，丸冈城外的护城河水也必定暴涨，似乎要将城堡淹没。

人们认为是阿静死不瞑目，故将这场暴雨称为“静之血泪”，并在城中建造慰灵碑，祈求阿静平息怒火。

此故事在日本流传很广，故事中的“人柱”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打生桩”。

类似的故事同样在西方国家存在，但无论细节如何不同，都拥有一个共同点：

在筑造桥梁，城池或者开山修路等重大工程时，为让工程顺利完成并保持稳固，需要用活人的性命献祭给所谓的神灵，或者以献祭者的灵魂作为守护神，保佑建筑物牢固可靠。

“打生桩”在现代社会早已绝迹，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此类行为却曾广泛存在，并成为了人类的集体记忆。

乃至于从古到今，都有类似的传说惊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溯源

被西方尊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曾在1871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原始文化》的著作。

该书通过大量的材料和考古遗址来研究原始时期人类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并严肃的讨论了种种原始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残留，是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在第三章《文化遗留》中，记载了欧洲，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在建造房屋时都曾存在过用活人献祭的风俗，并指出此类习俗是原始时代的遗存。

由此可见，“打生桩”曾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各民族，并非中国独有。

原始人类由于无法理解自然现象，对发生在周围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且感到无能为力， 故此产生了早期的自然崇拜。

进入氏族社会后，自然崇拜逐渐演化成原始宗教。

当时的人认为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其背后都有超自然力量在操控。

这股力量能给人带来幸运和收获，同时也能带来死亡与厄运，这便是“万物有灵”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催动下，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便诞生了。

有了鬼神概念，充当人类与神鬼沟通媒介的巫师或祭司也应运而生，各种宗教仪式与献祭制度也因此出现和发展。

原始人通过献祭的办法祈求神鬼赐福，祭品除了酒肉及贵重物品外，也包括敌人或奴隶的鲜血。

这就是所有文明早期都曾存在过的“人牲”祭祀。

杀死婴儿或敌人来向地神献祭，借此祈求顺利完工和房屋牢固的行为，则被称为“奠基”，

作为牺牲的人则称为“奠基牲”。

中国最早发现以婴儿“奠基”的现象出现于距今六千多年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先民的房屋墙基下发现埋有婴儿骸骨。

此后的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中，也发现了许多婴儿埋于墙基之下的现象。

从半坡文化遗址到殷墟宫殿遗址发掘中，都发现杀死婴孩或成人埋于墙基之下的现象，时间跨度上千年，这种行为正是后世所说的“打生桩”。

在民间传说中，将“打生桩”的起源附会于木工和建筑业的祖师鲁班（公输班）身上，这是不可信的。

这项陋习的出现，远远早于公输班所处的春秋时代。

兴盛

商朝是继夏以后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人继承并发展了大量的原始文化。

他们认为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主宰一切的“上帝”（上帝原为中国本土词汇，后被基督教使用）。

而自然万物背后都有上帝派遣的神灵在暗中操作驱使，山川河流，土地植被，人间兴衰，无不例外。

故此，祭祀与尚鬼之风弥漫了商王朝各阶层。

商人坚信通过献祭酒食和人的生命，就能讨好和贿赂鬼神，以求得平安与顺遂。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礼记·表记》

商王几乎每遇一事都要问诸鬼神，而能与鬼神沟通的神职人员——巫，也成了商王身边的重要角色。

巫通过烧龟甲或动物骨骼的办法，根据裂纹进行占卜。

今天我们见到的甲骨文，多数都是当时商王问卜的卜辞和预测结果。

王权（商王）与神权（巫）的紧密结合，是殷商文化的一大特色。

根据出土甲骨卜辞来看，商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无日不卜，且不断地进行祭祀活动。

