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怡,中国古代换身份证最勤的皇帝

唐朝李怡，中国古代换身份证最勤的皇帝？

这个倒不是唐肃宗李亨的问题，因为这是唐玄宗为他改的，而为其改名的原因则是要提拔他，也就是李亨每升官一次，就会被改一次名。

△唐肃宗李亨

话说回来，似乎唐朝的皇帝有一种改名癖，唐朝20位皇帝之中（不含武则天和少帝李重茂），竟然有十二位都曾有过改名历史。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唐中宗李显，初名李哲;

唐睿宗李旦，初名李旭轮，后改为李轮；

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

唐宪宗李纯，初名李淳；

唐穆宗李恒，初名李宥；

唐文宗李昂，初名李涵；

唐武宗李炎，初名李瀍；

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

唐僖宗李儇，初名李俨；

唐昭宗李晔，初名李杰，后改名李敏；

唐哀帝李柷，初名李祚。

△唐肃宗李亨

至于唐肃宗李亨，《旧唐书》有载，“初名嗣升……开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二十三年，改名玙。……二十六年六月庚子，立上为皇太子，改名绍。后有言事者云：绍与宋太子名同，改今名。”正如前文所说，唐肃宗李亨每次改名，几乎都伴随着身份的变化。

1、初名李嗣升。景龙四年（710年）八月，李隆基被册立为太子后不久，李隆基与李亨的母亲杨氏成婚，不久之后，杨氏怀孕。然而此时由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关系日益紧张，李隆基担心太平公主以“耽于女色”为借口攻击自己，李隆基命属下弄来堕胎药，差点将李亨扼杀于母腹之中。但思来想去，最终没有施行。李亨出生以后，被取名李嗣升。在其两岁之时，被封为陕王。

△唐玄宗李隆基

2、改名李浚。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李隆基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命人在安国寺东附苑城修建了“十王宅”，随后将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子安置于其中，诸王分宅居住，并由宦官担任监院使，负责管理诸王的日常活动。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李亨被封为忠王，改名浚，而年满16岁的他也被迁入十王宅居住。同年五月，李亨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不过只是遥领，没有实权。

3、改名李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亨被改名为李玙。玙是一种美玉，常用来比喻品德高尚的人。这应该是李亨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因为身份变化而改名，而应该是因为此时唐朝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改名。

△武惠妃

4、改名李绍、李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在武惠妃和宰相李林甫的陷害下，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先后被废杀，因当时武惠妃极为受宠，故而宰相李林甫极力推荐立武惠妃之子李瑁为太子。然而不久后，武惠妃竟然惊惧而死。于是，李亨便被立为了太子，而李隆基也顺势将其改名为李绍。此后，有人指出“绍”与宋太子同名，于是李亨又被改名为了李亨。

唐朝光王之父是谁？

唐朝光王之父是唐宪宗李纯

唐宪宗李纯(778--820)：原名李淳，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778年3月17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

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

光王即唐宣宗李忱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自幼就以愚笨出名，虽然深得宪宗喜爱，却成为兄弟们嘲弄的对象。自幼被封为光王。

公元820年，唐宪宗暴毙于宫中，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恒即位，这便是唐穆宗。穆宗死后，帝位相继传给了李忱的几个侄子，即李恒的儿子们：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整整27年，李忱都因当年父亲的宠爱，而获罪于兄弟、侄辈们，以至于在这27年中，他始终是兄弟、侄辈们的眼中钉和防备的对象。

尽管李忱痴呆发傻，他的兄弟、侄辈们还是找机会试探他。有一天，唐文宗在宫中举行大型酒会，李忱也应邀参加了。席间，文宗看李忱只顾饮酒一言不发，就想逗逗他。于是，他先让几个大臣到李忱面前戏弄他，还动手捉弄李忱。可任由大伙折腾，李忱就像泥塑大雕像一样端坐不动，连唐文宗都感到好笑。

此后，李忱就成了大家眼中标准的“傻子”。

公元846年，唐武宗驾崩了，把持朝政的重臣们想找一个听话的傀儡皇帝，选来选去，最后一致推举傻子李忱。于是，他们就扶着傻乎乎的李忱坐上了帝位，这便是史上的唐宣宗。

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李忱当上皇帝后，一改昔日傻乎乎的形象，言谈举止全如常人，与过去的李忱判若两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过去的“李傻子”竟然是装的呀!

