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权太子,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是干嘛的

2023-09-23 12:00:05 77阅读

红权太子,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是干嘛的?

太祖朱元璋,因幻想大明续华夏千秋,皇位传朱姓万代。自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废中书省(剥夺相权)、置内阁(皇帝秘书办)、设司礼监批红权。从行政架构来说,相权被一分为三。决策权被皇权吸收,议政权(票拟)归内阁,行政权下放六部,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将原本由皇权与相权制衡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制衡的独裁制),推上了一个唯皇权独裁制为快的新高度。

为了维护皇权独大的独裁统冶。不仅在政府序列内,设立可风闻奏事的六科给事中、御史来制衡百官,还对皇家卫队(如金吾卫 、羽林卫 、府军卫、虎贲卫 、锦衣卫 、旂手卫等)之一的锦衣卫实行部份转型,变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私人特务执法机构,以求皇权辗压性地钳制政府权力。

红权太子,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分别是干嘛的

锦衣卫

锦衣卫全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脱胎于拱卫司,拱卫司统率中、左、右、前、后五卫;洪武六年,造金牌,以仁、义、礼、智、信为号,二面俱篆文:一曰“守卫”,一曰“随驾”;洪武十五年,改名锦衣卫。从金牌刻字来看,锦衣卫不过就是历朝皆有的禁卫军,保驾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而已。

但是,为了确保相权永远匍匐在皇权脚下。太祖赋予了锦衣卫在“直驾侍卫”常规职权之外,一个关键性的权力——“巡查缉捕”职权。这实际上是用皇宫卫队,越权架空了俗称“六扇门”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司法权。在现代政府架构中,这是绝不会被容许的,即便是在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中,也是比较出格的做法。

锦衣卫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只节制锦衣卫的犯法案件和装备督造。是对内的,相当于锦衣卫内部的纪律、装备部门;北镇抚司辖诏狱,对六部和地方政府,执行无需证据的侦缉、监控、逮捕、审判、处罚的行动,且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还无权过问。换句话说,这就是皇帝的私家警察兼私家法官兼私家特务。而且它的私权力比政府序列下的警察、特务、法官的公权力大很多。

由于锦衣卫的本职工作,还是皇家仪仗和侍卫部队。为体现皇家仪仗的壮观雄伟,锦衣卫的工装是特别的华美壮丽,并由织造局提供精作的蟒服、飞鱼服、斗牛服。其中蟒服是皇帝赐服,属一品官服。其配刀——绣春刀也是皇家赐刀,轻便狭长,秀雅阴柔,且不许一般军人配带。金牌、飞鱼服、绣春刀,即为锦衣卫的标配。锦衣卫在执行任务时叫“缇骑”。看见了这三样东西临面,基本上这个官员也就玩完了。

后来,太祖也觉得锦衣卫滥用职权、动用私刑太过,引起朝庭百官的人人自危和极度恐慌。下诏废除了绵衣卫的“巡查缉捕”职权,一切未决案件、人犯转交由“三法司”依明律处理。

东厂

东厂即东缉事厂,永乐皇帝以“靖难之役”上台,恢复了锦衣卫的“巡查缉捕”的职权。不过锦衣卫毕竟是支卫队,虽有特务情报属性,但仍属于军队序列。显然不够私密,加之上台后对百官的极度不信任,就任用宦官,再置一个纯宦官的私密特务机构——东厂。于是,永乐皇帝比他爹,在皇权独大的中央集权制之路上走的更远了。

为求监督、钳制锦衣卫的职权。东厂的权力外延更大,不仅可对百官进行法外的监督制裁、还可对锦衣卫和百姓实施法外的监督制裁。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权力外延达到连百姓的油盐酱醋、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也要侦知的恶劣程度。这种权力的扩展,直接将特务恐怖力量延伸至民间和属国。

东厂还对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及地方各衙门实行坐班的当面监督。在私密和当面的双重监控之下,令六部、二法司及地方衙门官员陷入如履薄冰、进退失据的惊恐之中。公务活动毫无创造性可言,人人唯恐白天做错事,梦里说错话。根本无心办公,唯有费尽心机地与东厂、锦衣卫拉关系保命。

东厂的职权,当初由永乐皇帝定的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这个杠杠。实际上,这只是东厂的前期状况。在中后期,因东厂的厂督是宦官,与皇帝关系更为紧密,且不似锦衣卫临事需奏呈皇帝之故,东厂行事,仅口头向皇帝汇报即可。显然,东厂的办事效率要更高些。对于特务、情报等强力部门来说,效率就是权力、速度就是恐怖、恐怖又是权力。东厂权力经此循环和自我强化,锦衣卫终将势弱于东厂,实在是一目了然。

西厂

西厂全称西缉事厂。成化皇帝为绀制东厂的渐渐坐大,又设置了西厂。由宦官汪直任厂督。西厂的人员由锦衣卫中选拨,短短几个月,人员极度扩充,一时之势,竟能压制住东厂。可怜的百官、百姓在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三座大山来回反复的恐怖辗轧下,无数人在诏狱中粉身碎骨,化为一缕冤魂。见到了“厂卫”,并被其拘审,才知道,死神原来是多么的仁慈和可爱。

