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评价,如何评价曾国藩

2023-05-08 00:45:04 106阅读

孙中山评价,如何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晚清名臣,被称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湘军的创立人。凭借一己之力创建了湘军,湘君最后灭了太平军。

曾国藩自从当上经过之后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生为国为民,在官场上从青涩到游刃有余。历经道光,咸丰,慈禧三位掌权人。但是一生做人的原则没有改变。一个文官凭借一己之力,在三无(无钱,无人,无地方)情况下,居然可以练出“湘军”。在跨行业的行为上,曾国藩做的真的让人敬佩。

孙中山评价,如何评价曾国藩

笨鸟也可以先飞

曾国藩就是一个励志版的故事。把个人并不是很出名,历经七次赶考才考上秀才。而且在曾国藩考上秀才之时,他们老曾家多少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有学问和知识的人。可是从曾国藩的祖父曾玉萍,到他的父亲曾麟书,再到曾国藩本人 。想要出人头地,是经过他们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从秀才到进士,后来考进了京城做官。十年之间七次升官,可以说在道光皇帝期间,曾国藩的是图还是非常顺利的。

曾国藩的智慧

曾国藩刚开始到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与当时的同僚们其实格格不入。像曾国藩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很多京城的同僚们,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于京城的大家族里。首先是曾国藩的出身,还有是曾国藩是一个比较有理想和作为的人。对于拿着朝廷俸禄吃吃喝喝这样的行为感到极不适应。

不过曾国藩善于总结。其实曾国藩之前升官比较迅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交友当1做人生的一件大事。这些好友在他背后帮了很多忙。

为人谨慎

曾国藩虽然特交友广泛,对待朋友也很慷慨大方。但是它同样也非常的谨慎。像非常欣赏曾国藩的主考官穆彰阿,是道光皇帝脸前的红人,《清稗类钞》有记载说,穆彰阿不断的向道光推荐曾国藩,也正是因为她的推荐道光皇帝对曾国藩感了兴趣,召见了曾国藩,也是木张啊,用自己了解皇上的经验,给曾国藩支招,在应对道光召见的时候,准备的充分对答如流。从而开始被道光皇帝赏识。

穆彰阿这个就是曾国藩路上的贵人。史书上记载,曾国藩并没有因为穆章阿的欣赏,而和穆彰阿交往密切。所以在后来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上位之后,特别看不惯像穆彰阿的臣子,被咸丰皇帝收拾了。也没有牵连到曾国藩。

这个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虽然历史上说他和穆彰阿关系并不够密切。这个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对于自己成功路上提携的贵人,总是抱着感恩和感激之心的。虽然后来穆彰阿倒台的时候并没有连累到曾国藩,也只能说明曾国藩为人比较谨慎,至少他没有去站队,在他的官场敏锐力特别强。

曾国藩也不是完美人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虽然领导湘军打败了很多太平天国起义的人。可是曾国荃带领收下为人两个特点:

一,打赢一个城市,都会在城中抢夺一番,所以他部下的人都特别有钱。没拿下一座城市,他弟弟都会发一次财,在他们老季买地建屋。二,残酷好杀。

虽然曾国藩带领部队为人特点和他弟弟不同。但是曾国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和曾国藩的默认也分不开关系。

临死之前还为国家办了最后一件大事

就是输送有才华的人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曾国藩确实有独特的眼光和远见。虽然直到他晚年的时候还一直勤奋有余,一心为国为民。不过他也明白,大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了。毕竟一个朝廷的兴衰不可能只靠哪一个人。

曾国藩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

哪位历史人物的临终遗言最让你感到震撼?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

这几天听北京的朋友说,忽如其来了一场沙尘暴,偶然让我看到了焦裕禄临终时说的这句话,他的这句豪言壮语,确实让人犹然起敬,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不会知道治理沙尘暴有多难,天天和沙尘暴打交道有多苦。

说真没经历过说真作为一个南方人,在前些年去了一趟北京时,面对窗外忽然卷起的小风沙,都颇为激动,因为确实没见过铺天盖场面,当时同事笑我,说我小见多怪,不过说真对于沙尘暴,我记忆尤深的就是小时候一部电影“焦裕禄”,里面漫天的黄沙,吹到口干舌燥没口水喝的情形,让我一直不敢浪费用水,生怕自己那天城市就会碰上这事。不过后来才知道,我多虑了,随着近几年环境慢慢变好,北方的风沙虽然偶然出现,但是却比以前少了许多。