唐代宗李豫连杀三大祸国殃民的宦官？

宦官横行不仅仅只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在他之前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在他之后宋有童贯，明有刘瑾、魏忠贤，清有李莲英等，可以说哪个朝代没有权宦乱政？如果说以史为鉴，历代君主都应该知道宦官会乱政，可为何屡屡重蹈覆辙呢？

这是因为对于皇权来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消灭的敌人！那就是官僚阶级。面对他们，所有的帝王其实都是矛盾的。一方面必须要依靠官僚阶级统治幅员辽阔的天下。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防着他们，害怕他们在权利坐大之后“黄袍加身”。

在这种环境作用下，皇帝就必须要培养只忠于自己的亲信力量以制约外臣。而这个最佳人选自然不会是同姓皇族，因为在无上皇权面前兄弟相残，父子相杀的例子数不胜数。算来算去，唯一合适的人选只有和皇帝在生活上最亲近，又没有生育能力的宦官们。

皇帝将自己的权利分享给宦官，让他们充当和大臣们斗争的马前卒，以此来维护自身统治。这种行为就像是悬在头顶的达克摩斯之剑一般，在威慑敌人的同时，也会随时要了自己的命。具体会导致什么结果，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控制力。因此在历史上，哪怕是宦官最臭名昭著的明朝，在君强臣弱的王朝前期都不会出现宦官干政的情况。而到了皇权出现真空的王朝后期，无不例外的都出现了宦官干政的情况。

唐代宦官横行——政治缺陷埋下的隐患

唐制继承于隋制，而隋制又是总结至战乱不断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制度在奠定了唐朝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唐朝的外强内弱埋下了伏笔。

第一，唐朝的地方行政缺陷。

据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记载，唐朝有郡府328，县1573，而幅员类似的汉朝到汉哀帝时期有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唐和汉一样，采用的都是中央—州郡—县三级的管理，在相似幅员的情况下，唐朝郡一级的行政单位竟然是汉的3倍。这就导致了以下的问题：

1、唐朝中央，也就是皇帝的工作量是汉朝的3倍。这就要求唐朝的每个皇帝必须非常非常的勤政才能控制全国的郡县，但凡中间出现一个稍微松懈一点点的皇帝，就会出现权力旁落的危险。

2、过多的郡县，分散了中央的权力，使外臣势力增大。

3、 3倍的郡县，也就意味着相对于汉朝来说，唐朝需要3倍数量的州郡官员。这其中光2000石俸禄的太守刺史就有300余人，更不用说相应的配套人员和开销。对于中央朝廷来说，这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如果国力强盛，地方还能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但随着国力下降，这笔支出将难以维持，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财政大权将不得不下放地方。

以上的问题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皇帝需要更多的亲信帮助自己监视地方，而蛇鼠一窝的大臣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就导致了宦官的权利增加。

二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尽管皇帝本人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在中央朝廷和州郡之间再增加一级地方管理机构。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开元年间又设置了十五个采访使道。而为了加强边防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唐高祖武德年间又设置有总管府。这些措施，虽然短暂加强了中央集权，但长期以往也使地方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后来节度使的雏形，为藩镇割据埋下隐患。而皇帝为了和大臣争夺这一级地方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权，必然又需要更多的宦官，甚至赋予他们监军领军的权力。

这也就意味着宦官政治的产生，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就和放化疗一样，没有他们，皇权将会被地方藩镇架空，使用他们又会被反噬。只能说是结构缺陷带来的苦果，不得不吞下。

