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庚子之乱中义和团的首领究竟是谁

蒋介石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庚子之乱中义和团的首领究竟是谁？

义和团属于一个鱼龙混杂、群龙无首的组织，它并没有像明末农民起义一样形成高迎祥这样的天下“共主”，且在“扶清灭洋”的道路上没有形成联系与合作，不存在共同的首领。而在各个地方团体组织中，比较大的团体首领有如阎书勤、赵三多、朱红灯、林黑儿、王立言、倪赞清、曹福田、张德成、刘呈祥、景廷宾、李长冰、于水清、周老昆、心诚和尚等。所谓的庚子之乱就是清廷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玩过了头，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八国联军一路杀向京师，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所以这里说的义和团领袖，应当从义和团的发展历程来研究，而非单纯的庚子年大乱。

义和团的形成与组织架构“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庚子记事》

确切的说，义和团是晚清一种民间习武组织或社团发展而来的结果，并以习武之人自强的秉性，结合外国侵略者造成的民族矛盾激化，进而吸收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入伙，形成一个目标相同，而组织松散的团体。故而学界对于义和团的起源产生诸多争论，有起源于白莲教、大刀会、斧头帮等说法。就成员来看，上至王公贵族、清廷官军，下至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小贩都有参与，甚至还形成了寡妇组织“红灯照”、“蓝灯照”，以及红楼女子组成的“花灯照”。

义和团在初期面临着洋人与清政府两大敌人，与洋人主要是民族矛盾和切身利益，这在各地爆发的教案中表现尤为明显。洋人在各地建设教堂以便传教，这就侵占了农民的土地，并挑战了国人的文化信仰，各地人民在烧砸教堂时又被洋人杀害。清政府为了缓和外交压力，又帮助洋人镇压涉事群众，贫苦大众还要承担烧砸教堂之后的赔款。这就促成义和团初期的口号“抗清灭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东冠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在此之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

随着各地义和拳的组织名声大起，山东、直隶各地方组织纷纷效仿，这就引起清廷的极大重视。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提出义和拳属于民间团体，且各地不同性质民间组织效仿设坛，所以将这些组织统称“义和团”。清廷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为剿抚并用，将义和团分为官团、私团、假团三类。官团为接受清廷招抚的团体组织，清廷派官员管理，由清廷发放粮饷，听从清政府调派；私团为民间未接受清廷招抚的坛口，同时他们不与清廷作对，只将矛头对准洋人；假团是明确不服从清廷招抚的，并对清廷构成威胁的坛口，或者假冒团民进行扰乱社会治安活动的，据载“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者”就被定义为假团。

“英吉利、美利坚，代代洋人犯海边。自从义和铺团后，洋鬼子见着心胆寒。大法国心胆寒，俄罗斯也悄然。法国快撤山东地，小日本就得离台湾”——《义和团揭贴》

上述坛口就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这种组织架构正如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天地会，下设堂口，堂主归舵主掌管。义和团基层单位是各地的分坛，分坛由“大师兄”掌管；分坛在天津共奉总坛，总坛没有实质性的领导人，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驻津办事处”；义和团先后在全国形成八个区域性组织团体，以八卦方位取名为八门，如“乾字门”、“巽字门”等。门的组织结构与总坛类似，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唯一不同的是各门虽无统一领导，但团民皆有统一标识，如“乾字门”团民头上包着黄布，“坎字门”团民头上包着红布，此两门势力最大，方圆百里如果需要联合战斗的则通过标识判断谁是自己人。所以说义和团是非常松散的民间团体之总称，并不是一个具有核心领导人的组织，他们即使需聚会议事，也是通过“揭贴”传约，实际上每个坛口的大师兄就是领袖。（天津总坛旧址）

有学者统计，义和团鼎盛时期，光天津一地就有坛口220个，其中属乾字门72个、坎字门39个、震字门4个、离字门2个、坤字门1个、不明卦别的102个。人怕出名猪怕壮，各坛口虽各自活动，但规模大小不一，如天津乾字门里的曹福田就是大坛首，自家坛口做大后，还受各坛口邀请训练武艺，其中就包括“红灯照”。山东的张德成发展壮大后，入津设立“天下第一坛”，首坛5000余众，继而再设立数坛10余处，麾下2万余团民，成为坎字门一哥。而要论义和团最早的活动领袖，当属赵三多，他在邢台设立梅花拳武馆，招收徒弟2000余人，后在教案问题上受阎书勤邀请，带领弟子攻打梨园屯教堂，是为义和团武装斗争的标志。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迎合了各地群众抗击洋人的现实需求，进而形成3000余人的团体，更名义和拳，树立“助清灭洋”的大旗。

