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之中华再起,易中天为什么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残暴的朝代呢

光绪之中华再起，易中天为什么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残暴的朝代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易中天所谓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残暴的朝代”。其实是他“文人”身份影响下的价值观。这话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通过唐朝、宋朝和清朝这几个朝代对比得出的结论。

唐朝的文人放浪形骸，宋朝的文人温文尔雅。这两个时期，诗歌艺术空前高涨。当时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是选拔官员更多在意的是文人们的文学修养。这才有了唐朝的“李白入朝”，宋朝的童子试。明朝首开八股，钳制文人思想。丧失了唐宋时期的风流与雅韵。

两宋朝，立国数百年，文人受到了极大的优待。不但薪水丰厚，社会地位奇高，而且终宋一代，文人有流放，有病故，有死于非命。但是没有一人被朝廷斩首。而且高级官员受到皇帝极大的优抚。真正的“君与士大夫治天下”。

明朝则相反，明朝的皇帝们标榜着“共治天下”，其实心里多数将文人们当作“家奴”，动辄打杀。明朝的文人只能自我安慰般的将受廷杖当作一种荣誉。而且明朝官员俸禄极低，仅仅能保证基本的温饱。正常的人情世故都无法保证。逼得这些温文尔雅的饱学之士要从其他途径“饶钱”。

明朝与清朝一致，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即使存在几千年的宰相制度都被取消。皇帝的权势达到鼎盛，基本杜绝了内部宦官，外部权臣架空皇帝掌握朝政的机会。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缺乏约束的皇权，让喜好“放飞自我”的明朝皇帝奇葩频出，什么促织皇帝、道君皇帝、木匠皇帝等。反衬的仅有中人之资的隆庆皇帝成为了有道明君。

清朝皇帝的权势也是极大。大臣将军生杀予夺全凭一己之言。也许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汉族。清朝的皇帝普遍“勤政”。施政礼政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虽然缺乏进取心，却总算没出什么乱子。

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易教授看来这确实是最黑暗、最腐朽、最残暴的朝代。

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钱打仗？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岁月，然而就是这段屈辱岁月中也曾出现过一抹亮色：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从而成功保住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左宗棠的功绩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中左宗棠就榜上有名。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多事之秋：外有列强入侵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地区回民叛乱的影响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当时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争取外援。1865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入侵新疆。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

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1875年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进军西北首先要解决筹兵、筹粮、筹饷、筹转运的问题。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稿中提到：“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当时左宗棠在肃州（酒泉）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不过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

阿古柏侵略军与英、俄两大列强既有勾结又有斗争。收复新疆之战的正面之敌是阿古柏侵略军，但与此同时英、俄两大列强也在暗中观望。俄国甚至趁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时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地区。因此左宗棠在与阿古柏侵略军正面交锋的同时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可能干涉的风险。这就决定了七万西征军不可能尽数入疆作战。另一个导致七万西征军不可能尽数入疆作战的原因就是后勤补给问题。最后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此可见后勤保障对战争的重要性。左宗棠在集结军队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进行着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左宗棠用新疆对国家巨大的战略意义说服了慈禧太后支持收复新疆之战。慈禧为了支持左宗棠打赢这一仗从大清国库中拿出了最后压箱底的200多万两白银，但这200多万两白银还不够西征大军撑10天。毕竟西征大军是7万多人的部队：尽管实际进入新疆与侵略军作战的只有3万人，可不管是入疆作战的官兵还是留在甘肃防御英、俄的官兵都得吃饭吧？

如果连基本的粮饷都跟不上，那么又何谈打下去的希望呢？慈禧其实也知道左宗棠为难，所以她下令全国各省交纳协饷300万两。所谓协饷就是要求富庶省份在已向国库交纳额定税收之后留下来的备用部分用来支援相对贫瘠的省份。现在为了收复新疆这个大目标要求各省在向国库完税后再紧急交纳一笔额外的协饷。其实这种事在清代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乾隆年间平大小和卓之乱、道光年间平张格尔叛乱都曾采用过与此类似的办法。