沙尘暴一直以来都是都是人类的一个心头大患,特别是中国千百年来都是一个农耕民族,对于耕种和土地有着万年的眷顾,可是沙尘暴一多起来,代表着这片土地将不适合人们居住,乡亲们要不就背井离乡出去发展,要不就是面对日益减少的耕地,无奈的听天由命。所以千万年来,人类都在和风沙做斗争,而近些年来随着对环境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沙漠化减少同时,沙尘暴的数量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治理风沙,不可能说是一步到位,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而要讲述新中国治理风沙,首先大家都会想起河南兰考,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期,拥有悠久历史的河南省兰考县,忽如起来的遭遇了一场面积广影响大的自然灾害。

当时兰考县共有百万亩地,遭受了风沙和洪水想结合的自然灾害。而此次灾害的持续时间很长,到了次年立春,依然风沙不断,并且导致了农民大哥们,有将近二十多万亩地出现了严重的破坏;而持续了一个夏天后,忽然爆发的洪水,影响了该地又三十多万亩庄稼被冲走了;并且因为耕地遇上了盐碱化,其中的十万多亩地庄稼干枯导致失收,结果是该年当地的粮食失收,导致了许多乡亲无奈走出家乡,到别处去寻找出路和安家。

此时如果再不对环境有所改善,那么兰考县不久将来,将成为一片沙漠,此时在最关键的时刻,焦裕禄来到了兰考。他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寒风刺骨的冬季。

可到了兰考的第二天,焦裕禄就不管户外有多冷,坚持每天按照规划到每一村每一户中区了解情况,并且首要的是到受灾害最重的地方去了解灾情,回到了县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思考如何的战胜灾害上来。

而根据他了解到,河南的兰考已经有数千年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立县,特别是在秦朝时期嬴政就来过此地,因为忽然昏雾四塞,导致同行的车不能行,秦始皇非常讨厌这里,就改名叫做“东昏”。到了宋朝时期,兰考因为接近开封,一度成为了重镇,可是后来以后因为黄河的泛滥,还有多次的改道,导致该地经常出现不同的自然灾害,而最严重的还是沙暴和洪涝。

所以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说这里有三害“内涝、风沙、盐碱“。可是数年年来,封建王朝到解放前,此地都没有任何人重视,同时对当地进行治理和改善。焦裕禄的到来,立刻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重,他要改变的是数千年来的积弊,同时需要得到乡亲们支持,一起对抗三害。

由于对于兰考情况还是一知半解,他就选派一百多人,和当地的老农还有先例的农业科技人员,组一只百多人的除“三害”小组。就这样他开始带这只小组,不为沙暴和洪涝,在风雨和沙丘还有激流中,最兰考的各地,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摸底工作。

人民经常会见到,在浑浊的黄河洪涝中,焦裕禄带着大家一路沿着洪水不断的追寻,他们不断的试图找出排涝的地方,有些地方因为已经是一片洪荒,他们只能是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在了泥巴里,到了当地后,大家都很惊讶,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可是他们也不多说,深入了解了情况以后,也不做过多的休息,喝了一杯水,就继续到下一个地区做考察。就这样他们一个点一个点的探访和安排工作。经过数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初步的掌握了洪涝、沙尘暴、盐碱化等灾害为何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规律是如何。

当时的兰考县共有一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就存在了八十四个大小风口、不完全统治还有一千六百座沙丘,面对这些数据,他经过了深入的思考,首先要先抓最困难的地方,生活最苦的村子,并且他们将经过摸查后,那些村子需要什么帮助,那些农民需要解决什么困难都记录了下来,将大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先着手进行治理。

而同时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焦裕禄身边都会带着一个小本本,一路走他会一路做记录,并且还和工作队将沿着洪涝地区调查研究出来的排涝图描绘出了,对兰考县内各做大小不一的的沙丘一一测量和定位,并且对兰考大地的河道、涵闸、堤坝,都弄得非常的仔细和清楚。

而这些的数据和资料,成为了后来治兰考“三害”最重要的基础。

可是摸清了情况,却依然没有一个很多好的治理方法,此时焦裕禄开始深入群众,他每天走在兰考各个农村中,田地里,学校旁,从群众学校那里了解道了如何治理盐碱、洪涝和沙丘的最合理的办法。经过多方的探讨,

焦裕禄在一次会议上给大家鼓励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真干。”此后焦裕禄提出了,要在三道五年内,将三害变成了三善,取得对水、沙、碱,“三害”斗争的胜利。

现在的兰考,已经是一个农业和旅游业相对发达的县城,更成为了“省级森林城市”和”全国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兰考现在洪涝已经消失不见,盐碱地也被许多菜棚随覆盖,过去的沙丘都已经成了绿洲,而这一切和焦裕禄的合理治理有很大关系。

那么焦裕禄是用什么方法治理的呢?