主要坛口领袖的结局

义和团的发展经历了清廷的镇压、招抚、再镇压，所以每个坛口领袖的结局都是不同的，前文所述的知名领袖中，有些人是没有经历庚子之变的：

朱红灯

朱红灯也是从教地冲突中挺身而出的领袖，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逃荒至山东长清县大李庄，随着赵三多等人的壮举传来，他便拜师学拳，加入当地拳馆，出师后在五里庄开设拳场，广收徒众，势力迅速发展。随即便展开行动攻打教堂，提出了“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一呼百应，势力进一步壮大，后随势更名义和团。此后朱红灯率领部下一直进行着反洋教活动，至光绪二十五年底，与心诚和尚等坛口领袖决定分兵四出，于茌平反教灭洋。随后朱红灯南下长清，心诚和尚前往博平一带。清军得知消息后很快前往抓捕，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皆被清军游击马金叙捕获，解送往济南府，山东巡抚毓贤受命回京处理洋人事务，于12月24日离任前一天，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领袖处决。

朱红灯有位部下名叫王立言，朱红灯等人被捕处决后，王立言坐上该势力的头把交椅，并继续带领部下进行反洋教斗争。与此同时还吸引接纳了茌平一带坛口领袖徐大香、董燕榜，将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底，率团两次攻打禹城韩庄教堂不克，回高唐涸河安营扎寨，受清军围剿溃败，王立言也被俘虏，同样押往济南处决。

阎书勤

阎书勤出道的时候与高元祥等十八人共称“十八魁”，以十八人为骨干，组织民众形成“护汉庙反洋教”的武装团体。但由于实力不济，受到清政府的镇压，最终请来赵三多拜师学艺，练习梅花拳，吸引拳民三千多人，改拳为团。后与王玉振等首领攻打梨园屯教堂，声名鹊起。东昌府知府洪用舟亲率马步府勇，冠县知县程方德率勇队，副将方致祥带领前营队，千总闵文章带领先锋中路马队镇压阎书勤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阎书勤部被围，又因叛徒出卖，阎书勤被清军活捉，押往临清后处决。

赵三多

赵三多是阎书勤起家的后盾，也随着阎书勤参与了护庙行动，在阎书勤兵败被俘后，他率余众突围至临清，隐姓埋名潜逃回老家。当山东大部分义和团向直隶发展时，赵三多选择留在山东继续起义。至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赵三多被袁世凯围困于威县，经历第二次发展的赵三多本已聚众万余，在这次清军围剿中再次所剩无几，他率领残余突围后才决定进入直隶。他在广宗县参加了景廷宾起义，于1902年起义失败后被捕，关押在南宫县监狱，绝食而亡。

说到景廷宾，他是梅花拳宗师级别人物，并且是武举出身，因反对教案赔款和庚子摊派，组织群众武装起义。他介于义和团与农民起义之间，但成就要比义和团大，最鼎盛时期拥有十六万起义军，势力范围横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二十四县。赵三多加入之后，景廷宾将“官逼民反”的口号改为“扫清灭洋”。袁世凯主剿期间，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都曾亲自参与，最终将景廷宾抓获，并凌迟处死。景廷宾起义是在庚子事变以后，所以他也未参与到庚子大乱中。

毓贤调离山东以后，袁世凯总理山东事务，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就是全面镇压，也由此将义和团“赶”到直隶地区。清廷在镇压过程中，练军分统杨福同被团民打死，涿州城也被义和团占领，义和团势力发展之快，清廷防不胜防。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列强介入，先是使馆卫队400人进京，后又有统帅西摩尔的2000士兵进京，清政府由此感受到洋人对主权的威胁。随着董福祥的甘军杀死日本书记官杉山杉、神机营章京恩海射杀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政府与洋人的矛盾激化，促成清廷对八国宣战，掀起庚子事变。清政府与义和团在民族立场上站在一起，形成抵抗外辱的“统一战线”，诸多义和团领袖也在庚子事变中载入史册。