在乾隆年间江南各大省份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支撑得起这样一场战争。道光六年（1826年）当年被乾隆皇帝平定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从境外潜回国内发动叛乱。事实上张格尔叛乱并非一场单纯的国内分裂势力的叛乱行为。张格尔曾在英国控制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留过学，还曾接受过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所以张格尔叛乱的背后是有英国人支持的。这实际上是一场内外勾结的旨在分裂国家的叛乱行动，是英国扶植下的一场旨在入侵中国的代理人战争。

当时清军在新疆的驻军大多布置在天山以北，而在广袤的南疆地区只有大约四千名驻军。叛乱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南疆地区的喀什噶尔、英吉利沙、叶尔羌、和田等重镇几乎全部陷落，除阿克苏以外的全部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尽皆陷入敌手。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调集伊犁、乌鲁木齐和陕、甘、川等地满汉官兵以及京旗官兵、黑龙江与吉林等处马队合计4万人马入疆平叛。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清军生擒叛军头目张格尔。至此这场历时近两年的平叛战争以清军成功收复所有南疆失地告终。

事实上清王朝的中衰在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时就已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是军队素质直线下降、武器装备陈旧腐朽；二是国库的空虚使军队面临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道光皇帝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算过一笔账：调集四万大军入疆作战每月所需粮食达一万五六千石之多，整个平叛战争期间的军饷开支为一千一百余万两白银......左宗棠收复新疆尽管只用了3万人马，但实际上还有4万人马留守甘肃防备英、俄。更何况这时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已使战争烈度大大加强了。

由此可见左宗棠收复新疆所需资金只会比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更多。我们姑且以道光年间入疆平叛花费的一千一百余万两白银作为参考标准就会发现左宗棠在资金上所面临的困境：慈禧从国库中拨付的200多万两白银加上各省交纳的300万两协饷还不到道光年间入疆平叛花费的一半，而左宗棠实际所需的资金是要超过道光年间入疆平叛所花费的一千一百余万两白银。如此巨额的开支如果放在康乾盛世时期倒也不算什么，然而在嘉道中衰以后可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了。

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国库每年的白银储备都保持在6000万两以上。乾隆四十二年达到了81824044两的历史最高纪录。不差钱的乾隆曾六次南巡江南、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祭告曲阜孔庙、七次东巡、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避暑热河。此外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工程。乾隆自己所津津乐道的“十全武功”中有些其实并不是出于国家战略而打，说白了就是完全为了给自己凑足所谓的“十全武功”才打的。

乾隆年间频繁的巡游和战争、各种浩大的土木工程动辄就要花费数百乃至数千万两白银。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又花费了大量白银。道光皇帝即位后的前十四年间平均每年的国库存银已锐减到2716万两。这还是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未背负沉重赔款压力的前提下，而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因为背负了赔款压力更加入不敷出。晚清时期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对外要应对列强入侵，对内要镇压各种起义，与此同时水灾、旱灾、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也层出不穷。

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开支几乎快占到清政府国库全年总收入的一半了，等到左宗棠要收复新疆时即使把国库掏空也不够支撑这样一场战争。朝廷就是砸锅卖铁也再难拿出一文钱了，那么似乎除了找外人借钱之外也没别的办法了。当时朝廷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所以西征军的经费问题最后还得左宗棠自己解决。明明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然而却不得不自己设法筹钱。这就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而且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借钱的时候从来不手软：只要有银行愿意借钱，那么不管多高的利息都接受。

其实倒不是左宗棠故意专挑利息高的银行借钱，而实在是现实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列强对清政府的财政体系普遍不看好。左宗棠在这种情况下要借钱打仗其实是有很多外国银行不愿借的。怎么才能让这些外国银行同意借款呢？正所谓风险越高收益越高：既然人家借钱给你左宗棠是冒着风险的，那么你在利息上可不就得满足人家的要求吗？所以在借钱这件事上外国银行占据着主动权，而左宗棠实际上属于被动接受：你要打仗要借钱就得依着人家的要求来。