杀人献祭鬼神的做法相当普遍，并且发展出一套极其繁琐的程序。

在甲骨文献中，记载了十多种如何杀死祭品的方法：

斩首（伐），解剖（卯），劈砍（岁），火烧（烄），活埋（陷），沉水，蒸煮等。

祭品的来源，包括奴隶，战俘，甚至是商族本族人。

正是这种无事不卜，无时不祭的思想，商人将“打生桩”进行了发展和仪式化。

殷商考古学家胡厚宣根据多年的考察发现了当时残忍且繁杂的“营造仪式”：

第一种仪式叫奠基：

即在基坑挖成后，未打夯之前，在基坑底下，再挖一小坑，内埋一狗或小儿，这就叫奠基；

第二种仪式叫置础，当基址打到相当高的时候，在置础竖柱之先，又要挖破基址，埋葬狗，牛，羊三牲，这叫做置础。

第三种仪式叫安门：

安门时一般在大门内外左右，埋葬人或大型兽类，以求保护之意。

第四种仪式叫落成：当建筑完成后，最后再在建筑物前面，埋葬一些车马人兽，以庆祝成功。

总计乙组基址，只在残存部分，就挖出一百二十七个坑，用车五，马十五，羊十二，狗十，又用人五百八十五，如果把坑复原起来，可达八百三十三人。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与人祭》

从殷墟商王宫殿考古发掘中，表明了营造的每个步骤都有人祭现象，且数量众多，可见当时商人的残忍与血腥。

从商汤代夏到武王伐纣，整个商朝都沉浸在鬼神崇拜与活人祭祀的巫鬼氛围中，这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得到反应。

“打生桩”的活动，在商代已趋于复杂，有了完整的流程。

但在其背后，仍是以活人献祭鬼神以祈求保佑的原始巫术思维在作祟。

衰落

商代虽已拥有很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但其文化中则更多地倾向于游猎文化。

商朝多次迁都，虽有躲避水患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对原始时代先王们游猎传统的继承。

子姓商族与姬姓周族都是两个古老的部族，从第一代首领后稷到武王的父亲文王姬昌，周族共历十六代首领。

两族间并无明确臣属关系，而是两个并存且各自独立发展的部族。

周族历来崇尚农耕文化，喜欢定居耕作的生活。

在农业文明中，人是最宝贵的生产力，故此周文化中并无杀人祭祀的习俗。

武王灭商后，居于统治地位的周人自然对殷商以人为祭和求神问卜的习俗感到残忍和无法忍受。

随着殷商的灭亡，人祭之风逐渐衰落。

周朝建立后，周公制定礼乐，为统治阶级确立了敬德保民等重要的思想。

殷商敬天事鬼的文化受到重大打击，而与之互为表里的人祭或人殉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

率乃祖文王之遗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

——《尚书·蔡仲之命》

由于思潮的转变，周人再也无法接受以活人作为祭品或殉葬的残忍习俗了。

周人的祭祀对象中，主要有天神，祖先，地神三类，祭品则为农产品，玉器和牛羊牲畜以及人俑，活人不再被作为祭祀品。

随着《周礼》的推行，祭祀不再是天子的专利，诸侯，卿大夫及平民都享有祭祀天地祖先的权利，这对后来的中华祭祀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祭现象虽衰落，但习俗和文化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

周天子虽不再以人为祭，但零星的人祭现象仍时有发生。

在西周考古发掘中，仍发现了一些墓葬存在人殉现象，但数量屈指可数。

在《左传》中，记录了两则以人为祭的事情，但实施者是当时被称为蛮夷的株人和楚人，可见中原各诸侯都已放弃人祭。

进入东周时期，连用人俑祭祀或陪葬都会被儒家视为恶习并加以批评，活人祭祀的现象在主流社会中更是趋于绝迹。

当然，这只是主流社会的绝迹。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

习俗的力量是强大的，虽然此后历代都不允许以人为祭，但“万物有灵，敬事鬼神”的观念却一直存在。

“打生桩”等诸多迷信活动在表面上消失了，但因为仍有存在的土壤，便转入地下或成为民间巫法的一部分。

历代史籍中，虽偶有怪力乱神之语，却没有“打生桩”的记载。

倒是民间巫法中，确实存在这种做法，据说在托名鲁班所著的《鲁班经》中，便有此类巫术。

然而，也仅是口耳相传，其真实性无人得知。

我小时候就听说解放前本地有个地主听了神汉的话，将流浪儿埋在地基下，以求家宅平安。

因为讲述者年纪很大，且言之凿凿，故此我推测：在旧社会，此类现象仍时有发生。

在那闭塞贫穷的时代，许多落后地区都将巫婆神汉奉若神明，

各类迷信活动仍有其存在的土壤，其中也包括“打生桩”的愚昧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思想与巫婆神汉的活动几乎完全绝迹，这类愚昧活动才算彻底走向终结。

