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权太子,朱元璋将禁止宦官干政刻在了铁牌上

红权太子，朱元璋将禁止宦官干政刻在了铁牌上？

观历代阉党之祸，论权力之大，持续之久，祸乱之烈，莫过于明。造成这种局面，要追溯到明朝建立，洪武年朱元璋那会儿——设立了以太监组成的司礼监。

其实朱元璋设司礼监时，也没想到后面会变成那样。多方位限制其权力，设下铁牌不许宦官们干政，不许识字，本意是让他们跑跑腿、伺候下笔墨、干点杂事什么的。然后到了朱棣永乐年，进一步发扬光大——又设了东厂。

这下可好，东厂权力大着呢，是最早的特务机关，只听皇帝的，想抓谁、杀谁，那都是非常的easy。

要是在朱元璋、朱棣这种强力君主威慑的情况下，还能够掌控的住，可是到了后面，大家知道，皇帝变得一个赛一个懒，干什么都可以，不是不愿意上朝理政，不愿意批折子，那就丢给信得过的身边人去办吧！很不幸的，皇帝身边能信的，除了宫女就是太监。

到了明英宗时期，十分宠信一个叫王振的太监，封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把在奏章上批红的事都交给他。后来王振势大，嫌宫门上挂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碍眼，便令人摘下，过了几年瓦剌（蒙古分支）来犯，他就撺掇英宗御驾亲征，结果英宗被俘。虽然王振后来也被杀掉，但是自此起，宦官们越发失去约束，甚至形成庞大的阉党集团。

其后又有司礼监大太监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是一手遮天的人物，皇帝老大他老二。这种情况确与皇帝怠政有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约束宦官权力的笼子被打开了。

至于魏忠贤，因为是明熹宗乳母客氏“对食”（宦官名义上的夫妻），被熹宗大加宠信，自己一心做木匠，让魏忠贤独掌大权，号称“九千九百岁”。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面说过一句话：君主如果把他的国家事务交给几个人去办的话，这些人就会发生纠纷，想方设法成为他身边第一个奴才。

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官员争斗，似乎都说得通。

拿中国人更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封建王朝治下，从来少不了党争。

如提问者所言，明朝的党争，似乎更加的典型，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残酷。

铁锤文史准备用三个段落来阐述明朝官员的党争内斗。

第一个问题，明朝党争因何而起？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党争从嘉靖时代开始。

第三个问题，明末党争，有阶层利益作为推进剂，也成为明朝亡国的加速剂。

第一个问题：明朝党争究竟因何而起呢？

千百年来，君权与相权之争，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之中的命题。朱元璋是个乾纲独断的独裁者，利用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是老朱自找苦吃。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要皇帝经手办理，就是三头六臂也干不下这个差事。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平均一天要处理208件公文，处理424件事情。

朱元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值得佩服的事情。因为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锤炼出来的能力。所以说朱元璋的个人执政能力绝对是超然出众的。

永乐皇帝也不错，因为政治历练足够，个人能力也是相当过硬。但是到他那时候已经需要大量借助外脑了。所以内阁制度在永乐时代已经建立，一开始内阁只是一个顾问机构，但是随着事件的推移，内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明朝初年几位能力卓越的皇帝可以以我为主，兼听内阁顾问意见来执政。到了后来内阁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后来的皇帝多数长在深宫之内，养于妇人之手，哪里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来解决天下大事呢。到了明英宗时期，内阁就开始掌握了票拟权。票拟之后还是需要皇帝最终拍板定夺画圈圈，后来那些皇帝哪里有本事裁决画圈圈呢，于是就开始利用他们最信任的太监。明朝开国皇帝吸取前朝那些历史经验，曾经定下规矩，不允许太监读书识字的，就是担心他们干预朝政。可是后来的皇帝打破了这个规矩，明宣宗时代就开始让大学士给选拔出来的小太监上文化课，就是为了代替皇帝画圈圈，到了明武宗时期，就形成了制度，内阁出票拟，司礼监太监代表皇帝在阁票上面批红。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对这个制度会有深刻印象，电视剧第一集就充分展示了在这种制度严党、清流和司礼监之间微妙的博弈。内阁的辅臣不但代表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利益，也代表着相权的另类存在；司礼监则代表着皇权的威严。