红灯照领袖林黑儿“正当义和团抵挡不住的时候，增援了一支两千余人穿红衣女子，用手中的冷兵器对联军进行攻击。”——《撕裂北京那一年》

林黑儿算是受张德成影响，天津总坛设立后，她便在天津候家后南运河船上设坛，她的坛口只接纳青年妇女，取名“红灯照”，自称“黄莲圣母大师姐”，喊起了“红斗篷、红灯照，先拿洋鬼子，后拿天主教”的口号。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林黑儿带领部下配合张德成部与洋人作战。后来清政府倒打一耙，与洋人一起夹击义和团，林黑儿躲在一艘小船上被发现，随即被洋人抓住关进总督衙门。《庚子纪事》中说林黑儿在天津沦陷后就被处决，但也有传言说她被洋人关进铁笼里供人赏玩，后被带回西方制作成了人体标本。

张德成“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拳变馀闻》

作为天津总坛的创始人，张德成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巅峰时期发展团众2万余人，他也是庚子年接受清廷指挥的官团之一。在天津保卫战中，他领着团民牵着牛，帮助清军排雷，并以牛做先锋向联军阵地冲锋。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张德成一路退至王家口镇，并决定筹集钱粮后动身转移。据义和团成员回忆录记载，张德成在张家口筹集钱粮数目惊人，并在启程转移时威风凛凛，坐着轿子招摇过市。王家口当地的粮商贩子刘义鹤见了眼红，于是纠集了工枪会成员埋伏抢劫，张德成离开走水路离开王家口，至湍急处，刘义鹤等人突然从芦苇荡中跳上船，一枪命中张德成，随后乱刀砍杀，把张德成扔进河中。而另一种记载见于《拳变馀闻》，张德成在王家口镇作威作福，因不满此地村民的接待，故而惹了众怒，趁机抓了张德成，张德成扣头乞命未成，被村民砍死。

倪赞清

倪赞清与土生土长的义和团领袖不同，他是彻彻底底的大清光绪十一年（1885）武举人，次年中了武进士，选充蓝翎侍卫。他又是地主家庭出身，因为变卖家产支持义和团而有了团民基础，加上清廷对于官团的现实需求，他就成为东安县、武清县“坤字门”团总。在庚子事变中，他发布“揭贴”给京津铁路沿线团民，组织破坏铁路设施，并带领两县团民于落垡镇火车站阻击联军，联军被迫退入杨村镇后，他再与清军联合突击，将联军赶至天津西站。这一过程中，杀死联军62名，至伤332名，即著名的廊坊大捷。而后来八国联军入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倪赞清被抓捕，于1901年初斩于北京菜市口。

曹福田

曹福田属于直隶土著义和团领袖，所以也是天津总坛创始人之一，天津保卫战时，他率部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展开拉锯战。他先是配合清军打死打伤俄军五百余，又辗转至廊坊一带截击败阵的西摩尔一部。进入天津后与别部义和团联合发出文告，约攻租界，又与马玉昆的武卫左军联合攻进车站。7月13日，张德成将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代迎入天津，替下了马玉昆，而这个宋庆代认为义和团是乌合之众，于是开始围杀义和团，林黑儿就是遭此劫难。天津失陷后，曹福田被打散撤离天津，由于他有吸食鸦片的爱好，次年前往天津鸦片馆时身份暴露，引起官府追捕，5月在静海被捕后处斩。

总体上讲，义和团运动并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它固然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以宗教迷信，刀枪不入的神功欺骗无知群众入伙，沦为列强枪炮之下的冤魂。它在抵抗侵略上，并没有真正杀伤侵略者，八国联军战死者几乎皆为清廷正规军所为，义和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充当了苦力与炮灰的角色。而他们打砸教堂，杀害教众多为华人教徒、清廷买办官员。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是以剿为主，至于庚子年的合作，无非是利益需求，在《辛丑条约》结束庚子事变以后，义和团残余领袖几乎都沦为满清的替罪羊，如周老昆、郭逢春之类继续抵抗洋人的领袖皆被满清朝廷诱捕杀害。