二、门阀政治的残余

虽然在唐代门阀政治已经开始走向式微，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科举制度培养的士人阶级依然无法与其抗衡。更何况唐时昂贵的教育成本，使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大多数还是来自于门阀世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唐一朝的宰辅依然大多数出自崔、韦、裴、薛、李、王等几个大姓。他们利用对朝政的把持，以及宗族在地方的影响力，依旧控制着整个大唐帝国。甚至到了藩镇割据的中晚唐，还能够找到生存的空间，他们或者和地方藩镇内外勾结，或者干脆自己就是一方藩镇。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唐朝建立之初就已经被预料到，无论是太宗李世民，还是之后的高宗李治，甚至是武则天都曾经大规模的削弱门阀力量。但是因为当时士人阶层还没有成熟，国家运行依然需要依靠大量出自门阀的精英阶层，因此直到唐门农民起义，大量豪门子弟被杀，门阀政治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过程是毁灭性的，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法来对抗门阀政治，这就是宦官政治。所以唐朝宦官的权力，可以说是伴随这门阀政治而存在的，门阀一日不消失，便一日不能解决宦官横行的问题。

三、府兵制的破坏

唐朝的府兵制，脱胎于隋朝，其基础是均田制。因为在隋末唐初的农民起义中，地主阶级被削弱，大量无主土地被唐王朝所掌握。唐王朝将其中的大部分拿出招纳无主的流民，而作为代价，这些流民需要服兵役。“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才力一人，免其身租佣调”，这便是唐初建立的府兵制。

府兵在入伍之后，他们的军籍就会归入折冲府，但是户籍和耕田还是归属于州县。府兵平时依旧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只在每年冬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统一训练，除了宿卫京师、防守边疆，以及外出作战外，他们基本不会离开家乡，实际和农民并无区别。

府兵制给早期的唐王朝提供了充足且具有战斗力的兵员，但是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府兵制的基础被逐渐破坏。由于唐王朝所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再加上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新入伍府兵所能分到的土地也越来越少，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本人人争当的府兵，开始被人认为是低贱耻辱的。

按照唐初的旧制，府兵服役时间以四年为限，但是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因为兵员的不足，开始被大大的延长。唐玄宗开元十年，张说曾上书：“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谣，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唐以20岁开始服兵役，正常情况在外服役时间为四年，但到这时候大多数府兵却要一直等到60岁才能役满回家，且杂谣依然不被免除，这使得逃兵役成为了常态。

所以从高宗、武后时起，募兵开始逐渐代替原有的府兵，也是此时唐军中的外族数量开始激增。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正式下诏终结，并完全以募兵制代替。

府兵制的逐年破坏，直到被彻底废除，使得唐王朝直接掌握的兵力人数也迅速的下降。到了天宝元年，戍卫京师的人数仅有6万左右，而各边防藩镇的兵力已经达到了49万。同时，地方提供给朝廷的兵员大多是“老弱病残”，而自己却都是“精兵猛将”。加上唐朝各地将领常常几十年都不会调换，使得除政治、经济之外，军事也落入了地方的控制中，终于在安史之乱后彻底形成了藩镇割据。

正是因为害怕这些手握重兵的藩镇起兵造反，所以唐朝的宦官罕见的被赋予了领军的权力，从名义上这些军队是代替皇帝掌握的。但是实际上，此举虽然威慑住了各地藩镇，但同时也拉开了皇帝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更将自己的命脉交到了宦官的手中。

从唐高祖到唐玄宗早期的这段时间，皇帝依然对整个唐王朝拥有控制力。但是因为以上三个原因，中央的权力逐渐向地方分散，再加上唐玄宗后期荒淫，加剧了帝国内部的矛盾，虽然用历史上比较少见的贤宦高力士控制朝政，但也无法阻止朝政的崩坏，更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先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彻底形成，皇帝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为了防止叛乱再次发生，为了争夺军权，于是唐玄宗之后的皇帝都走上了宦官监军的道路。虽然对地方藩镇和朝臣形成制约，但也导致了宦官势力快速坐大，架空皇权。