从左宗棠借到钱后痛哭流涕地说：“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样的反应可以看出左宗棠对借钱打仗的危害性看得一清二楚。外国商人才不关心中国能不能收复新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所以外国银行在借款给左宗棠时通常都会要求用盐税、关税作为抵押。借钱打仗不仅使朝廷背负了高额的债务，而且也导致了国家关税主权的丧失。很显然左宗棠主观上根本就不愿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可要实现收复新疆、捍卫领土完整这个大目标就不得不有所取舍。

左宗棠就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好不容易筹措到了西征大军的粮草军饷，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粮草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呢？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呼和浩特）和肃州（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6年8月上旬西征军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

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叛军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一方面防止阿古柏军北犯；一方面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同时左宗棠又命金顺部挥军西进：一时间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

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已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休整。清军休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总理衙门则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

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俄国作为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老对手也在这时跳了出来。俄国人在这时施展了典型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鼓励阿古柏继续与左宗棠的平叛大军对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阿古柏的窘境迫使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从而将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划入俄国。俄国其实想的是在日后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阿古柏在英、俄两大列强的支持下调重兵在达坂城、吐鲁番设立了两道防线。

同时阿古柏自己则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做垂死挣扎。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

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纷纷为清军指引带路，主动配合清政府的军事部署。

在新疆当地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清军的南进行动十分顺利。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

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这时新疆全境并未完全收复。这是因为此时伊犁地区仍被沙皇俄国所占据。光绪七年（1881年）2月24日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在圣彼得堡签定了有关归还新疆伊犁地区的条约：中国据此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慈禧为何能够统治47年之久？

话说中国上下五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通常是男人，能够把持朝政的女人屈指可数。耳熟能详的有汉高祖的老婆吕后，汉文帝的老婆窦皇后，和唐朝李治的老婆武则天，到今天要讲的清朝慈禧太后，这位执掌清庭四十七年的女人，比一些皇帝在位的时间还要长。

正如历史上的武则天，因为李治身体也不好，让有了处理朝政的机会。历史同样也眷顾了慈禧，咸丰皇帝的身体同样不好，不能像勤勉的雍皇帝一样连续工作太久（最后貌似累死了），于是写得一手好字的慈禧终于有机会替 听国家统治者咸丰批奏章，她代为批注。这为慈禧后来成为心狠手辣的女政治家打下了理论基础，拥有了敏锐的政治眼光。

咸丰十年（1860）为躲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就是这次火烧的圆明园）咸丰皇帝带着老婆逃出北京，可惜命比纸薄第二年就死了。临死前咸丰怕六岁的儿子未来的同治皇帝管不住顾命大臣（肯定管不住）于是就把朝廷大权分给了两宫太后，慈禧和慈安，用太后加顾命大臣的分权方式。

只有当两宫太后和顾命大臣意见相同才可以决定朝廷大事，可是因为慈安太后对政治不感冒所以慈禧太后获得了大权。这时候的慈禧太后还没真正掌握权利，因为顾命大臣可容不下女人干政特别是有敏锐政治眼光的女人（慈禧太后），尽管是皇帝的命令（死了的皇帝可想而知）。

这时候慈禧太后可就心狠手辣起来了，看我不顺眼那我就让你脑袋搬家，于是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亦奕，发动了辛酉政变，把挡在皇帝宝座啊不垂帘听政宝座的拦路石，八位顾命大臣踢掉正式开始了长达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那她凭什么可以统治大清四十七年呢，别跟我说什么政治手段高明。

