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后人,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后人，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一人之力打全国之战。日本打赢了李鸿章也打赢了俄国。并不是因为俄国清朝打不过日本。而是因为这场战争都是为了利益。没有必要像二战时期的那样死磕。拿清朝为例，14年的太平叛乱。清朝拼着人口减少1亿，也要平定叛乱。但日本只是要台湾。假如日本要是要东北，清朝绝对会继续打。事实上，日本当时提出3亿的赔款，李红章就发电报皇帝说和谈失败，备战。不过电报密码泄露，日本破译电报之后，把赔款减到2亿。整个甲午战争，日方通过电报破译。李鸿章一举一动都是透明的。
西方人眼中李鸿章头衔太多。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中兴名臣。19世纪三大伟人之一，东方俾斯麦。两个半外交家，中国外交鼻祖。
李鸿章的后人不必多说。自古至今高官权贵及其后人，哪一个是中产阶级？大家就不要在这里鸡蛋里挑骨头。
李鸿章为什么向朝廷建议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
清同治元年（1862年）位于西北的陕甘地区爆发回民叛乱。叛乱很快向西进一步波及到新疆，与此同时俄国与英国正围绕新疆及邻近的中亚地区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俄国开始将侵略触角伸向帕米尔地区。就在《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签订这年九月南疆叛军在久攻疏勒不下的情况下开始与境外势力勾结，次年初中亚浩罕汗国的军阀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以接受南疆叛军的求援为名率军侵入新疆。1867年阿古柏在占领的新疆领土上公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到了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至此天山南北绝大部分地区已被这个外来入侵者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所控制。新疆的动乱给英、俄两国争夺新疆提供了机会：俄国试图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也极力想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威胁英属印度，为此双方竞相支持阿古柏政权，试图通过将阿古柏争取到自己一方这种方式实现遏制对方的目标。英、俄的介入使本就复杂的新疆局势更加波谲云诡。
中国传统的国防战略重心是面向北方游牧民族的，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纷至沓来。中国古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夏、商、周这几个早期王朝都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而日后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在当时还是山越部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才首次对江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之后晋代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变等几次大的动乱都导致大量中原士民南迁，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到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已成为朝廷的财赋要地，然而江南在传统的国防格局中一直是被视为腹地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地区很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一直不是国防布局的重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吃够了缺乏海上力量的苦头：外国列强只需要驾驶几艘小船架起几尊大炮就能肆意骚扰帝国的财赋重地。在这种形势下帝国的国防布局开始悄然向东南沿海转移，而阿古柏入侵新疆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在面对西北边防危机时就表现得反应迟缓。清政府一开始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有外国势力介入的侵略战争，只以为不过是当地一次小规模的叛乱，在战略上并没引起高度重视。1871年7月俄国趁乱强占伊犁，这才使清政府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清政府准备组织力量一举收复新疆时东南海疆再次爆发危机：1871年9月一支由66人组成的琉球国船队被风暴吹到了台湾，误入牡丹社原住民乡内，由于语言不通引起误会，最终这些琉球人被原住民围杀54人，剩下的12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这件事本来该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双边事务，然而这件事却招来了日本的干涉。琉球国与朝鲜、越南一样本是中国的藩属国，然而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日本萨摩藩入侵了琉球，从此开启了琉球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朝贡的“两属时期”。在日本看来：既然琉球也向自己称藩，那么自己就有权干预这次事件。日本于1874年2月6日出兵攻占了台湾。日本此次军事行动仅仅出兵3000余人，可驻守台湾的清军却完全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这一突发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手段得到了解决，可清朝海防力量的薄弱却完全暴露无遗。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总是受西洋人的气，如今连东方的弹丸岛国也公然派舰队窜犯台湾，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样的舰队驱赶，最终以给付50万两白银了事。阿古柏入侵新疆、日本入侵台湾这两件事深深刺痛了满朝文武，于是一场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辩论拉开了帷幕。