唐代宗除三宦，只是无奈的循环

唐代宗在安史之乱期间，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先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又在即位的第二年平定安史之乱，之后以“养民为先”的政策积极恢复民生，成为了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但是他在位期间藩镇割据，宦官崛起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看似铲除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宦，但其实是对大势已去的无奈。

唐代宗所除第一宦是李辅国。他在玄宗时入宫侍奉太子李亨，40岁以前默默无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扶持懦弱的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因此受到宠幸，被封为元帅府行军司马，授予军政大权。

之后李辅国开始独揽大权，排除异己。为怕唐玄宗复位，李辅国矫诏软禁唐玄宗，并驱逐对其忠心耿耿的心腹宦官高力士。

他还设立“察事厅子”，以侦察官员活动。朝中大小事务均要经过他手再告诉唐肃宗，他甚至还想做唐朝第一个宦官宰相，为此逼走宰相萧华。他又勾结唐肃宗皇后张氏，诬陷害死建宁王李倓。

在唐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为了和张皇后争权，挫败了她准备杀死太子扶持越王的计划。唐肃宗死后，李辅国又扶持太子李豫即位，为唐代宗。

以两次扶立之功，李辅国日益嚣张跋扈，甚至对唐代宗说：“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如此僭越之言，引起了唐代宗的杀心。

于是他表面上称李辅国为“尚父”以麻痹他，私下却联通另一个宦官程元振，以药子昂代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夺取李辅国的兵权。继而又罢他官职，进封为博陆郡王。不久派人于深夜刺杀李辅国，并将他的头颅割下仍入粪坑。

（李辅国原名李静忠）

在除掉李辅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重用的程元振，正是当初发现张皇后阴谋并告知李辅国的人。之后也是他奉李辅国之命，调集禁军冲入长生殿，逮捕了张皇后和越王等人。本是李辅国“心腹”的他，却是通过出卖李辅国得以上位，而在成功之后，他又成为了第二个李辅国。

为了进一步掌握权势，他不断迫害来瑱、李怀让、李光弼、郭子仪等朝中的忠臣良将，使得军中人人都畏惧他更甚于李辅国。各镇的节度使、大将也因为害怕他的陷害，纷纷拥兵自保，使得朝廷进一步失去了对各藩镇的控制，而他却对此自鸣得意。

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举东进，边关告急，程元振却对此隐瞒不报。直到吐蕃军浩浩汤汤的到达了邠州，唐代宗才得到消息。

十月，唐代宗下诏调兵救援，但各地将领却因为代宗宠幸程元振而迟迟不肯发兵勤王，使得吐蕃军攻下长安，唐代宗连夜逃往陕州。到达行都后，群臣上书要求立斩程元振以救社稷，但唐代宗始终以其有保护之功而不肯，只是削去官职，放归田里。

后来收复长安之后，程元振又秘密潜回，希望重新得到唐代宗的重用，被御史发现，上疏弹劾。唐代宗才将他流放溱州，至江陵时被仇家杀死。

第三个被唐代宗除去的宦官是鱼朝恩，比之前的两个更是厉害。鱼朝恩于唐玄宗年间进攻，安史之乱后，侍奉太子李亨有功，在其即位为唐肃宗后，鱼朝恩被任命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等职，负责监领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大军。

但鱼朝恩完全不通军事，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他拒绝李光弼的建议，盲目指挥，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取得邺城大败。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又听信谣言遭至邙山之败，使河阳、怀州失守失守。

但是在皇帝眼中再多的过失，也抵不上一件功劳。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唐代宗出逃陕州，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从此得到唐代宗的宠幸，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处置宣慰使，专典神策军，代替程元振，成为了第三个李辅国。