在内阁和司礼监保持微妙平衡的同时，内阁内部的权力格局也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最初的内阁是阁员共同负责，后来权力越来越集中在首辅身上，在内阁里面，阁老说话才管用。

所以，对于首辅职位的争夺，是明朝党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这个推动力的驱使下，首先是对于监察官员的争夺战。明朝的言官那是赫赫有名，管你是谁，只要有把柄落在言官手里，老子就敢在万岁爷跟前参你一本！有明一朝，被言官干下去的官员名单估计能排二里路。以此，明朝内阁首辅上台之后，就会选派自己的亲信去当御史，当给事中。根据《西园见闻录》记载，首辅上台之后，“选授御史，给事中，多切近乡人，亲友、死党。有所欲为，则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则托之论罢”。言官成了官位争夺战中的先锋打手！

第二个党争的成因，是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

大臣们在朝廷里面个个声称自己是天子门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朝堂之外，各自都有数不尽的自家门生。

唐宋之后因为科举的兴起，就产生了门生座主的流派风气。尤其是明朝中期之后，监察官员全部要通过科举选拔，而内阁掌握了科举考试。内阁的阁员甚至直接参与了会试和殿试的考试工作，根据《明史》记载，内阁大学士会试充当考试官，殿试充当读卷官，等到进士提名的时候，由内阁大学士亲笔撰文立石于太学。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御史、言官已经和内阁阁员形成了密切的师生关系。

清朝学者就曾经说过，明朝的时候，这种师生弟子之间的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密切。“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座主者未之有也”（《日知录集释》）。发展到最后，甚至是“宁负朝廷，不负举主”（《春明梦余录》）。所以你看到了明朝中晚期，今天你弹劾我，明天我参劾你，背后的动机绝不仅仅是为国监督这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党争从嘉靖时代开始

提问题的人说：严嵩整夏言，徐阶整严嵩，高拱整徐阶，张居正整高拱。没错，明朝大规模的党争，就是从嘉靖时代开始的。

为什么嘉靖时代党争变得更加激烈呢？这是因为此时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加大。

排在嘉靖前面皇帝，就是那个著名的木匠皇帝正德，正德皇帝瞎胡闹了一辈子，终于在临死之前对宦官乱政开始反思，所以留下了遗诏，说“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

因为这个原因，从嘉靖到万历，“归政内阁”，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放大，对于内阁首辅的争夺战自然日趋白热化。无论夏言、严嵩还是张居正，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权相”。而他们的上位和倒台，没有一家不是伴随着惨烈的政治斗争。

夏言用言官扳倒张聪，后来发现严嵩逐渐比自己更受宠，于是又指挥言官弹劾严嵩，结果自己斗输了，被皇帝斩首弃市，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之后严嵩一手收拾夏言一派的言官，一手培植自己手下的言官，纵横嘉靖官场四十年不倒。而徐阶扳倒严嵩，也是利用了御史邹应龙的一枝刀笔；徐阶上位之后，高拱和徐阶不是一路人，于是又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徐阶倒台之后，高拱最后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一路追杀过去，让徐阶的儿子们“多得罪”。到了张居正上台之后，张神童利用自己和司礼监冯保联盟的优势大力推动改革，活着的时候虽然有御史跟张居正叫板，最后都被张居正利用铁腕打压下去。但是张居正这边一死，御史言官马上群起攻之，最后张居正家族被籍没家产，亲属被牵连甚多，等同鞭尸。

第三个问题 明末党争，有阶层利益作为推进剂，更成为明朝亡国的加速剂

到了万历末期，明朝的党争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的趋势，这和明朝末年江南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形成，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有关系。

皇室，宗亲，宦官、勋戚这些大地主阶层和把持朝政的以地域身份抱团的浙党、楚党等集团，和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中下层官员利益的东林党，在利益上面呈现对立形势。