传说

“打生桩”的行为虽不复存在，但其带来的恐惧与相关思维依然存在于人们认知中。

中国比较著名的打生桩传说便是“十兄弟血桩筑堰”，此事在江浙民间流传极广，但文献上却无记载。

唐文宗太和七年，琅琊人王元暐出任明州鄮（mao）县县令。

他发现当地大片良田因鄞江泛滥而常被淹没，且鄞江与海接潮，江潮上涨时，常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况。

大片沃土因此荒废，无法耕种，百姓们苦不堪言。

精通水利的王元暐亲身勘察，发现它（tuo）山乃两山夹流，铃锁两岸之势，便下定决心在此处修堰，积蓄淡水灌溉土地，并阻止海水侵入。

修堰的决定受到百姓支持，大家出钱出力修筑起来。

工程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原来鄞水湍急，打下的桩基很快就被水流冲垮，一连多日，都无法进展。

此时离潮讯之期越来越近，大家为此愁眉不展。

当地的长者听说后，便向县令指出：

“只有用十个忠义之士奠基，工程就可顺利进展。”

王县令连连摆手，筑堰是为了利国利民，怎能用人命奠基呢？

百姓都吃够鄞江泛滥的苦，哪怕是豁出命来，也得把水治好。

有十个青年前去拜见县令，表示愿意做奠基者。王县令心有不忍，但见潮汛将至，也只好狠心一试。

第二天，十人在江边对天盟誓，结成异姓兄弟，并饮下了王县令端来的酒。随后让人将自己绑在木桩尖头沉入水中，岸上工匠挥舞大锤猛砸木桩，鲜血从水底浮起。

说来也怪，这次打下的木桩竟牢牢站住，任凭多大的浪花都冲不倒。

随着十名壮士的牺牲，十根大木桩被牢牢钉入水底，稳如泰山，筑堰的桩基终于打好了。

百姓们纷纷开始修筑，终于筑成了它山堰。从此，鄮县百姓彻底摆脱水患，荒芜的良田重新得到耕种。

王县令和众百姓深感十义士舍己为人的品德，在它山为他们修建了“舍身祠”，世代香烟供奉。

此说乃民间传闻，并非史实，然而也反应了“打生桩”这一原始习俗在民众思想中的残存。

从古至今，打生桩的行为虽从未有人亲眼见到，但相关传说却一直都有，甚至能引起极大恐慌。

朝鲜李朝时期成书的《高丽史》就记载了一起因“打生桩”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

高丽王朝第二十八代君主王祯（忠惠王），为人荒淫无度，残酷暴虐，且喜欢大修宫室，劳民伤财。

当时都城开京传闻王祯将取民间小儿数十名埋在新宫殿地基下祭祀神明。

百姓得知后，都抱孩子逃离开京，整个京城都因此陷入混乱。

高丽当时是元朝属国，可见在当时，“打生桩”的恐惧仍萦绕在不少人心中。

忠惠王并非真要用小孩打生桩，但谣言却让无数百姓信以为真，这个现象与现代众多的打生桩传言有一个共同点：

本来是空穴来风之事，但谣传却能使许多人信以为真

甚至只要某处施工出现了人员伤亡等意外事故，民间总有人把这类事往“打生桩”上靠。

虽然科学已如此昌明，但“打生桩”恐怖故事如同众多的迷信思维一样，始终在人的脑海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打生桩”的陋习已在现代文明中彻底绝迹（邪教与谋杀除外）。

但这项曾真实存在过的血腥原始文化，最终演变为传说与怪谈，向后世诉说着来自上古先民的恐惧。

总结：

无论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但原始先民曾经的文化与习俗都会以某种方式在很长时间内影响后世。

“打生桩”从一种普遍存在的血腥人祭行为，最终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被扬弃。

但原始先民的恐怖记忆也深深烙印在人类各阶段的文化中。

如今的“打生桩”故事，只是一种灵异怪谈的文学演绎，它吸引并惊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只因为这是上古先民恐怖记忆的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