首先他们考虑将沙丘固定,给沙丘种植生长快、易成活的桐树牙,这样等于钉住了给沙丘。接着和群众一起,将盐碱地上刮了好几层,将挖出来的土,覆盖在原来的上面,这样一来盐碱变成了肥沃的土壤。并且还按着指引图将洪涝地区抗洪排捞。这样一来,用了不长的时间,沙暴渐渐的少了很多,而且洪涝出现的记录也大大降低,盐碱地更是变成了肥沃的土地。

可是由于数千年的积累,并不可能那么快就被消除,所以坚持不懈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兰考县的许多地区还需要合理的治理三害,所以即便稍有了改善他依然还是停下脚步,可是不久人民发现由于没日没夜的工作,焦裕禄经常会下意识的用左手按肝,痛着的时候,用一些东西来拿着忍着,而他就算是这个情况,也是坚持在第一线,和人民在一起思考怎么治理风沙和洪涝,后来人民见他越来严重,送去医院一检查时,才发现他当时已经肝病恶化了,

其实焦裕禄一早知道自己情况,他镇定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兰考人民为他写下“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挽联。兰考人民自此为了不辜负焦裕禄对他们的恩情和厚望。通过了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兰考摆脱了贫困,并且不断的在蓬勃发展。后来《焦裕禄》的报道,感动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开展了向焦裕禄学习的活动。

焦裕禄事迹让人感叹,希望大家都能像他那样,一心为公,一心为百姓,那么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一片富饶的乐土。

近代史桂军是公认最忠诚的部队?

你所谓的忠诚是指的什么?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地方军阀?让我们看看桂军、桂系在历史舞台的表现。

桂军,其前身为旧巡防队和广西新军(辖1混成协另2标),由广西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和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此为旧桂系。随着旧桂系军队不断膨胀,到省外找财源是唯一出路。旧桂系军队不断参与护国,护法,援粤,援湘等内战,结果败多胜少,越打实力越差,最终崩溃。陆荣廷倒台后,广西陷入本省小军阀混战状态。

此时,李宗仁、黄绍竑领导下初步形成了新桂系集团(以下简称桂系),并控制了广西最富裕的玉林容县一带七八个县,并加入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拿到了“国民革命”名分。他们会同梧州人李济深率领粤军第一军第一师攻占梧州这个广西出省门户,控制了广西经济命脉。李济深也成为新桂系的准核心人物。在占领梧州之后,新桂系控制了当时广西最大财源:对粤鸦片出口,并获得广东革命政府精锐部队支持。于是扫平省内土匪军阀,统一广西。

在李宗仁的主张下,广西军队于1926年3月24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所辖部队编组为九个旅二十一个团。

桂系在统一广西后,迅速以参加北伐。在第7军成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到进入湖南作战的命令。援助唐生智的名义向湖南进军,从而标志着桂系从地方军阀走向全国。军阀们为了权利和利益不断地争斗,打下武汉之后,两个国民政府分裂,北伐停止,桂系从中“调停”。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桂系和曾经的盟友翻脸,以“西征”名号消灭唐生智,占据武汉,将唐生智部队中广西籍军官,如李品仙,廖磊,叶琪等人陆续将其招入麾下,自此,桂系纵横中国二十余年的核心集团基本形成。

在基本控制了桂,湘,鄂三省之后,李宗仁坐镇武汉,而白崇禧以第四集团敌前总指挥名义,加入蒋介石的 “二次北伐”。当时北方冯玉祥与阎锡山都已经“参加革命”,所以白崇禧一路顺利。

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使曾经联合何应钦倒蒋的桂系在政治上处于下风。李宗仁不甘居于第二,便苦心经营广西和湖北,以作今后逐鹿的资本。

北伐战争胜利后的编遣会议,成为蒋桂战争爆发的主因之一。在这次编遣会议中,蒋介石不断扩大中央军,而却压缩新桂系,其中第7军被缩编为第15师,原军长夏威降任师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原以为依靠广西和湖北两地的驻军完全可以同中央军放手一搏,不料他所信任的部下却在南京方面的升官和金钱攻势下分裂了。以第15师副师长兼第43旅旅长李明瑞为首的一批军官突然阵前倒戈,使桂系还没有开打。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纷纷下野,李明瑞以继任第15师师长的身份拥护新桂系的另一位实力派将领——俞作柏掌握了广西政权。

好景不长,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的统治连半年都没倒,就被依然拥护李宗仁、黄绍竑的桂军将领所推翻,他们联合起来拥护李宗仁回广西驻政,就连曾经支持倒李的第57师师长杨腾辉也宣布拥李了。