因为近亲结婚的原因，导致皇室后代量少质量差。皇室继承人数量和质量关系到王朝的兴衰，皇室子女呈抛物线状，峰值是康熙皇帝55个就一路走低，到了咸丰皇帝的时候就只有两子一女了（听说是慈禧太后太吸引咸丰皇帝了），后来的同治光绪和宣统干脆就没孩子了，到后来的溥仪还是从亲王那过继过来的。

虽然慈禧懂点政治，也有手腕可是相比于大臣们，她恐怕也没多大优势。可是作为小皇帝的亲生母亲，她的身份无人能比。所以在外人眼中，慈禧才是真正当家做主的人，就连皇室宗亲都不能拿慈禧太后怎样，何况几个大臣。加上皇帝年幼，听妈妈的话。小皇帝在手，天下我有（慈禧）！！

自古以来皇权独立和外戚干政从来都是水火不容，惹人非议的，例如吕后时期，再如武则天当了皇帝就追封自己的先祖。吸取历史教训的慈禧太后就很会平衡爱心觉罗家族和那拉氏家族的势力，得到大清朝最有权势家族支持，何愁不能把持朝政。首先对娘家的人她没有许以显赫的地位不给人诽谤自己的口实，然后选的小皇帝都是皇室近亲，让皇室成员认可。

清政府为何没杀曹雪芹？

禁《红楼梦》跟杀曹雪芹没有必然联系，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清王朝！翻开红楼梦，通篇也没有一个字说这是发生在清王朝的事情。而且，通篇也没有一个字与“反清”有关！

话又说回来，曹雪芹是正白旗满洲包衣出身，有清王朝在，他再不济好歹还能月月领份粮米；要是清王朝没了，他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为何要反清呢？清王朝之所以要禁《红楼梦》，并不是因为它“反清”，而是因为其中涉及了太多统治阶层的隐私！说白了，曹雪芹把统治阶层见不得光的那些乱事儿、赃事儿全都晒到了太阳底下，这恐怕才是清王朝禁《红楼梦》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曹雪芹并不涉嫌“谋逆”，他只是把统治阶层的阴暗面晒了出来，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不爽了，所以把《红楼梦》给禁了！这“罪”虽然不轻，但恐怕还够不上死罪，不是吗？

雍正年间，清世宗查抄曹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清世宗并没有对曹家赶尽杀绝，仅仅让他们归旗而已，甚至后来还给曹家专门盖了房居住。之后，曹家的身份依然还是包衣，只不过被划拨到了怡贤亲王胤祥的旗份中，就连曹頫后来也给放了出来……此时的曹家虽然再也回不去以前那种豪奢的日子了，但生活勉强还算过得去，并没有那么落魄。

只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乾隆初年的“弘晳逆案”牵连到了胤祥的庶长子弘昌，而彼时曹家所属的牛录恰恰就是弘昌所领的旗份！作为弘昌的包衣奴才，曹家又一次遭到政治牵连、被再度抄家！自此，曹家彻底败落……彻彻底底沦为了普通的包衣旗人，这也是为何曹雪芹晚年会那样穷困潦倒的原因所在。当然，再不济的旗人，粮米还是有得领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但对于曹大少爷这样的人来说，那点儿钱够什么使得？也只能是“穷困潦倒”了……

换句话说，曹家在乾隆四年前后就已经彻底败落了！对于这样的一个“破落户”，恐怕还真配不上清高宗去找他的麻烦！更何况，败了家的公子哥发发牢骚，也实在是够不上什么死罪……把《红楼梦》禁了也就行了，清高宗真心没必要非得要了曹雪芹的命。他这个人本身的存在，对清高宗和清王朝够不成任何威胁。换言之，清高宗杀曹雪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曹家虽然没落了，但穷人家也可能会有几门阔亲戚，更何况曹家还曾经风光过。而且，曹家的这门“阔亲戚”可不是一般地阔，曹寅的亲外孙、曹雪芹的姑表哥福彭，那可是清王朝的世袭罔替“铁帽子”克勤郡王（彼时叫平郡王，后又改回了克勤郡王）！而且，福彭一直活到了乾隆十三年并把这顶“铁帽子”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庆明、庆恒。换言之，曹雪芹去世时，“铁帽子”克勤郡王是他的表侄儿庆恒。