之后的鱼朝恩继续的横行跋扈，曾对大臣说：“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甚至有一次还逼迫唐代宗赐他的小儿子鱼令徽紫服（唐制文武三品以上穿紫服），金腰带。

这些行为使唐代宗开始厌恶鱼朝恩，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宰相元载的策划下，唐代宗于寒食节宫宴后，派人擒拿，缢杀鱼朝恩。

唐代宗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除三宦，彻底震慑住了宦官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代宗消灭了宦官势力，如此后的禁军依然还是由宦官统领，只不过是他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了宦官势力，成为他手中的利剑，保证他之后在位的十年内朝政的稳定。

其实从唐代宗除三宦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出，铲除三人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多么的祸国殃民。李辅国贪赃枉法，陷害忠良没有被杀；程元振陷害忠良，隐瞒军情使京师长安被攻陷也没有被杀；鱼朝恩盲目指挥导致数次大败，丢失国土无数还是没有被杀。因为对唐代宗来说，这些都不是罪，甚至陷害忠良，排除异己不排除是唐代宗所默许的。

他们真正该死的原因是，李辅国曾说过：“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鱼朝恩也曾说：“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是他们觊觎皇权，对唐代宗的权威构成了威胁。

可以说唐代宗用宦官是为了对付朝臣和地方藩镇的无奈之举，但同时导致了宦官势力的壮大，反过来威胁自己，只能不断的扶立新的宦官，铲除已失去控制的宦官，陷入了无奈的循环之中。

但显然唐代宗的后继者唐德宗不明白这个道理，使得宦官政治不仅死灰复燃，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泾原兵变——宦官政治的死灰复燃

公元770年，唐德宗即位，一上台就拿曾勾结大臣想要废除自己的宦官刘忠翼祭刀，后来又流放了受贿的宦官邵光烈，一举震慑住了群宦。之后更夺了宦官们手中神策军（禁军）的领兵之权，交于大臣白志贞。

结果在控制权交到大臣手中后，神策军迅速的腐化堕落，大量的官家纨绔子弟充斥其间领取空饷，为了弥补兵员的不足，又用贫苦百姓充当人头，数年之间神策军战力全无。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军五千人为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经过长安，唐德宗下诏犒赏。结果京兆尹王翃只赏赐了一些粗茶淡饭，引起兵变。唐德宗马上诏令白志贞率领神策军抵御，可是神策军却已经早一步做鸟兽散，溃逃的无影无踪。仅仅五千人的泾原军就这样把长安闹得天翻地覆，唐德宗不得不弃城出逃。

经过泾原兵变之后，唐德宗发现大臣都是靠不住的，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只信任宦官。回到长安后，他就立刻夺了白志贞的兵权，交到了两个心腹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手中。

手握重兵的窦文场和霍仙鸣，又有唐德宗的庇护，于是重新走上了李辅国的老路，开始把持朝政。宦官政治在唐朝只经过短暂的沉寂，又死灰复燃，并在之后愈演愈烈……

宣宗的父亲？

唐宣宗父亲是唐宪宗李纯。

唐宣宗李忱（810年7月27日/28日－859年9月7日/10日），初名李怡，唐朝第十七位皇帝（846年4月22日－859年9月7日/10日在位），唐宪宗李纯第十三子，唐穆宗李恒异母弟。

明宣宗父亲是朱高炽。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号长春真人，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1425年5月29日—1435年1月31日在位）、书画家，年号“宣德”。

晚唐君王诗人？

指的是南塘后主李煜。

李煜，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是南唐第三任国君，史称李后主，南唐后主。被后人称为“千古词帝”。

他的词非常出名。比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再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实际上，本题出题者搞错了时间和朝代。晚唐是指从裘甫起义到唐朝灭亡的时代。从875年后，唐朝进入了晚唐时代，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梁建立。晚唐时代结束。从此进入五代十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