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论学习,董仲舒之后的儒家与孔孟之儒是背道而驰的

孔孟论学习，董仲舒之后的儒家与孔孟之儒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观点不正确。董仲舒之后的儒学是对孔孟儒学的改造、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外儒内法”。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朮”是要求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朮都应罢黜，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思想，而且还吸取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各家思想。新儒学对孔孟儒学中宣扬的“礼”“仁”“民本”等思想进行了继承，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新儒学增加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等理论，更加符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西汉时期的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适应了形势的需要，被确立为正统思想。

汉武帝之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盛行，道教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

隋朝时，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即“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时，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北宋时，儒学者冲破汉唐儒学束缚，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新儒学体系———“理学”即“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并且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朱熹认为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理学是以“理”或“天理”为核心，既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又继承孔孟正宗，并能治理国家的新儒学，标志着儒学的成熟。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体系，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批判继承，黄宗羲批判旧儒学的“君为臣纲”的思想，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批判道学脱离实际的学风，主张发挥孔子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倡导经世致用。王夫之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并加以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虽然批判传统儒学，但仍是著名的儒学大思想家，是儒学的信徒。他们的新主张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实质上仍属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

总之，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朮”，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其后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挑战，但儒学家并没有与孔孟儒学背道而驰，而是不断改造、深化儒学，进一步巩固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孔孟黄仁宇优美段落及赏析？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的话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并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①，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县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土，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现在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白勺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 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 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 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 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 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 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 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程朱理学是对儒家学说的深化还是扭曲？

儒学之祸，始于程朱。

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并非笑谈。其中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程朱理学与孔孟之道相违甚远，尽是糟粕，一面是奴才，一面是暴君，将阶级固化，个人的肉体与灵魂没有自由，只有顺从，没有尊严。倘若一个人连尊严都可以摒弃，还有什么资格枉谈道义？倘若一个民族人人都可以不顾尊严，只谈利益苟且，拿什么支撑大义？

骂儒学，骂孔孟，根本就不读经典，信口雌黄，实属无知可笑！

孔子、孟子都主张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施君子之道。

程朱理学是王道、霸道，将每一个人都驯化成奴才，“存天理，灭人欲”这么无耻且天真笑话却被士大夫们奉为经典，何也？一边当主子，一边做奴才，循环往复，沉淀积重，便乐在其中。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程朱理学，祸害无穷。为何有“文字狱”、“八股文”，东林党，汉八旗……祸根不言而喻！

读《论语》、《孟子》，孔子率真可爱，孟子朴素恬淡！读《答司马谏议书》、《朋党论》、《论佛骨表》……儒雅而不失节义，非蒙元以后能有。

宋后几乎没有大儒，只有权奴，儒家学说的人为扭曲化越演越烈，篡改经典，断章取义，曲解哲理，无所不用其极！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逗之惑，非也。

以德报怨，舍去下文“何以报德？”不辩其旨，故意为之，用心何在？

“无毒不丈夫”，妇孺皆知，“无度不丈夫”，罕有人知道……

有时候，“圣人说”是一种卑劣龌龊，让圣人背锅。

程朱理学，伪儒学，去伪存真，方能不忘初心，不负孔孟。大道，君子不弃，大义，君子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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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跟孔子哪个思想最先进？

明朝中叶，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人的生命意识再一次觉醒。很多文人开始质疑圣人，质疑权威，自由民主平等意识萌芽并成长。＂童心说＂的提出者李贽也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

当然，李贽的批判应该是建立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其批判带走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政治上，是的不到当局的认同的。

孔子的思想，多年了来为统治阶层所运用，几乎已经奉为皋臬，确实在运用过程中也挺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并且孔子的思想更适用于社会 “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这些主张，从现在来看，也还是很先进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孔子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这些思想，至今也还很有用！

古人学习的书比如四书五经现在学习还有用吗？

非常有用，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灵魂和根脉！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读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儒释道、中医。大家想想，犹太人谁不读《旧约》，西方人谁不读《圣经》，阿拉伯人谁不读《古兰经》，做为一个民族的公民，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最经典的文本、最有智慧的文化传承，我们不该读吗？

我听过习总书记一系列的课，你看看人家总书记信手拈来，总书记绝不是为了卖弄故意用几句词，他是真懂！总书记他做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我有一个体会，我在读他的书、听他的讲话中反复观察他，他不仅读了书，而且中国智慧在他身上体现的非常非常好，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做出一番事业，不了解中国文化，你试一试！所以讲到这里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重视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它们之间关系就是：中华优秀文化，它滋养了传统美德，中国的传统美德从哪里来？从老庄孔孟、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是从历代最优秀的文化典籍和大英雄的人生事迹里提炼出来的，这就叫优秀文化，它滋养了传统美德，那么传统美德有凝练了中国文化，如果干巴巴地讲传统美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单纯讲一些文化典籍，不凝练出一种美德，那就不能形成规范，我们就无法在现实中去落实，是这么一个关系。

而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只知道吃吃喝喝、虚荣攀比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德行的人，用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话就是“人无志，无可成之事”，这句话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不止一次，所以有德行、有人格的人第一点应该是有抱负、有操守的人，应该是有人生方向的人，有人生使命的人，大家看孔子，孔子说，15有志于学，孔老夫子15岁方向就定了，而孟子看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征战杀戮，在那时候，他就说“500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你看看这个抱负，国家战乱频繁，阳明先生说：“读书人第一等事是成圣成贤” ，所以一听这个人一定能成大事，他的抱负在那里，纵观历史，我们不怕穷，多少穷孩子做出一番事业，也不怕笨，多少笨孩子做出一番事业，最怕的就是没志气！一个没志气的人，没追求、没理想、没担当、没情怀、没使命，浑浑噩噩。所以，有时候学习不是光去唱赞歌，有时不妨说点真话，让我们心里咯噔一下的话，有时候你难受了，就一定是说到你弱点上了，那往往是需要我们改正的地方。

“人无志，无可成之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学啥？学孔子15岁有志于学，学孟子“500年王者兴，舍我其谁”，学王阳明“读书人的第一等事成圣成贤”，学周总理12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他们干嘛？有抱负，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

所以，特别是青年人不仅要立志，还要立大志，要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这样才能学会做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在一个就是《易传》的话，“厚德载物”，就是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里面所说的“内圣外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合在一起就叫做“内圣外王”，什么是内圣呢，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把自己内在修好，才能给国家做一番大事业。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做外王，合在一起叫内圣外王。

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就是“内圣才能外王”，“厚德方能载物”，所以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德行，一个人有多大的德行和人格，才能承载多大的使命和抱负，这是成功的地基，这个地基如果扎实，这个楼多高都能配得起，如果相反，地基不扎实，这个楼如果盖得很高，哪一天一阵微风吹来，这个楼就会轰然倒塌，所以一个人的护身符就是浩然正气、堂堂正正、真才实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每个人都要内求，“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反思自己。

中华民族的道德非常丰富，这个内涵要求应该是四个字，“知行合一”，人这一辈子要弘扬道义，为国家做点事，得真有本事，如果没有真本事，怎么为国家服务，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很庆幸我读了一点书，我能通过读一点书给大家分享。这个也是我自己落脚的一个地方，我就用这个平台给大家分享，也能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不要好高骛远，只要有点真东西，在平凡的位置也能发光、发热。

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公民，都要学习中华优秀文化，打牢德行的根基，学安身立命的真本事，不断的去反思自己，然后向别人学习，叫海纳百川，然后服务大众，做志愿者，奉献社会，这就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在这个过程中成就自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做力所能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