中原大战的爆发,是各路反蒋实力派的联合作战。李宗仁命令第7军进攻湖南,试图与北面的阎锡山、冯玉祥联军会师武汉。不想北面作战不利,第7军入湘也遭到湘军和粤军的前后夹击,最后大败而归。中原大战因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李宗仁则苦撑广西,杨腾辉因“涉嫌”投靠南京而被李宗仁免职。

1931年初因“约法之争”,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再次引发宁粤对峙,两广军阀们走到了一起,成立孙科、汪精卫为首的“广州政府”。“广州政府”成立后,为了推翻蒋介石集团,不惜勾结日本。7月“广州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拜会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不惜以出卖东北利益来换取日本对“广州政府”反蒋的支持,其中胡汉民致信与日军方关系紧密的日本密友犬养毅,请求日军出兵东北牵制张学良的东北军,再有了中国内部争斗的确切消息后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制定了完整的对东北侵略计划。

1931年9月1日“广州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这次的反蒋除东北军外,多数地方军阀加入,其势力超过了中原大战。就在第二天,李宗仁致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李宗仁也密电天津执行部:请转告“阎、冯二公,务坚持两旬,即见事实”。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李宗仁还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9月7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何键原有三个师的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9月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据电通社报道:“十三日以来,两广军与蒋军已在衡阳以南约三十华里,发生前卫冲突。其后两军之间,有相当之激战,蒋军不利,溃如山崩,两广之主力,趋胜向衡阳城进攻,十四日攻下衡州城。”

由于权力之争引发的内战,在918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沦陷,而东北军10几万主力留在华北,又在在全国上下指责下,这场反蒋的内部战争不得不戛然而止。

918后,桂系不断加大与日本联系,聘请日军教练购买日本军火,更可耻的是,桂系向日本大量走私用于军工所需的稀有金属矿产,有力的支助了日本军工的发展,至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1936年6月1日,第二次宁粤对峙时,陈济棠与李宗仁在广州宣布独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在这期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勾结日本上蹿下跳,白崇禧在广州时极力怂恿陈济棠举兵,白对陈说:“湖南的何健一向同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必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承担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抽不出力量来阻击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白崇禧给广东将领打气时也说道:“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北上抗日”闹剧上演后,李宗仁、白崇禧其幕僚刘斐曾告诫二人:惟抓住抗日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桂系抓紧"抗日"的旗号不放,争取在舆论上陷中央军于不义。

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部队,准备武装解决两广。而粤桂两军则出动30万人马,飞机100多架,内河舰艇20多艘,抢先进攻湖南。何键和中央军一道防堵粤桂两军。粤桂两军暂停于湘南,不再前进。而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便暗中与蒋介石联络,随后发表通电,宣布归顺中央。蒋介石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一场桂系与粤系勾结日寇上演的“北上抗日”的闹剧草草收场。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已经启动后,李宗仁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当蒋介石电令各省增兵上海时,李宗仁依然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本想驻守不出广西的李宗仁,后因在南京开国防会议的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

抗战初期桂系只有170—176七个师,李宗仁,白崇禧发表的抗日宣言中提到广西已经完成了120万兵员的储备,为了能让桂系出兵北上抗日,谈判中蒋介石不得已答应给了桂系6个师并一个集团军的番号。1937年9月,李宗仁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前夕,李曾反复告诫其部属说:“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的。”他明确指出保存实力以防蒋。对于李宗仁这一要求,桂系上层无人不铭记于心。就连新晋的将领,也要明确告知。

在淞沪会战时,桂军暂只有2个军7个师。175师留守广西,其余六个师北上,并于10月初到达徐州集结,分赴连云港,日照各地接防税警总团等参加淞沪会战部队留下的阵地。随着淞沪会战中各部队伤亡惨重,10月12日桂系171师奉令以用火车输送调沪作战,于17曰到达南翔,接胡宗南军坚守的大场阵地,桂军其它部队陆续从山东和徐州一线分别开赴并到达淞沪战场。桂军投入淞沪会战的只有48军和第7军171师,有六个旅分别是508,511.510.517.520.526六个旅和513旅余部合计三个师略多的总兵力,总计不过3万余人。战斗仅三天时间遭遇了惨败,桂军士兵阵亡近五千人,受伤和失踪近4000人,战线全面崩溃,带动友军战线,导致大场镇被日军包围,局势更加严峻,胡宗南第一军紧急顶上去才稳定战线。由于桂军此战表现不佳,48军军长韦云淞被撤职,桂军撤离休整。在淞沪会战中桂军171师511旅旅长秦霖、510旅少将旅长庞汉祯阵亡,而最先进入战场的171师513旅旅长高仰如因临阵脱逃被枪决。桂军伤亡9000余人后成建制撤离。(桂军抗日述评第55页)