参考资料：《庚子纪事》、《拳变馀闻》

为什么会被自己的情报部长刺杀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朴正熙被暗杀，摆明了是一场政治暗杀。

朴正熙是韩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独裁者，一手发展了韩国的经济。

在朴正熙统治的18年间，通过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韩国每年保持9.2%的经济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503美元。今天著名的现代、三星、LG等韩国企业，正是从朴正熙时代开始成长；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京釜高速公路、第一条地铁——汉城地铁都是朴正熙执政时期完工，他可谓是韩国现代化之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其所创造的经济成就被称为“汉江奇迹”。

然而，朴正熙是死硬的军政府独裁者，对民主改革持坚决反对镇压的态度。

所以，七十年代末期，韩国经济有不小的提高，但政治上同日占时期区别不大，人民大多不满。

即便如此，这次暗杀也是很意外的！

刺客金载圭是朴正熙的心腹，曾经担任过建设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务，中将军衔。

当时媒体认为朴正熙身边有4大心腹，分别是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郑升和、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秘书长金桂元、中央警卫室总统卫队长车智澈。

这四大心腹掌控的四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支撑着朴正熙的统治。

然而，1979年10月26日，在汉城钟路区宫井洞中央情报部官邸中，金载圭突然枪杀了朴正熙。

一同被杀的，还有中央警卫室总统卫队长车智澈。

金载圭随后被捕！

1980年1月28日，陆军高等戒严军法会议上以“内乱目的杀人罪及内乱未遂罪”判处死刑，并于5月24日在汉城拘留所执行绞刑。

死前，金载圭自称是为了民主才刺杀朴正熙。

金载圭在一审的最后辩论如下：

“10月26日革命我的目的有五种。第一个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恢复，第二个是阻止这个国家的国民们更多的牺牲。另外，防止在我们国家的第三次赤化。第四是盟友——韩国和美国的关系到了建国以来最坏的状态，因此要完全恢复深厚的关系，国防、外交、经济比之前要积极合作，共同谋求国家利益。最后，共和国作为独裁国家，我们拥有不好形象。这洗刷这个国家的国民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上不好的形象，恢复名誉。这五种是我革命的目的。”

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金载圭本来就是军政府的打手，是独裁制度的推手，之前从没见到他支持过民主。

一般认为，这是金载圭的胡说八道，朝自己脸上贴金。

韩国人一般认为，这是金载圭被朴正熙贬斥以后的报复。

金载圭此人能力是有的，但气量狭小长期同车智澈争权，不顾大局。

而朴正熙则认为车更为可靠，对金载圭的所作所为很反感。

金载圭逐步失宠，甚至被朴正熙严厉批评指责，久而久之产生了愤怒心里。

刺杀当时，据说车智澈当着朴正熙的面，大骂金载圭处理政务不利。后者忍无可忍，掏枪将他枪杀，又顺道杀死了朴正熙。

所以，金载圭犯下的罪行是偶发性的，并没有预谋。

但是，我们看看过程就觉得不是这样。

7点左右，金载圭借故离席，来到二楼的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一支西德造的PPK手枪，这支手枪可以连续发射七颗子弹。他掂了掂手枪，把它插进了裤袋。回到酒席之前，他对门口外自己的亲信卫兵说，“一会儿屋里枪响，你们就把外面的总统卫兵全都干掉。”

回到酒席之上，金载圭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吃吃喝喝，刚才的不快似乎一扫而光。但正当大家酒酣脑热之际，他突然拔枪而起，对准车智澈，同时朝着朴正熙说，“阁下，您带着这样的废物能把政治搞好吗？”

话音刚落，枪声响起。由于车智澈的闪躲，子弹没有击中他的要害，但把他的手腕打穿了。他急忙往外逃跑。朴正熙刚要发作，金载圭枪口转向，朝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枪。朴正熙没有任何躲闪，应声倒地。

此时，门外的总统卫兵也全被干掉。

金载圭又追上逃窜的车智澈，对着他的胸口连发两枪。这一次，车智澈没能躲过，身子一软倒在了血泊中。解决掉车智澈后，金载圭返回餐厅，看到朴正熙尚未断气，他一不做二不休，对着朴正熙的脑袋又补了一枪。