这场大辩论在后世史书中被称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这时晚清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一次严肃的大规模讨论：几乎当时所有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都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中最大的争议就是新疆问题，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为李鸿章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乾隆年间一统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野，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在这道奏折的最后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道奏折的大意是说：暂缓出兵新疆，从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海防建设上面。李鸿章提出了他的理由：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离海岸近，而距离新疆遥远；二、由于沙俄也在新疆建立了势力，如果出兵新疆很可能和沙俄发生军事冲突，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显然无法对抗沙俄；三、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急于收复；四、新疆远离帝国中心，很难长期固守，而且守卫新疆所花费的成本太巨大；五、暂缓出兵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新疆，先解决眼下更重要的海防建设，待到日后国力强盛时收复新疆轻而易举。
李鸿章在最后这条理由中说不是要放弃新疆，而是要优先保卫海疆。有人觉得这是在狡辩，一旦新疆被外人占据成为现实要想收复谈何容易？这么说的确不假，可反过来说东南海疆一旦被外人占据要想收复谈何容易？日本不就占领了台湾50年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东南海疆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丝毫不亚于西北边疆的战略压力。塞防是中国传统的国防重点，而当时西北边疆领土的确面临丢失的危险。然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威胁是一种综合性威胁：在范围和方向上一开始敌人是从海上来的，然后是全面的瓜分危机；在层次上一开始是领土的威胁，然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方位的民族危亡。这时的危机和古代的危机有两点重大的不同：一是海上来的战略危机从没如此强烈；二是中国首次面临在侵占领土之外还同时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侵略手段的敌人。这两大不同特征就使当时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人们懵懵懂懂的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敌人，然而又说不清这些新的敌人和以前的敌人具体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同样反映在国防体系上：西北、东南皆为国家领土，不该扶起一方而放弃另一方。然而当西北和东南同时告警时就存在一个国防战略重心的问题，因为以晚清当时积贫积弱的状态如果把兵力、财力平均分配用于各地，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任何一地都不具备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既如此就只有优先选择一个国防战略重心进行重点防卫。那么这个重点如何选择呢？
海防派与塞防派的矛盾焦点在于如何分配有限的国防经费。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廷年收入约四千数百万金，而军费开支几乎将耗去一半。偏偏这时又正逢内忧外患：捻军起义、陕甘回乱、新疆事件、日本侵台......朝廷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极为有限，到底如何配置才能实现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成为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棘手的难题。国防建设的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投资的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架构新的国防体系。在这点上李鸿章并不会超脱于他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然而这就是李鸿章重视强调海防的全部原因吗？事实上李鸿章之所以强调海军海防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事实上李鸿章在国防军队建设的大局上和左宗棠并无本质的区别：富国强兵是所有洋务派成员的共同目标，左、李二人也确实都致力于军队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左宗棠大力创设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事实上也并非只搞海军。具体在新疆问题上李鸿章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比西北边疆的现实威胁更重，而左宗棠则强调优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为什么李鸿章会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如此重呢？