170师及172师于11月中旬奉令开无锡作战,由火车输送至浦口时,奉派一七〇师一一〇三八团由汽车输送至浙杭方面,归刘总司令建绪指挥,其余赴吴兴、南浔布防,掩护上海友军,与敌血战旬余,522旅长夏国璋、1043团长韦健森殉国,官兵伤亡过半。171师于10月24日奉命转进嘉定一带,11月12日复奉令自嘉定转进常熟,在三里桥及常熟掩护友军撤退,先后抢占升山,鏖战李家巷清点兵员,激战十日完成任务奉命撤离,后清点第七军的170、172师,每师仅余两个团,将士伤亡逾半(一万余人)。

在南京保卫战时,白崇禧以桂军不擅长城市防御战为由,让途径南京的桂军绕城而过,隔岸观火、坐壁观望友军失败,并对溃逃出城的友军大肆洗劫物资枪弹。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企图沿津浦线对进,南北夹击,会攻徐州,以便沟通南北战场,进而击破陇海路军防线,夺取郑州,武汉等地。国民党以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中国军队同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桂军参战部队为第7军、第48军和第31军。其中以台儿庄为核心主阵地,重要三大外围战斗分别是是淮河阻击战,临沂保卫战和藤县保卫战。淮河阻击战拉开了徐州会战的序幕,李宗仁、白崇禧将坚守台儿庄的任务交给了西北军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将藤县阻击战的艰巨任务交给川军第22集团军,临沂阻击战的交给西北军出身的庞炳勋第3军团,增援部队是同属西北军的张自忠第59军。桂军第31军部署在池河、淮河一线,一部在津浦路南段的刘府附近,主力在丹阳、红心铺附近占领阵地,另一部进出张八岭、明光一带实施游击,其中明光已经到了安徽省东北部的寿县境内。

淮河阻击战二月初打响,桂军让开正面,于学忠的东北军51军迎头顶上,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东北军一个军对战配属了重炮联队的13师团三万余人,足足顶了半个月,付出6000人的牺牲歼灭日军3000,而桂军与南京保卫战一样,面对尸山血海拼刺刀的东北军,桂军等同看戏,隔岸观火。第7军于2月16日在第59军增援东北军51军的淮河战役时发起进攻的后才进入主要战场,第48军则在2月17日张自忠驰援攻克曹老集之后,才开始协同协同第31军绕道侧背攻击日军,取得了歼敌一百的“重大战果”。(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修订版)》P575)在整个台儿庄作战中,桂军第7军、第31军、第48军这三个军不仅没有参与台儿庄三大核心阵地的守卫,连外围阻击战也是在比较次要的方向 。不仅没有遭遇和发生像淮河阻击战,藤县保卫战,临沂保卫战那样的硬仗和恶战,更没有像东北军,西北军那样主动迎击,出击,采取的是骚扰,游击,遇到日军主力后立刻放弃蚌埠,凤阳,美其名曰侧击,由南向北进攻的日军13师团遭遇东北军和西北军正面阻击后,西北军张自忠部奉命驰援临沂,进入了新的绞肉战场,东北军51军也奉命增援台儿庄战场,再次以血肉之躯阻敌南下,而此时的桂系31军则接防东北军阵地,继续和停止北上的13师团隔河对峙……而台儿庄战役后国民政府共颁发的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被授勋者无一人出自桂军。显然,将台儿庄战役贴上“桂系”标签,是不符合史实的。

徐州会战后,桂军撤至安徽的大别山内,意将安徽作为第二个广西。1939年夏,桂系在大别山的政权相对稳定,在此情况下,桂系部队的腐化之风迅速发展。军官们除了想法捞钱外,就是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逼迫当地女人结婚或讨小老婆。当时176师有一个团,家属特别之多,可以编成一个旅,气得廖磊电召该团团长莫敌到立煌予以责骂。廖对他说:“莫团长,你升旅长了!”而桂系军官蹂躏安徽妇女的事件,到李品仙统治安徽时期更加严重。因此,不少人纷纷议论说:“广西人来安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说广西人好。”

更可耻的是,桂军还与日军达成秘密协议: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它日用工业品。第七军副军长漆道认为条件内容虽符合“防共”的方针,但怕落下汉奸的口实,因而他虽完全同意双方照协约施行,但并没签字,但实际上却同日伪达成了“防共”协议。有一次桂军的1052团入侵新四军驻地当被击溃。那些逃经淮南路北端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