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希望敞开言路，打破贵族和大地主集团在官员任命上面的垄断。在经济上反对贵族和大地主集团的土地兼并。东林党人代表了中下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在民间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万历皇帝死后，光宗上台，这个短命的一月皇帝上台之后干的最多的事情似乎就是在床上驰骋，结果不到一个月就玩的精尽人亡。但是光宗临死之前，嘱托东林党人拥熹宗上位，东林党随之上台。

上台之后，东林党人也没有干什么正经事儿，跟别家一样，大肆铲除异己，对于治国方略没有什么积极贡献。北方金兵攻陷辽阳，这伙东林党官员“每朝会，束手相叹而已”。

这个时候魏忠贤利用和皇帝乳母的特殊关系，逐渐获得皇帝信任，权力日趋壮大，被东林党打压的其他党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麾下，最后东林党人被阉党反戈一击，一时间树倒猢狲散，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等到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又是一番推倒重来，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是一轮清算。明朝末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岌岌可危，内忧外患集于一身，这个时候满朝官员不去想着如何富国强兵，还陷于党争和倾轧之中，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诛杀袁崇焕，既有崇祯皇帝猜忌的因素，也可以说是党争倾轧治下的悲剧。

总结一下：明朝官场的内斗或者说党争，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大的脉络是官员对于日益加强的内阁权力的追逐，同时夹杂着地域，宗派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纷纷扰扰的党争，让明朝官场昏天黑地，也让明朝的统治加速崩盘。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是进步还是退步？

为了朱明王朝能世代永继，朱元璋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史载，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他下令废除行中书省，设置市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管辖地方民、刑、兵之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罪逮捕并处死了丞相胡惟庸，还将其抄家灭族。胡惟庸被诛杀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行为嚣张跋扈、心怀不满、以及对朱明统治有潜在威胁的人，统统罗织为胡氏一党，被处死抄家者不计其数。

《明史》记载，胡惟庸案株连甚广，前后持续了好几年，共有三万余各级官员遇害，就连那位被誉为“论功当属勋臣第一”、已经77岁、早已退休在家的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致死，阖府70余口男女老幼都被斩杀。

在处理胡惟庸案的同时，朱元璋宣布罢除丞相，撤销中书省，将相权分散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他还将自己的意志镌刻进“大明律”中，规定后代皇帝不得恢复宰相之职，大臣中如果有胆敢奏请再立者，定斩不饶。

朱元璋废中书、罢宰相后，又将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改为都察院，都察院有13道110位监察御史。御史的职权是察举、纠劾百官，同时还肩负着辨明冤枉的重任。举凡大臣奸佞，小人结党营私，擅权跋扈，扰乱纲纪的；亦或是官员贪赃纳贿，徇私枉法，心术不正，擅改祖制者都要检举揭发并奏请弹劾。他还设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关严厉监视并控制臣民。

监察御史本是七品芝麻官，品级不高但职权很大，因为直接对皇帝负责，在朝可以监察纠举一切官僚机构，到地方出使或查案则带有皇帝的尚方宝剑，小事可立即决断，严重的可直接呈报皇帝裁决。据说御史们每到一地必鸟震鱼惊，地动山摇，官员们人人自危，无不揽镜自照，以正衣冠。

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改革整饬，朱元璋确实强化了皇权集中。宰相被废除后，皇帝没有了掣肘，一言九鼎，但繁杂的政务也全部压在了他一人的肩上。过去政务有宰相分担协助处理，现在皇帝一人独揽大权，看似很爽，但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批示，从早忙到晚也处理不完 。史载，每天他都要忙于处理政务和批阅文件，纷繁的政务使朱皇帝喘不过气来，长此以往，不仅身体要垮，而且肯定会贻误军国大事。

有人说，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从一个没有立锥之地的贫苦牧童、苦行僧，化茧成蝶为大明王朝的开基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堪比秦皇、汉武。