现在有人指责李鸿章出卖国家主权，如果这让李鸿章知道了可能搞不好会反问一句“啥玩意是主权啊？”其实指责李鸿章出卖主权完全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的一种现代思维，事实上李鸿章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家。李鸿章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虽然感觉到自己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他却说不清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局。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可能根本就还不清楚主权究竟是啥，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他并不具备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历史战略眼光。这从他主张暂缓出兵新疆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京城距海疆近而距新疆远，这也就是说从王朝的核心利益来看海防重于塞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那时新疆还没发现石油等矿物资源，即使发现了也作用不大；相比之下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在李鸿章看来：新疆本身没什么财政收入，所以朝廷每年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白银来扶持新疆。如果立即出兵收复新疆，那么势必将削弱用于东南海防的经费。这时东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问题：日本人已入侵过台湾了，如果削弱东南海防的建设可能会使东南沿海面临危机。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一旦有失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李鸿章的主张也不完全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心，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有“公心”的，不过他这种“公心”在我们看来仍是私心，因为他强调的是清王朝的利益。这仍是一种传统的忠君思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思维。这也就不难解释现在网上对他的一些争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吐血身亡。毫无疑问《辛丑条约》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也知道只要自己签下字就注定背负骂名。本来他完全可以用年老多病为由拒绝出席和谈，然而他还是抱病参与和谈，难道他是和自己的身体有仇吗？当然不是，也许他自己并不接受后人对他是卖国贼的指控，因为他所效忠的对象是大清国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中华民族。
相比之下左宗棠则相对更有战略眼光。左宗棠同样是传统文人出身，他同样也是忠于清王朝，不过相比之下左宗棠已有了一些还不太清晰的主权意识，他也能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用历史性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左宗棠同样参与了海防与塞防大讨论，那么他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呢？首先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说李鸿章认为应该优先发展海防，那么左宗棠实际上并没针锋相对强调塞防，而是指出国家应该对海防与塞防有统一的归还，这就体现了全局意识。然而上文不是说过不是不想全局把控，而是当时清廷的军力、财力客观上不允许这么做。这点左宗棠同样看到了，但他认为既然东南海疆方面日本已然退兵，这也就意味着海防的形势其实已没塞防那么严重了，至于以后日本会不会重新威胁中国的海疆需要提高警惕，但现在应该优先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既然现实是东南海防压力暂时缓解，那么就该趁机集中全力一举收复新疆。左宗棠针对李鸿章提出的停撤西征军兵饷一说指出”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则犹可言也“。在这里左宗棠实际上是在强调任何一块领土都断不能让与他人，如果确实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受到敌人的威胁可以考虑重点防卫形势更危急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海防的任务比塞防更迫切，那么李鸿章的说法就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日本已然撤兵的前提下塞防的形势已然比海防更为迫切。最后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战略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这完全就是一种具备历史眼光的战略思维。李鸿章的着眼点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钱。所以他把富庶的东南沿海作为防卫的重点。左宗棠的着眼点是什么？西北作为中国地缘屏障的战略意义。在这点上左宗棠实际上已超越了作为清朝臣子的狭隘眼光，他的着眼点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千秋万代之后的事。事实上整个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可能是少有的一个具备这种战略眼光的人物。我们看后来北洋海军行将覆灭时李鸿章不许士兵出海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他们尽可能保存实力拱卫渤海门户，这实际上是把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其实李鸿章办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思路：大清国为什么需要一支海军呢？不是要具备与敌人争锋于大洋之上的远洋海战能力，不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人员、资本走向世界，而是为了拥有一支足以使大清国重新把国门关闭起来的海上力量。西方人用海军攫取海权，而李鸿章发展海军是为了闭关锁国。所以李鸿章尽管被时代浪潮裹挟着介入洋务运动，可他骨子里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当保守顽固的人，他其实根本就不具备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意识。相比之下左宗棠其实也没有完全清晰成熟的主权意识，但他的的确确已有点关于主权的概念在心中萌芽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筹集军饷粮草：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左宗棠自己一生引以为耻。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的其实是两个人在民族主权意识上的错位观念：李鸿章口中所谓的国家是指的清政府，而他所竭力捍卫的也是这个朝廷的利益；左宗棠口中所谓的国家则是真正站在民族大义上所说的。