1942年12月18日高炮部队“误击”日本陆军冢田攻大将的座机,而引来日军强烈的报复。1943年元旦一个联队4000日军面对近10万桂军,逼近当时安徽省会立煌城郊,元月2日下午,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冲进立煌,日军在从古碑冲轰1老城25里长的道路两旁四处放火。大火延烧至4日下午,“将25里长街,付之一炬,火光触天,哀鸿遍野,未及逃出的黎民百姓,尽遭杀害”。由于日军兵少怕被中国军队合围,日军于1月4日撤离立煌县城。据事后安徽省临时参议会报告:““敌骑所经纵线约达七八百里之遥,沿途烧杀淫掠惨绝人寰,就大别山内围公务员工学生民众等被惨杀约千余人,房舍被毁者约万余栋”;金家寨一带被打死打伤的有100多人。同时,有很多妇女被强奸,20多名女中学生被奸污后,含愤自杀于留利坪。日军还将安徽省企业公司的日用百货和21集团军总部的军用物资抢走,运不完地烧掉。这就是鲜为人知的“立煌惨案”,给当时的安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伤害。

武汉会战时,此战李宗仁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指挥桂军第48、第84军和西北军对抗第六师团,白崇禧甚至想全歼日军第6师团,结果却被日军打败,桂系84军伤亡惨重,战线再次崩溃,桂系尽力但是并不出彩。

桂南会战:这是在桂系的老家作战,但桂系留守广西的都是一些二流部队,又不愿中央军进入广西作战,最终南宁只守了一天就被日军占领。守军桂系第46军新19师师长黄固竟然扔下部队自己逃了,战后黄固仅仅是被撤职而已。至于这次会战中的昆仑关大捷,是中央军第5军的战绩。同时负责在昆仑关外围阻援的桂系170师和175师表现拙劣,都没有守住阵地。蒋介石唯一一次广西之行,下榻于柳州羊角山,在住处附近有汉奸用镜子引导日军空军,当晚日军飞机轰炸羊角山蒋之住处。25日在蒋主持检讨会议结束时,蒋宣布: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枣宜会战:此前蒋介石曾经下过命令,将汤部作为五战区总预备队使用。李宗仁已经判断出岗村宁次的大概意图,却把31集团军摆在第一线,反而选择最弱的川军22集作为总预备队,开战之后,来自一战区的增援孙连仲2集团军不能及时赶到,汤部只有撤往山区一途,在日军围剿之下,势必元气大伤。李宗仁出桂的时候,带了11、21两个集团军,桂军84军不战而退,31军更是干脆逃回了广西。21集团军则躲进大别山,与日军很默契地“互不侵犯,共同反共”,反而与新四军闹摩擦却是很积极。

豫湘桂战役:负责守卫桂林的桂系31军和46军,尽管是在自己的家乡作战,但依然看不到什么出色的表现,桂林只坚守了三天就被日军攻破,第16集团军韦云淞也是望风而逃,让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柳州。战后韦云淞也只是撤职了事。

在1944年的桂林战役开启之前,白崇禧等人即无意固守桂林。据桂系第31军副军长冯璜回忆:“白崇禧、夏威先把四十六军调出桂林,接着又把一八八师拉出来,无非是保存实力及照顾姻亲(一七五师长甘成城,一八八师长海竞强,和夏、白两人是亲戚)的结果。”桂林最后剩下守军仅2.5万人。白崇禧虽将主力撤出桂林,但依旧对外声称桂林能坚守三个月。被白委以守卫桂林重任的韦云淞,同样没有斗志,一度想让位给贺维珍。据载:“城防司令韦云淞、军长贺维珍、师长许高阳等,领得全军三个月薪饷及主副食后,90%送回家里,仅携带10%的经费入城。”“城防经费被克扣绝大部分,全部副防御无铁丝网,仅用木材钉成木栅,无照明设备,阵前仅敷设少量地雷。”日军自1944年10月28日启动对桂林的攻势,桂林保卫战以日军11月8日正式攻城,守军9日开始逃跑,10日失陷为结局。131师师长阚维雍因城防司令韦云淞决定牺牲131师,命其在前方与敌死战,以掩护城防司令部及韦的其余亲信部队突围撤退,“这个决策,韦云淞不告诉阚师长,但却有人告诉了阚,阚知后气愤不过,以致自杀。”据日军战报统计,“攻占桂林的战果亦属惊人”,截至11日,“我方收集的尸体:5665;俘虏:13151;缴获:各种大炮160、各种枪支3200、机车5、货车35、炮弹3万余发、子弹1百余万发;飞机部件多件及其他大量武器、粮秣。”据军委会方面之估计,即令被围,孤城之抵抗可支持两月。孰料仅过了两天,桂林就沦陷敌手。王世杰自军令部获悉内幕,感叹道:“桂林、柳州我军未坚守而败。敌军称已占据桂林及柳州。军纪之散劣令人寒悚。”对于此役,日军战史的总结是:“抵抗之微弱,令人感到意外”。指挥日军的冈村宁次对攻占桂林的描述也是“无论怎么说未受敌军多大抵抗,就攻占了桂林,继而攻占柳州,并乘敌军动摇之机,以”旭“的精锐师团(第三、第十三师团)进行果断进攻,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军需品,特别是美式武器。”桂系抵抗之无力。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是桂系经营多年的地盘,面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虽然造成了中野不小的损失,但却让中野实现了在大别山站住脚的战略目标,从而导致国军的整体防线从黄河流域一下退到长江流域。