然而，朱元璋戾狠猜忌，残忍嗜杀，他登基不久就开始制造大规模的冤案为子孙“削棘”，致使大明庙堂为之一空，《明史》为此哀叹道：“文武尽矣”。由于朱元璋刻薄寡恩、大杀功臣，后世史家评论道：“翻开‘明史’，一股血腥气扑面而来”。

朱元璋废黜相权，致使皇权独大，一骑绝尘，失去了任何监督。他在晚年还颁布了《皇明祖训》，要求朱氏子孙及文武臣工严格遵守“祖宗之法”，后代有擅改祖制者一律“杀无赦”。

朱元璋把闭关锁国也列入了“皇明祖训”，明朝实行严厉海禁，规定“片帆不得入海”，这种消极保守的“祖训” ，给明帝国的政治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假如后来满清未能入关灭掉明朝，按明朝依托长城固守的闭关政策，中国能否保有后来的广袤疆域，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朱元璋为大明江山千秋万代、基业长青而苦心安排，为子孙削棘而大肆屠杀功臣，用心良苦的颁布“祖训”，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死后尸骨未寒，坟草未长，他的四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叔侄争权，他颁布的“祖训”被儿子弃如敝履。朱棣就是明成祖，他用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后迁都北京。朱元璋防住了外人觊觎皇权，却防不住自家人为争权而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朱元璋处心积虑地屠戮功臣，以致于朱棣起兵造反后，朝廷居然没有可以独当一面的良将，他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在兵火中生死不明。他立铁榜严禁太监干政，而朱棣一上位就扩大宦官的权力，增设了24衙门，由宦官掌管锦衣卫、东、西厂以及内行厂等特务机构，明朝由此成了宦祸为害最剧烈的朝代。朱元璋集结重兵屯驻于辽东，叮嘱子孙要严厉打击残元势力，固守北疆，可大明王朝最终恰被关外的后金女真人所颠覆。

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远远落后于西方，根源在明朝。造成这种落伍颓局有多种原因，而朱元璋废除相权，独尊皇权，墨守专制统治的成法，尤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集权压制下孕育的权贵经济、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津制、海禁制、匠户制、滥发货币致通胀等等都是主要原因。此外，明朝长期实行禁锢人们思想的八股取士和文化专制主义，也是构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固步自封、万马齐喑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对历史的功过得失，都很值得后世人们去研究并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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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是如何做到权倾朝野的？

不请自来，我是不爱长篇大论的的文史并蒂，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复杂的政治斗争导致的。这点在明朝表现得最为明显，朱棣设立内阁之后，以内阁为首的文臣集团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威胁。皇帝害怕文臣集团的权力无限膨胀，于是就另外扶植了宦官，用以制衡文官集团。所以，在明朝的整个决策链中，内阁具有票拟权，皇帝也针对性地赋予宦官集团批红权，皇帝则在中间尽最大可能的平衡这两个政治集团的实力。

明朝宦官一开始宦官集团文化水平低，不是文臣集团的对手，朱瞻基就设立内书堂，专门教育宦官，目的就是提高宦官集团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帝掌握不好两者的平衡，造成一方独大，就会出现宦官或者文臣专权擅政的情况。明朝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的崛起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第二，皇帝的个人情感导致的。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皇帝本人还是非常孤独的。继位之前，要时刻想着如何去击败其他皇子，争取并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继位之后，也要时刻防着大臣专权擅政，防着其他皇亲国戚造反。即便是与自己儿子或者老爹相处，也要遵守先君臣后父子的礼仪。

因此，皇帝真正的朋友并不多，而太监作为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人，往往会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君臣之间的那种信任，而是朋友之间的信任。太监一旦学会利用这种信任来谋取私利，往往会成长为一个权阉。唐朝高力士就是最典型的情况，不过此人心术比较正，是个“心善”的权阉。