显然，金载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杀掉车智澈。在车受轻伤逃走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追赶，而是先直接杀掉了朴正熙。

一般认为，朴正熙就是主要目标，车智澈不过是顺带报仇的对象而已。

肯定是有人在幕后买通了金载圭，让他杀掉朴正熙。

但幕后黑手是谁，这么多年没有明确的说法。

金载圭本来就位高权重，能够收买他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小角色。

一种说法是，美国对朴正熙的独裁不满，暗中鼓励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郑升和、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秘书长金桂元联手将他干掉。

事后，这些人牺牲了金载圭，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

民国时期的辽宁黑山匪首老二哥是怎么伏法的？

“老二哥”是“黑山双寇”之一，另一个则是与之齐名的“草上飞”，他自始至终都是纯粹的土匪，曾经冒充抗日救国义勇军在白厂门东一带劫掠，后来更是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日本投降后继续做回土匪为非作歹，被剿匪军击溃后假装贫农到农会刺探军情，结果被人揭发被捕，于1952年伏法。

“老二哥”的土匪之路

“老二哥”大名叫李魁武（1911-1952），字正义，黑山著名匪首。他祖籍就在黑山西北的三台屯。“老二哥”之所以从匪，主要受其父亲影响所致，他的父亲表面是农民，却因供养家中三个儿子背地里与当地胡子、绺子勾勾搭搭，并从小灌输他们杜立三为匪称王称霸的事迹，于是老二哥从小便对土匪有着向往之情。

稍微长大一些后，“老二哥”的父亲更是对他们放任自流，因而三兄弟在当地养成了地痞无赖的性格，其中李魁武因心狠手辣，行事大胆最为出名，因其在弟兄们中排行老二，故而被称作“老二哥”，这就是他匪号的由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命令东北军全面撤出东北，国民政府的各级组织也陆续放弃通知该地区，辽西很快便成了权利真空之地，黑山地区的土匪们开始猖獗的活动，尤其以“野狼”、“青山”、“双红”等匪帮为首，对周边地区进行烧杀抢掠，赚了个盆满钵满。

“老二哥”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他带着自己的兄弟，又招呼了平时在街上为非作歹的十数名地痞无赖也组成了小股“绺子”，开始起暗中活动，专门在路上打劫过往商客。

有了土匪骚扰，无政府管理的村落之间也便自发形成了自保组织，日本人扶持下形成了“维持会”，有的地方则自发形成了“保护会”，说到底都是大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建的武装势力。一时间，这些村落武装组织同土匪们发生了一系列的小规模战斗，土匪们吃了些亏，便逃回山中。

“老二哥”匪帮虽然也遭受了些损失，但此人脑子活泛，见民间抗日组织不断壮大，便也打起“抗日”的旗号来。没想到老百姓以为他真的改邪归正，竟然争相给他送钱送粮，这让“老二哥”惊喜万分，之后就以“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自称，不明真相的百姓和抗日爱国人士纷纷投奔，到了1933年初，匪帮已经拥有长短枪数百支，人数更是多达千余人。

匪帮被伪警击败，“老二哥”投靠日军沦为汉奸

1933年冬，白厂门一带的村子们不堪土匪们的骚扰，各村的豪绅地主们在杜化桥的带领下组成了“联庄会”，并且组成了步兵团练和骑兵团练，各村也拿出大笔钱财购进了大批枪支弹药，一时间实力大增，“草上飞”抢掠未果，找到了“老二哥”，意图武力侵吞联庄会这笔财产和军火。

两个匪首一拍即合，“老二哥”建议打着“义勇军”的名义先诈开门再进行烧杀抢掠，“草上飞”欣然同意。

这天一早，“老二哥”以“抗日义勇军”借道通过为名给二台子屯写了封信。正当村长张仲三不知如何回信之际，黑山县的警察队长牛万庆带着数十名伪警来到了村里，听说“抗日义勇军”要通过，他立刻要求本地武装力量全部出动，来阻挡这股“义勇军”的通过，同时还给沈阳日军司令部去了电话求援。