1949年从东北入关的第四野战军大举南下,在青树坪桂系4个师围攻四野孤军冒进的146师,硬是吃不掉,结果四野主力赶来,只好赶紧撤围。而在衡宝战役中,又是几个师围攻孤军深入的135师,桂系几个主力师全力围攻了几天都解决不了,反而被四野抓住战机来了个反包围。在急袭博白时,歼灭第3兵团部,包括号称“钢七军”的桂系第7军,俘虏敌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和第7军军长李本一。至12月14日结束,广西战役历时39天,歼灭桂军17万余人。

请问桂系、桂军到底忠诚于谁?几次内战桂系、桂军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参与者,至民众于战火之中,忠诚于谁?9.18前至全面抗战前,勾结日寇出卖国家利益忠诚于谁?面对解放大军压境,在历史关键的选择上,桂系、桂军螳臂当车、负隅顽抗,又是忠诚于谁?

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有无数八桂子弟血洒疆场,但桂系主要将领的拙劣表现,让烈士们蒙羞,李宗仁、白崇禧、李品仙、韦云淞等高级将领,保存实力避战畏战,至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实属历史罪人。桂军的不过是桂系几个实力人物的工具。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吗?

洋务运动失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至于彻不彻底,失败肯定是彻底的失败,虽然如此,但历史功绩还是不可抹杀的,让我们一起走进近代历史,回顾下洋务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又是怎样走向失败。

1861年,清政府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此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开始。

洋务运动的改革者阵营非常豪华,中央的满清贵族到地方最高长官,都是近代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中央代表是和硕恭亲王奕䜣,他可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饱受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苦的咸丰帝,在忧虑中病死在热河。奕䜣联手慈禧太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祺祥政变,也称作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同一个事件分别以年号、年份、地名命名,就出来了三个名。

北京政变罢黜了八位顾命大臣,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也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洋务派的地方代表们可谓群星璀璨,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刘坤一……这些人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得到清政府倚重的汉族地主官僚,地方实力派。他们在战争中见识到了西洋火器的威力,纷纷上书清廷学习西法,进行改革。1859年,李鸿章在上海看到华尔洋枪队使用火炮发出的威力时,震惊的目瞪口呆,上书清廷称“真乃神器也”。

大张旗鼓的洋务运动主要从四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是以“自强”为旗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此外,规模较大的有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北枪炮厂(1890)。

二是以“求富”为旗号,创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是“上海轮船招商局”。此外还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

三是军事改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设置新式海军和改革陆军。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陆军按西法操练,配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建有练军等。

四是文教上,创办了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等。

洋务运动的成效还是可圈可点的,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第一和起点:中国工业、军事、海军、教育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迈入工业文明的起点。也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我们能够在战场上打败法国就是明证。客观上还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号称亚洲第一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两个国家的交战,不若说是两场改革的大较量。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两场改革较量。

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了7年。两场改革都是向西方学习,都学习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不同的是,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单纯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没有改变落后的政治制度。相反,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学习了西方。

可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变性手术”,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性质,由封建制度变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甲午中日战争更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最终,落后的封建制度败给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综上,尽管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但这场单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就像李鸿章所说的那样,破房子内部装修的再豪华,也无力扶清王朝大厦之将倾了,最终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

原创 作册佐郎

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

1915年,袁世凯准备更改国体、行使帝制的时候, 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篇讽刺洪宪皇帝的漫画——《走狗图》。

坐在正中间的袁世凯头戴冕旒、身披滚龙袍,垂拱而坐; 袁世凯的周围是四条狗,画的是改变国体、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四大将—— 杨度、胡瑛、严复、孙毓筠。

第二年,袁世凯病逝,杨度的君主立宪的理想,也梦断京城。

杨度为自己写下了挽联: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这一生,拥护过君主立宪、也赞成过共和, 二者皆不通之后,走向了最后的道路——革命。

1892年,杨度18岁,他走向了人生的第一个起点——科举。

他从小就学习很好,据说能够过目不忘, 所以这次他考的不错,一举就拿下了秀才, 这时候的他,应该是豪情满怀,壮志冲天, 准备沿着这条路一路向前,举人、进士、翰林,大学士, 这些都不是问题。