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距，然而如果把整个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视为是一场派系利益之争其实是不客观的。海防派官员争取更多的国防经费固然有为满足自己利益圈子的需求，然而他们争取国防经费毕竟是用于国家的海防建设，这和慈禧的挪用经费之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负责海防的官员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会格外看重海上的战略危险，甚至会先入为主放大这种危险，这是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的本能反应，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为本集团争取利益的潜在动机，因为他们看来海防同样是国家大计。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可能现在也会存在：一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农业、工业、教育、卫生、交通、金融哪项事业不需要发展？负责具体某个部门的人总会优先强调本部门的利益。我们无法要求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能具有站在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这种战略高度。当然我们说确实也存在这种超越了本部门本集团的狭隘圈子而站在全国立场上看问题的战略家，然而具体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展现了超越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战略眼光。
左宗棠的战略眼光高明就高明在他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东西。鸦片战争后作为对外国列强入侵的应激反应就使人们树立了一种观念：敌人自海上来。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缺乏自己的海上力量，这是中国保守欺凌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从1866年就开始筹办马尾造船厂并建立了马尾船政学堂。谁能说左宗棠不重视海防呢？不过左宗棠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另一面：列强的对华战略乃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封锁包围——这一封锁包围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共同完成的。就东部而言：就是鸦片战争中从东南沿海侵略中国的路线；就西部而言：是以印度、缅甸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同时以新疆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新疆是我国家领土的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亚腹地，往东则居高临下俯视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实是一块地缘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可将实力辐射至亚欧大陆腹地，通过陆上可以与更远的欧洲交流。失新疆则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也势必造成外敌对河西、内蒙等地的直接威胁。
事实上类似的观点早在晚清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以指出：中国的崛起战略必须以大陆为核心，向西通过丝绸之路抵达印度洋，向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东南亚，从而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同时向东部的太平洋和西南的印度洋辐射的政治经济合作互利机制。正因为如此魏源称印度洋为西南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西南洋的问题处理得当，中国的外交格局就打开了一半；如果西南洋出事，中国则将腹背受敌、受制于人。左宗棠将魏源这一战略进一步细化：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如果晚清政府放弃对西部新疆、西藏领土的经略，中国将丧失西出印度洋的出海口，外敌将直接进入中国的内陆心腹地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与世界现代海权战略的奠基人马汉的观念不谋而合——马汉主张以北美大陆为轴心将美国打造为转动东西两样的国家；而魏源、左宗棠则主张以中国腹地为轴心同时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转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就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发力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左宗棠在一百多年前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就提出这种战略应该说是具备相当的超前性的。当然海防派的观念就没历史意义，事实上通过这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使清政府的国防战略日渐明晰起来，此后无论海防、塞防都逐渐采用新式武器、新式战法、新式后勤管理模式。可以说海防与塞防大讨论是晚清国防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晚清四大名臣中曾国藩寿命最短？
曾国藩小时天赋不高，有一次好长时间背不下一篇短文章，气得躲在房里偷听的贼都忍不住出来笑他笨，随后背了一遍文章弃之而去。但后天却通过百般努力，终于成为晚清一代名臣。一、晚清四大名臣都是谁？
1、曾国藩。2、左宗棠3、李鸿章。4、张之洞。以上四人被称之为晚清四大名臣。也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二、四大名臣的生平和阳寿：名臣之一：曾国藩，生于1811年11月26日，逝于1872年3月20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享年61岁
名臣之二：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享年78岁。