当“老二哥”和“草上飞”匪帮得知对方颇有防备后，决定以优势兵力实施强攻。傍晚后，两匪帮越两千人展开了对二台子屯的强攻。

开始土匪们还凭借着兵力占优很快拿下了屯子外围的大沟，但随着村子院落的一部分被土匪们拿下后，土匪们烧杀抢掠的本性便显露出来，这群乌合之众不顾一切地冲进占领的院落里面抢东西，哪里还顾得上打仗，牛万庆的伪警部队顺势包围了“草上飞”匪帮的一部分，被打死数人。

“老二哥”看到大势已去，与“草上飞”商议后决定退兵。这次攻打二台屯子“老二哥”匪帮被击毙十几人，俘虏数十人；“草上飞”匪帮也损失了将近百人，二人实力大减。在撤兵途中，还遭受沈阳日军的空军轰炸，又伤亡了一部分。“老二哥”匪帮遭遇了当土匪以来最大的打击。

“老二哥”在打二台屯子失败后，将原因全部归咎于伪警队长牛万庆，在得知他就是黑山县的警察队长后，他专门组织匪帮活动于牛万庆的防区，火车站、邮局、学校不断遭受着土匪们的袭扰，日本人找不到土匪便让牛万庆带着警察出城剿匪。

牛万庆靠着本地的“维持会”等组织很快就掌握了“老二哥”匪帮的动向，通过动员民间武装和伪警部队，最后将“老二哥”匪帮包围在了魏家岭。在混战中，靠着土匪们即将被消灭，得意忘形的牛万庆居然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而亡，其部下顿时四散逃逸，“老二哥”匪帮趁着对方大乱突围而出，又捡了一条命。

1936年，日本人为了安定东北局面，对东北所有的土匪实行了“剿抚并用”的政策，鉴于“老二哥”在黑山地区的匪帮中颇有威望，于是日本参事官松田直树请来一名叫泽泊的翻译官去专门劝降他。

“老二哥”自从被牛万庆追剿之后便元气大伤，一直躲在匪窝中不敢妄动。泽泊找到他之后，便劝他投降日本人，并担保只要他投降便算赎罪，高官厚禄必不可少，同时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烟土为其享用。“老二哥”被此人说动了心，他与十几名骨干土匪交出一批枪支弹药向日本人投降，期盼着也能在日伪政府内谋个一官半职。

结果让他失望了！日伪黑山政府就在第一天欢迎了他，并且将他与日军合影放到了报纸上。第二天就给他租了一个院子将他软禁起来，并没有传说中的“高官厚禄”，这让“老二哥”大失所望，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日本人还是给他办了一张“大烟证”，以满足其日常抽大烟。

自此后，“老二哥”似乎淡出了土匪圈，没有什么人再去理会他，岂不知他正在为日本人筹划一起剿灭抗日义勇军的行动。

从1937年起，黑山周围的抗日义勇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扫荡，日军很有针对性，往往在围剿时便堵住了义勇军的退路，这使得黑山地区的抗日义勇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黑山周围其他没有投降日军的土匪也遭受了清剿；这一切，都是投靠了日军的“老二哥”给日军献出的“投名状”。

他已经彻底沦为令人不齿汉奸！

匪性不改，重拉杆子为祸地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三省再次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老二哥”深知之前的汉奸行为必然会受到惩罚，于是他再次鼓动以前的土匪们重新拉起杆子当了土匪。匪首“老二哥”和“占山好”都成为首领，小绺子王三孩、老疙瘩等成为头目，他们狂妄自大的自命为“天下第一团”，并立起一面大旗，上面书写着“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就还”二十个大字。

新组建这股土匪武器装备比之前更为先进齐全，而且人人皆骑骏马，马上绑着红绿色绸带，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马贼。

“老二哥”吸取了教训，新组建的匪帮主要强调的是机动性，他对土匪们说：“抢了就走，杀了就跑，千万不能打阵地战…咱们的目的很明确，抢钱、抢粮、抢枪、抢女人，只要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天下第一团说了算！”

从1945年10月26日开始，“老二哥”匪帮开始从黑地庙、白厂门等地出发，沿着大郑线开始抢劫。杏坨子、纪屯、龙湾、杨屯等地接连遭到这股土匪的洗劫。这伙土匪所过之处，家家净、家家空，所有财物不断被运回匪巢，每找到一个姑娘，便强行搭配嫁给一个土匪，就连“老二哥”也找到一个泼辣的女子为妻，土匪们皆称其“老二婶”。该女子本是受害人，谁知被“老二哥”强行霸占之后，竟然变得心如蛇蝎，如不愿嫁给土匪为妻的妇女们被她剥光衣服绑在起来受辱；再如亲手杀害这些女子的亲戚迫其就范等等，其手段比之土匪更加残忍，丝毫没有想过自己受辱的时候是如何的无奈。