第三，宦官的特殊地位导致的。无论哪个朝代，皇帝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被别人夺去江山。因此，无论血缘关系多么亲近的人，也无法让皇帝彻底信任。但是宦官就不同了，作为一个“不完整”的人，这个群体的人不会有子嗣，造反篡权的可能性比较小，顶多也就是谋点私利，这完全在皇帝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再者，宦官每天都在皇帝眼皮底下晃悠，非常容易造成灯下黑的情况，除非是皇帝自己发现问题，否者其余监察力量很难深入到皇帝身边区监察宦官。另外，宦官作为经常陪伴皇帝的人，对皇帝的习性最为了解，一言一行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比如说明朝宦官魏忠贤，就吃透了明熹宗做木匠时不愿意让别人打扰的脾气，专挑这个时候汇报事情，很容易就糊弄过去了。

所谓“万物皆有因果”，宦官虽然令人讨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皇帝自己放纵的结果，或者更直白一点说，是皇帝与宦官相互利用的结果。

明朝的政治运行机制有何优点和致命缺陷？

明朝运行机制是内阁和内廷共同为皇帝办事，没有丞相，皇帝亲掌六部，内阁大学士是高级顾问，司礼监太监协助皇帝批红。

优点：皇权集中，皇帝省心

废除了丞相，改用内阁大学士当高级顾问，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内阁大学士虽然貌似是宰相，但确是没有宰相的实权，除非皇帝不想处理政务，或者皇帝太小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才真正有权力。否则就只是高级顾问。没有相权的威胁，皇权集中，皇帝放心。而且还省心，因为内阁大学士有好几位，共同出谋划策，最后批奏折还有司礼监太监秉笔，盖印。皇帝听一听，然后动动嘴说怎么批就行，明朝皇帝最容易偷懒了。要想让国家正常运转，只要用好内阁首辅和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两个人就行。

只要他俩忠心办事，那么就不会乱。内阁也只是提建议，票拟，没有批红和盖印，啥事也办不了。司礼监可以牵制内阁。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就是再大，也都是皇帝给的，并且不能掌兵权，皇帝说换人就换人。所以明朝皇帝偷懒的很多。像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很会偷懒。但是国家也没有立刻崩盘，还是支撑了好多年，还取得了一些成就。所以说，明朝的这套机制已经挺完善了，专门就是为皇权服务的。

缺点：部阁之争，内阁内斗，宦官擅权

明朝的党争是非常严重的。首先说部阁之争。因为内阁大学士归根结底并不是宰相，六部是由皇帝亲掌的。一开始内阁大学士品阶不高，权力也基本没啥，真的只是顾问，提意见。但是在明仁宗之后，一些六部的尚书兼任内阁大学士入阁，不但参与决策，最终还负责执行，这无疑中抬高了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其实六部和内阁是有矛盾的，因为内阁是为皇帝服务，不直接掌管六部，而六部却受到内阁的制约，因为内阁票拟，皇帝同意了就还是要给六部执行内阁的建议。由此就引发了内阁和六部的不合。内阁名义上没实权，但是却参与高级决策。而六部尚书则未必对这个决策信服。他们在名义上还没有直接从属的关系。所以，关系不和也没办法。

而内阁内部，为了争夺首辅，斗争也是相当激烈。因为皇帝懒惰，越来越放权，内阁首辅地位则更不一样，基本上内阁首辅会主导政策的施行。所以当上首辅才算是宰相。内阁内部的争斗则会培养自己势力，拉帮结派，讨好皇帝。夏言与严嵩之争，严嵩与徐阶之争，徐阶与高拱之争。高拱与张居正之争，明朝内阁很难消停。内阁互相使绊子，意见不统一，当然对国家不利。

因为司礼监是代行皇权，从权利上讲比内阁首辅要大。一旦皇帝偷懒，不想批奏折，直接把权力给司礼监掌印和秉笔太监，这就导致后来为魏忠贤的专权。虽然宦官不会篡位，但是他们专权后就会结党营私，为自己谋利，安排自己人担任要职，如此一来会使得吏治腐败。

明朝的制度能完美运行的前提是皇帝勤政，只要皇帝老实批奏折，亲自盯着点，就没啥大事。但是明朝偷懒的皇帝太多了，权力下放，任他们自己玩。皇帝又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乐见其内阁争斗，这样不会一家独大。但是最终就导致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压，党争害了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