名臣之三：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 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其间他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74岁。
名臣之四：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 )，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享年72岁。
由此可见，四大名臣中，寿命最长的人是李鸿章，活了78岁；寿命最短的人是曾国藩，仅仅活了61岁。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二月初四，曾国藩午饭后在花园里散步突感头晕不适，进屋休息后不到一个时辰便与世长辞。
曾国藩与其他三人背负同样的重任，面对同样的领导，为什么曾国藩活了61岁命最短呢？根本的原因是他的身体素质最差，后天用脑过度有关：
三、曾国藩其人：据说曾国藩小时候脑袋瓜比一般人都要笨，天赋比同龄人要低，甚至经常被人耻笑为“愚蠢之辈”，有时哪怕一篇很短的文章，他辛苦念上几十遍还记不住，更背不下来。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又在家读起了书，时候不早了，但是他感觉这篇短文章不错，就想把这篇文章背下来。恰在这时他家来了一个贼想偷东西，这贼想等这个读书人读完会背文章睡觉后动手。谁知曾国藩念了几十遍还没有将文章背下来，曾国藩有个死脾气，背不下来就是坚决不睡觉。就这样读来背去过了一个时辰，还是没将文章背下来。
他到不急，但是那个贼却急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从梁上跳下来，然后就冲着冲曾国藩一阵大喊道：“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人，我躲在那里听了都会背了，你还读什么书，简直是浪费时间”，然后将那篇文章一字不落地背诵了一遍，扬长而去！ 所以说曾国藩是死的早，是笨死的原因。
国潘虽笨，却能做到笨鸟先飞，读书勤奋，坚持不懈，结果以勤补拙，别人读三遍能记住，他就读十遍几十遍；别人五更起床，他就三更，总是付出比别人多。靠着非凡毅力和超人付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一完人”。步入仕途后，对待工作也是丝毫不能怠慢，干好任何一件事必须亲历而为，反复研究推敲，确定有把握后采取行动，以至于用了大量的脑力，所干之事要比其他人劳累的多，虽然同为四大名臣，他的付出肯定是其他三人的好几倍。身心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久而久之，油尽灯枯，一生的能量燃烧完了，就再也撑不下去了。所以有人说，曾国藩之说以死得早，根本原因还是累死的。
脑力的劳累自然会影响体力的透支，以至于曾国藩三名十来岁就开始产病在身。三十一岁就感到经常耳鸣，深感身体疲惫。三十三岁就有失眠习惯，而且还有吐血现象。三十六岁因眼花就带上了老花镜。以后又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夜间奇痒无比，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步入中年的曾国藩更是多疾病缠身，自己都经常自叹全身是病。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药罐子，他的一生中几乎有一般时间在和病魔做斗争，吃过的药比他打过的仗还多。所以说他死得早是被病死的。
曾国藩从道光十二年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到道光三十年的“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再到咸丰元年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的三次屈辱。还有从第一次是靖港兵败跳水自杀，到第二次是湖口惨败的在一次跳江，再到第三次是祁门被困后拔剑自刎的三次自杀，说明曾国藩的气急败坏性格倔强，所以说曾国藩短命是被气死的。
在公元1864年天京（今南京）陷落，曾国藩的湘军进城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断流。据历史记载，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这次屠杀，是历来南京灾难中最惨烈的一次。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所以说曾国藩是杀人太多遭受报应早死。
四大晚清名臣中，虽然曾国藩的寿命最短，但是四个人的具体功绩上来分析的话，曾国藩率湘军，李鸿章创淮军，左宗棠督楚军，三人都是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之臣，所以三人都有封爵。在官职方面其实都相差不大，都是同一个级别。但以曾国藩为功劳最大，所以封一等侯，其次是左宗棠，因其平定陕甘、收复新疆，所以有一等伯晋封二等侯、并谥文襄，李鸿章的军功稍微次一点，张之洞则没有什么军功。
写在最后：当然，四大名臣的阳寿各有不同，但不能以此相比谁得寿命长谁得寿命短，对于生命的长短，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没有共性可比。因为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家庭条件、生活水平、精神状况、思想负担、工作状态等等因素都有不同，任何一个因素不同必然会影响其他因素和身体健康。尤其是过度的脑力透支，势必会带来其他各项身体机能的衰退，就会影响到人的最终寿命。所以，不同性质的个体是无法进行相比的，如果真的把四大晚清名臣寿命来比的话，曾国藩寿命最短的原因也只能如此了。无论这几位大臣的功绩和爵位排名如何，他们都曾为中国的晚清朝廷做过很大的贡献。图片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立即删除！
李鸿章78岁因病逝世？
清朝虽在晚期时遭无数的外敌入侵，受挫严重，早已气数已尽，几近轰塌，但这个时候在朝中仍有许多大臣在尽力挽回清朝的灭亡，以一己之力暂时缓住了局面， 李鸿章 就是其中一个。李鸿章的一生是荣辱交错，毁誉参半的一生，历史上对他的评论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清朝忠心耿耿，一片赤诚。他一生陪伴着清王朝走过风雨飘摇的四十载，在从鼎盛走向衰落，直至灭亡，最后无力地看着清朝毁灭，在悔恨中死去。在他逝世之后，其后代也广为人所关注，他们都有怎样的结局？