1945年12月1日，我军黑山、北镇两支队开始对这伙穷凶极恶的土匪进行围剿，虽然比起土匪们显得兵力单薄，但战士们都是打鬼子出身的精干力量，对上人多势众的土匪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在对战中，“老二婶”还不自量力地骑马与我军对射，结果被我军击中左胸落马，在本地百姓打扫战场时，“老二婶”对百姓们说：“谁救我一命，我就嫁给谁。”百姓们看到竟然是这个恶妇，不但没对其施救，反而拿着粪叉、扁担之类的上前哭骂，将其活活打死。

其他土匪也损失严重，纷纷生了退意，在“老二哥”先行向西南逃亡后，其他土匪也纷纷效仿，大多从杨屯方向逃逸。我军由于没有战马，无法追上机动性比较强的土匪，追剿了一阵也就作罢了。

此战，我军击毙土匪十一名，击伤数十人，还俘虏了百余名，可我军也牺牲了六名战士，可见剿匪战斗之激烈。

后记

“老二哥”等土匪被我军重创后，再也不敢对黑山、北镇等地区骚扰，而且转向骚扰没有我军驻扎的彰武、阜新一带，但随着1947年后我解放军对黑山地区展开的大规模剿匪行动，土匪们惧怕被我军消灭，于是纷纷逃回老家躲藏起来，只剩下“老二哥”和“占山好”等几个光杆司令，无可奈何之下，几人只好决定散伙回家，看看形势再说，自此后“老二哥”就像失踪了似的，再也没有踪影。

1952年，三台村进行“土改”，当工作人员点到李魁武的名字后，只见一个穿戴破烂，脸上还摸了锅底灰的贫农走了出来，领了表格后进了农会办公室，趁农会工作人员不注意，只见他将农会红头文件偷到袖中，结果刚好被刚进门一个人给看到，当时就把他拿下，将他脸上的锅底灰洗掉一看，这不就是当年的“老二哥”嘛。于是将李魁武推到外面，众人一片哗然，纷纷惊讶“老二哥”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接下来就是百姓们对他的指控，“老二哥”的罪行被一一揭发出来，经过我公安机关的调查，受害人在黑山地区竟然有数千人之多，被指控的杀人放火、抢劫等罪名人证罪证皆属实，于是正式将其拘捕。

1952年5月，“老二哥”与其他三十多个罪大恶极之人在黑山南门外被执行了死刑，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及电影片段让你念念不忘？

《蝴蝶君》题材和《霸王别姬》略有点相似，但是这部电影要冷门的多。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法国驻华大使馆官员高仁尼爱上了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后发生的不寻常的爱情。熟悉尊龙先生的可能都看过《末代皇帝》，这部名留青史的电影，相比之下《蝴蝶君》的流传成度就没那么广了，豆瓣上的评论也褒贬不一。但是两位卡司的演技真的没得说、忽略剧情上的瑕疵，但看他们两个飙戏也是一种享受。男主角仁尼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铁叔：另一位男主角是尊龙先生，他扮演的宋丽玲的原型是京剧演员时佩璞：演员和人物对比图剧照和照片对比图尊龙先生的女装扮相真的很惊艳！从走路的姿态到说话的声音都没的挑，尤其声音从前期的的女声到后期恢复男儿身的声音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惊艳的点烟惊艳的回眸身份揭穿后两人沉默的相处在爱人面前表明男儿身，但是仁尼却不愿接受时的委屈和心痛

二战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协议书，签了两次。这是英美法等国纪念二战胜利，在5月7日和8日，而前苏联和俄罗斯，则将胜利日定在5月9日的原因。

1945年5月4日，柏林被苏军攻克的第二天，德国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受希特勒自杀后任纳粹德国总统和三军统帅的卡尔·邓尼茨的委托，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投降协议书。然后，他星夜兼程赶到兰斯盟军欧洲战区总部，想面见艾森豪威尔，讨论与英美单独媾和的问题。