他想的没错,第二年就中了举人, 但也就此打住了,连着两年考进士,全部落榜。 他的心情,应该就像我们高考落榜一样,感觉天都塌了。 在一次会试期间,他认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人: 袁世凯、徐世昌、梁启超。

这时候恰逢“公车上书”,他也感觉很新鲜, 就凑热闹参加了,当了一回吃瓜群众。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

“公车上书”参与过了,那跟以后的人生道路也没啥关系, 回到家中,以后怎么办呢?还是得考试啊。 于是就师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 学一门大学问——帝王之学。

不是自己要做皇帝,而是帮别人当皇帝。

了不得、了不得, 他在王老师家里苦心研读了3年,学问大有长进, 有了这么一个继承人,王老师也很欣慰, 师徒二人都开心的不得了。 杨度曾经说:“我这点学问当不起帝王的老师, 但是如果真的有王者出现, 来我这里请教,那我也只能献丑了”。

事实上,这时的杨度还是太嫩了,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只会点权谋小道,怎么能当帝王师呢?

要说人才就是人才,杨度自己就明白这个问题了。 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去日本留学, 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有个同学叫黄兴。 1904年,转入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研究各国宪政, 有个同学叫汪精卫。

在日本,杨度遇见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并给他介绍了一个革命的合伙人——黄兴。 “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

他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路, 他认为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流血牺牲无数的人, 才能换来几个家族的荣华富贵; 如果能够用法律、制度来引领秩序,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承认满清的正统也没什么, 因为那时的皇帝就是个吉祥物,没什么危害了。

到最后,谁都没有说服谁,只得约定: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 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很多人认为,杨度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要的不过是荣华富贵。 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真学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作出《湖南少年歌》的杨度, 学业有成之后并没有留在日本、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而是义无反顾的回来报效祖国,出去就是为了回来。

他回来很是干了几件大事:

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 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预备立宪;

1907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月刊, 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谈宪政“; 他发表了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 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

1907年冬,任湖南宪政工会会长, 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有了这份履历,找份好工作想必是不难的。 1908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举荐杨度, 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 朝廷就派他去颐和园想皇亲贵族说说, 立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朝廷也要搞”法治“了嘛, 所以为了给这个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知识, 杨度就在颐和园开设了宪法讲座。

这时候了还讲法律? 人民群众要给他们讲讲枪杆子怎么用了。 1911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满清的半壁江山沦陷。 在”皇族内阁“中担任统计局长的杨度, 千里迢迢跑到了河南项城, 找到他的真命天子——袁世凯,并为他出谋划策。

杨度认为,天下大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支撑大局; 而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实力。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杨度没有被虚幻的理想所左右, 而是认清楚实力才能决定中国的走向。

满清亡了,民国成立了。 无数仁人志士奋斗三百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万事大吉了吗?并没有。 满清没有了,皇帝也没有了,民主了嘛!

然而政府的权威也没有了,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又怎么样,心情好了叫你一声大哥, 心情不好了,说一声”我还有事回南京“,你能怎么样? 旧的秩序没有了,新的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状态。

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一筹莫展。 那年陕西大旱, 袁大总统想从南方运一船麦子过去救灾, 可就是派不动船,因为没好处,不去。 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都到了这步田地, 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有多涣散。

这种局面下,杨度向袁世凯呈送《君宪救国论》,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 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 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君主立宪。 袁世凯心动了,有个人野心的蠢动、也有时势使然。

洪宪帝制,就匆匆上马。 但是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 历史就是历史,回不去了。 袁世凯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 他梦想着成为唐太宗、明成祖那样扬威海外的帝王, 可是他终究失败了。

众人纷纷远离了洪宪,踹吧、骂吧、扔臭鸡蛋吧, 从前拥护袁世凯的人们,现在爱国爱的理直气壮。 仅仅83天,就一败涂地。 不是败给了蔡锷的护国军,而是败给了时势、人心。

皇帝终于没有了,真的是”群雄逐鹿“了, 你还想当皇帝、断大家伙的前程? 弄不死你。 杨度求了一辈子的君主立宪,最终却败给了君主立宪。

他不是圣人,他只是认定了这条路适合当时的中国, 最终却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信仰。

此时的杨度,内心是挣扎的、也是痛苦的。 他的挣扎时那是时代所有人的挣扎, 他的痛苦也是那个时代的痛苦。

史书中历来讲究成王败寇, “失败”二字,足以抹杀之前所有的成就。

任何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不断地证明对与错,才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君主立宪破产了, 好在,革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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