李鸿章一生有四任妻子，两个正室两个侍妾，虽然妻妾众多，但他只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李经方、李经述 以及李经迈，其中 李经方 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另外有两个女儿分别是李菊藕 以及李经溥。其中大女儿李菊藕的婚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因当年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年近四十、已有过两段婚姻的张佩伦，侍奉了他一生，轰动一时。值得一提的是，李菊藕的孙女是近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李鸿章对三个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他们都曾出国留学，大儿子曾出使日本，还曾担任过英国大使，但因李鸿章对他的要求过于严厉且限制过多，最后李经方选择弃政从商，在海外过着富足的一生。而二儿子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生沉醉于诗词中。三儿子也和长子一样成为一名生意人，亦是著名的收藏家，自父亲李鸿章逝世之后就从未归国，一直居住在海外。因时局动荡，李鸿章的光环只庇佑了一两代的子孙，后来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孙时，李鸿章所遗留下来的财物早已上一代的子孙被挥霍一空，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和改变局面。虽然没有沾到父辈的光，但李鸿章的第四代第五代子孙仍成为众行业的佼佼者。在如今的李家后代中，李道增 是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人，他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是清华大学首任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要提到后代中最有实力的人，许多人都会提到李家老六房“家”字辈的三兄弟，分别是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他们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因他们都是 亿万富翁 ，且深居简出，颇为神秘，极少人能获知他们的近况。这三兄弟的一生也是传奇的奋斗一生。李家昶、李家景在极年轻时便离开父母，孤身两人来到香港，身上只有几十美金，一切都从头开始，在经过数10年的努力后，成为香港当地著名的实业家。此后他们的生意从国内延伸至国外，从轻工业延伸至重工业，生意版图不断扩张，还曾一起闯荡非洲。而李家曙则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是从香港开始发家致富，随后一路延伸至新加坡，从银行业纺织业到矿业，甚至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里开过钨铁矿，也凭借着自己的一番拼搏，闯出了一片天地。李鸿章的子孙后代都由于自己不同的人生选择而拥有了不同的结局，有的令人唏嘘，有的令人艳羡。其实并非名人的后代就能够一生衣食无忧，相反他们有着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更多的时候要保证如何才能将父辈的荣光延续下去，否则只会落得个“败家子”的骂名。参考文献：《李鸿章传》李鸿章这个人是好还是坏？
评价一个具有争议性人物的好坏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做出综合的评价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在这方面如何那方面如何，最后在从自己所预想的标准进行评判，所以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对于李鸿章，我们要看从哪一方面去看待了，一般来说，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直接的将其定性为是卖国贼，是国家利益的出卖者。但是，如果我们再从总体的国际格局以及清朝内部的体制结构来看，我们又不免要同情这位老人了。真假是非，哪里是一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从兴办实务来看，李鸿章是晚清王朝为数不多的实干家，从组建淮军、对抗太平天国、镇压捻军、再到建立近代海军，从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再到电报总局，这些都是李鸿章穷尽平生之力而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做的贡献，并且可以说他做的这些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便否认他所做的这些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大话谁都会，可是，千言万语，总不过做一些事情来的实在，毕竟我们总不可能依靠一张嘴就过上好日子。所以，从办实事来看，李鸿章是名副其实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李鸿章贪墨钱财，并且为了讨得慈禧欢心做过许多为罔顾法度的事情。
曾经曾国藩评价过自己的弟子李鸿章，说他是一个极为会做官的人。在波橘云诡的官场当中，尤其是在“上梁不正”的年代，做官着实是一个大学问。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官场真正的清明起来了，我想我们这个社会离乌托邦社会也不远了吧，可是，只要是一个经历过社会的人都明白，除非达到高度的文明，否则以人性的矛盾是很难真正实现那个理想化的桃源之境的。
李鸿章做官确实有着自己的一套，首先他师从于曾国藩，却没有学到曾国藩的清廉奉公，而且琢磨出了自己的官宦之路。人情世故，尽可能的少得罪人，尽量的去巴结领导，尽兴尽力的做好上级交代下来的人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李鸿章都是这样一个“老板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的形象，而他的老板无疑便是慈禧了。所以，他受到慈禧的赏识，平步青云，成功的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因为只有在那个舞台，他才能够展露属于自己的峥嵘。
当然，在我认为，李鸿章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气节，至少在对日本人的态度上是很明显的。他在前往西方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经过日本，但是他却不肯踏入日本的国土，对于他来说，签订《马关条约》是他一生都不愿意再面对的事情。
在签完《辛丑条约》没过多久，李鸿章便病痛缠身，离开人世。可是李鸿章原本可以以各种理由来推辞这件有白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的，不过他没有，最终还是在条约上签下一个“肃”字，这个“肃”所蕴含的意义也颇为可考。
李鸿章究竟是好是坏，并非一家之言，可能是因为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亦或是所掌握的信息不同，所以所看待的观点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