对于“破落户”曹家，清高宗可以无所顾忌，但对“铁帽子”克勤郡王府，清高宗不得不掂量掂量。如果把《红楼梦》定性为“反清”，那就是谋逆！势必会牵连到克勤郡王府。为了一个曹雪芹和一部书，把清王朝世袭的“铁帽子王”扯进来，清高宗恐怕还没有那么傻！可如果把《红楼梦》仅仅定性为具体内容“有伤风化”之类的问题，那就罪不至死，不是吗？所以，清高宗真心没有理由非要杀了曹雪芹。

综上所述，《红楼梦》之所以被禁，并不是因为它“反清”，而是因为它把清王朝统治阶层私生活的阴暗面、见不得光的犄角旮旯晒到了太阳底下！统治阶层不乐意了，所以把它给禁了，仅此而已。更何况，曹家在乾隆年间已经彻底没落了，清高宗真心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去诛杀曹雪芹，因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有克勤郡王府这么一门“阔亲戚”在，清高宗在给《红楼梦》定性是多少还是要掂量掂量的。一旦上纲上线、把《红楼梦》定性为“反清”，那就是谋逆！克勤郡王府作为曹家的近亲，恐怕很难独善其身。与其如此、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清高宗倒不如卖克勤郡王府一个面子，不是吗？反正落魄的曹雪芹也翻不起什么浪花儿……

公元1415年的永乐帝时？

1415年是中世纪晚期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不仅决定了后来历史的进程，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世界的格局。

纵览1415年的世界，首先是发生了两次非常著名的战役。但两场战役给各自获胜者带来的结局是差异极大的。

在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中，人数不足对手一半的英格兰军队大胜了对面的法国精锐。和百年战争之前的所有战役不同，这是英国人赢得最艰险的一次。法国人不仅调集了大量精锐的贵族骑士部队，还有不少弓弩手和炮兵支援。而英军一边则因为财政问题而无法征调足量的重装部队来掩护自己的弓箭手。

结果却是绝处逢生的英军利用阿金库尔的完美地形，重挫以为将轻松获得胜利的法军。英王亨利五世一战成名，和对手阵营中的疯子国王查理六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也因此斩杀了超过一半以上的法国贵族，让很多家族就此绝嗣。靠着这场胜利，他强迫对手在五年后和自己签订了《特鲁瓦条约》，以便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英法两国王位。只是他自己还是早于查理六世一个月去世，让所有成果付诸东流。

再看损失惨重的法国一边，居然让王室因祸得福。虽然在之后20多年里，他们将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但大量贵族家庭的绝嗣，也无形中促成了法国王权的提升。这种控制力的加强，在百年战争的末期阶段将发挥重要作用。更为近代法兰西绝对君主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好基础。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在这场战役的双方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英国人也最后一次尝试用一劳永逸的战争去获得欧陆权益。

同样是在1415年，另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将在毗邻欧洲的北非海岸发生。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派他的儿子亨利王子去攻占摩尔人的商业城市休达。由于摩尔人对这次突袭疏于防备，葡萄牙军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成功占领了目标。只是在当时，位于欧洲边缘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当然，仅仅占领一个休达是不够的。摩尔人很快就从海上和陆地两个方向上进行了绕道，让葡萄牙人占领后的休达贸易额急速衰退。这就逼着亨利王子在两年后开启对其他北非沿海城市的征服。但在休达被俘的一个摩尔人却向他诉说了可以在南方获得黄金的事情。这个说法与欧洲当时已经流行的西非金传闻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亨利王子开始主持建立航海队伍南下。著名的大航海时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启的。