但因级别不够，艾森豪威尔拒绝见他。5月6日，德国一级上将、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副手约德尔来到兰斯，全权主持投降谈判事宜。虽然艾森豪威尔事先已摆了德国人一道，但他也明白，尽快签下投降书结束欧战，德国人需要，英美政治家也十分迫切。

但同时，他更加清楚，英美单独与德国媾和是不可能的，投降协议书签订没有苏联代表在场也是不可能的。此时，苏联红军在兰斯的最高级别将领，是少将苏斯罗巴洛夫。明知一个少将，是不够格在投降协议上签字的，但艾帅还是邀请了苏斯罗巴洛夫。

苏斯罗马洛夫立即将协议条款电告莫斯科，但直到签字仪式举行时，他都没有接到回电。此时的他，陷入两难：签字吧，级别低又未获授权；不签吧，意味着拒绝，拒绝意味着英美可以单独与德国签署投降书。这种政治风险，同样不是一个小小的少将所能承担的。

最后，苏斯罗巴洛夫选择了签字。但聪明的他附加了一条：如果盟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要求，都可以改变条件重新签署投降书。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所有盟军代表，也许沉浸在改变历史的巨大喜悦中，没有在意这一附加条件，皆大欢喜地都签了字。

正是这一不起眼的附加条件，后来救了苏斯罗巴洛夫的命。虽然斯大林对他未经批准擅自签字恼火异常，但终究没有处理他。二战结束后，苏斯罗巴洛夫担任苏联军事间谍学院的院长，并躲过了那场著名的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大清洗，得以善终。

1945年5月7日凌时时晨2点41分，约德尔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沃尔特·史密斯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伊凡·苏斯罗巴洛夫代表苏联红军，而法国将军弗朗西斯，则作为官方见证人，分别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兰斯协议》。

协议签署完毕后，德国人黯然离去。欧美将领们留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那张艾森豪威尔一手夹香烟，一手握钢笔，开心地看向摄影记者镜头的著名照片，就是在他地图室里的庆祝会上拍摄的，早已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的标志之一。

然而，《兰斯协议》签署6小时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发来电报，称这一协议完全不可接受。因为苏方既未授权苏斯罗巴洛夫签字，也没有同意投降书的相关条款。苏联方面还强调，在柏林苏占区以外的任何地方签署投降书，都是不可接受的。

斯大林态度强硬，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坚持。他还专门发表声明，说这是为了确保最后的协议能顺利签署草拟的大纲，是一次彩排。他还强调，德国士兵在过了最后期限仍继续抵抗苏联军队，将不再享受战俘待遇，即便他们向英美军队投降，也会被转交给苏联人。

就这样，一天后的5月8日，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德军和盟军又签署了一次投降协议，史称《柏林协议》。这一次，苏联元帅朱可夫不但主持了签字仪式，还第一个在协议书上写下大名。英国空军元帅特德，美军上将斯帕茨和法国将军塔西尼，先后写下自己的名字。

德国方面签字人员的级别，也比《兰斯协议》时高。约德尔的上司、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是主签人，海军上将弗里德堡，陆军上校斯托普以随员身份出席。苏军少将苏斯罗巴洛夫，作为朱可夫元帅的随员，出席了签字仪式但无资格挥笔。

《兰斯协议》规定，所有德国军队，必须在欧洲中部时间1945年5月8日23时，放下武器，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行动。而5月8日签署的《柏林协议》则规定，德军投降的法定时间是5月9日凌晨零点。所以，《柏林协议》产生法律效力时，德军已经投降一个小时了。

后世史学家称，艾森豪威尔心知肚明《兰斯协议》草率，苏斯罗巴洛夫签字会惹怒斯大林，但他还是坚持演了这么一出，自有他的政治考量。在《柏林协议》尚未签署的5月8日下午3：30，欧美主要国家的电台，同时广播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杜鲁门在华盛顿，丘吉尔在伦敦，戴高乐在巴黎，都出席了盛大的欧战胜利纪念会。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王室，也都在5月8日，参加了不同形式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这便是为什么，欧美国家的二战胜利纪念日是5月7日和8日，而前苏联和俄罗斯，则认定5月9日为欧战胜利纪念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