相比同时代的很多航海强国来说，葡萄牙人的蹒跚学步并不算什么大事。但今天的我们都明白，亨利王子的这个决定会有多大的意义。

在中欧的奥地利等德意志地区，1415年的光景没有大战，却不乏混乱。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在当年继位，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虚君。由于各地的诸侯和自由城市的分离倾向十分明显，当时的皇帝已经很难在自己直属领地外有太多权力了。这就让弗雷德里克一世必须忙于各地的复杂事物，同时又不得不看着麻烦不断涌上来。

在波西米亚，一个名将胡斯的反传统教士在当年被判处火刑。他其实是当时很多地方文化发展的缩影。天主教会无法在过大的地方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给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较快地方以很大发挥空间。胡斯这样的反传统教士便孕育而生。虽然他在1415年死在了火刑架上，但他的信徒与各类支持者将在四年后掀起著名的胡斯战争。内部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将在被这场起义弄的焦头烂额。

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一个麻烦出现在南方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不断壮大的瑞士联邦正在不停的蚕食帝国在山麓间的小块领地。1415年也不例外。很多城市也被联邦的体制吸引，摆脱旧的宗藩关系，加入进来。神圣罗马军队在之前的两次武装干涉中都宣告失败，之后的几次出兵也没有结果。

在欧洲的东部，这个世纪初被重创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重生的前夜。未来的苏丹穆拉特二世已经在数位王子的内战中崭露头角。1415年的欧洲人还不会感觉到奥斯曼帝国的可怕，但不到30年内，奥斯曼军队就将在巴尔干半岛再次掀起可怕的波澜。

至于当年将奥斯曼人打解体的帖木儿帝国，已经伴随帖木儿本人的去世而走入衰退进程。一些被册封在帝国外围的地方势力崛起，原本的中央王族因内斗而分离。中亚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洗牌期。但这个不稳定阶段因为帖木儿孙子沙哈鲁的得势，被暂时缓解。

沙哈鲁将帝国的核心从已经残破的撒马尔罕迁走，搬到了阿富汗西部的名称赫拉特。帖木儿王朝的第二个盛世或者说中兴，就从这里开始。他一方面尝试压服境内的领主，另一方面继续维持路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因此，他的统治时期与更东方的明朝有着比较频繁的外交联系。双方的使节都有造访对方的都城，并且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第一手记载。

这也是明朝在彻底进行自我封闭前的回光返照。刚刚篡位不久的朱棣，一直想通过各种对内对外的操作，让自己的江山得到巩固。也让自己的权势得到声张。1415年，正是他大展宏图的关键时刻。从不断遣使中亚，到五出漠北伐蒙古，再到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甚至是对越南进行殖民战争。都是对外措施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前一年，控制越南北部的明朝军队，开始强迫越南当地人搞类似“剃发易服”的活动。结果在当地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明军还尝试在当地，用抽签强调的手段，建立越南本地的卫所兵制度。同样被当地人抵制。不少人还在那些年被要求步行去北平修建紫禁城，死在路上。这些非常不人道的措施，最终让越南当地的反抗者在两年后聚集成大股势力。

至于明朝国内，也在这一年重新恢复了大运河的通航。这条疏通于元朝，因战争而停运的人造水系，从此将一直运作到清朝光绪年间。明初还被保留的少许海运能力，将因为运河的出现而被彻底重创。运河本身也将成为朝廷财政端一个尾大不掉的肿瘤。明清两朝的帝国体制，可以说是在1415年被定型了。

因此，现在的我们返过去看整个1415年，无疑会觉得这一年是非常要紧的节点。近代的很多地缘政治格局与历史发展脉络，都在当年设定了路线：

英国人将逐步退出大陆称霸，

法国人将加强绝对君主制，

大航海时代来临，

宗教改革和战争不可避免，

中亚的衰退与丝绸之路的凋敝

明清两代的内敛属性定型......

这都是1415年时，生活在这些大事件中的当事人所无法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