经大学士商辂为首的内阁辅臣集体上书(够胆量,不怕特务,不怕死),痛陈西厂之戕害。成化皇帝方撤销西厂。月余,西厂复开,汪直对曾威胁过自已的商辂等大臣,经罗织罪名后予以处死。

内厂

到正德皇帝御极之时,由宦官刘瑾间接节制东、西两厂,刘瑾因对东、西厂互相争权、夺利、拆台之情状极为不满。又开了个厂子,叫内厂,全称大内行厂,由刘瑾直辖。内厂的侦缉查处范围更大,竟将锦衣卫、东厂、西厂也纳入侦办对象之中。

在大明各位皇帝“明星企业家”的艰苦努力之下,为了保持皇权对相权的绝对压制,也为了防止某厂的坐大,厂子是越办越多。终了,就有了四个特务机构并存窥查朝野、百兽齐出樊笼的热闹局面。于是,大明天下,缇骑四出,不论国内国外,不论高官百姓,不论东厂西厂,不论闹市偏壤,一时天下崩塌震动、人人自危、惧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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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为何喜欢用宦官?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沿用千年的宰相制度,所有的权利集中到了朱元璋的身上。但是呢,在权利集中到皇帝身上的同时,繁杂的政务也都集中到了皇帝身上,皇帝需要找一些人帮助,分担,于是内阁应运而生。

在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属于是明朝初期,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不用说,朱棣更是夺权的马上皇帝,安南战争、五次北伐等等,武将集团实力庞大,和文臣相互制衡。但是在朱棣之后,朱高炽本身就就是偏向文官的,同时因为国家安定下来了,武将集团的力量就渐渐的没落了。文官集团开始失去了制约,要崛起了,内阁的权利逐步的加大,已经严重的危及到了皇权。

特别是在英宗朱祁镇时期,土木堡之变,导致精锐部队阵亡50余万,武将集团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更关键的是北京保卫战是在于少保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指挥下获胜的,文官集团的声势大震。此后,武官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制衡文官的能力,后期文臣带军也是屡屡发生,例如王阳明,胡宗宪。

武将集团已经没有力量了,但是也不能让文官集团一手遮天呀。于是皇帝必然要扶持出一股势力来制衡文官。司礼监成立于洪武年间,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的权利,还受到限制。但是在武将集团无力的情况下,便被皇帝推出来和文臣打擂台戏,太监不能生孩子,没有后代,用得也放心。

文官集团在朱棣时期,因为这位马上皇帝,再加上武将集团正在巅峰,还没什么太大的举动。但是在朱棣去世后,朱高炽登基后,便有了动作。三杨内阁时期其实就是文官集团慢慢失控的过程,朱高炽有机会阻止但是没有阻止。朱瞻基时期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所以只能扩大太监的权利。而明朝史上第一任专权太监王振,就是崛起于朱瞻基时期,但是因为朱瞻基已经有自己宠爱的太监了。王振就去伺候皇太子,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明英宗登基后也是重用王振,前期有张太后和三杨制衡,王振还有所顾忌,在张太后去世,三杨陆续离开后,宦官就真正的崛起了,一发不可收拾。

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几乎成了明朝中后期的主旋律。

为何晚唐的皇帝却惨死在太监手里?

明代的宦官集团和唐代的宦官集团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代宦官掌控军权——神策军

明代的宦官和唐代的宦官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唐代的宦官手中掌控军队,这支军队就是神策军。神策军是唐朝中晚期,掌握在宦官手里用来震慑地方割据藩镇势力的中央武装。而明代的宦官手中并不掌控兵权,所谓的东厂、西厂不过是特务组织,并没有实际的战斗能力。

二、唐明两代君主集权的程度不同

另外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讲,明清时代君主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都只不过是皇帝的官僚集团而已,他们手中并不掌握真正的兵权或者政治权力,说直接点他们都是皇帝的家奴而已。唐代的皇帝尤其是晚唐的皇帝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他们面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基本上束手无策。

三、外部形势差异很大

从外部的形势来看,唐朝中晚期藩镇割据,地方军阀的势力十分强大,他们不仅掌控地方的兵权,甚至在自己所管辖的范畴中成了实际上的小皇帝,他们并不听从中央的指挥。这样一来,就缺少对宦官集团的制衡和威慑。而明代的问题主要来自流寇和外敌入侵。

四、晚唐皇帝无权,明代宦官无势。

中央的部队神策军又掌握在宦官手里,地方藩镇的部队不服从自己的调遣,因此唐代皇帝并没有真正的权力,这也导致了手握大权的宦官能够废立天子。而在明代,尽管魏忠贤号称九千岁,但他的势力仅限于内廷,所掌控的也只有东厂、西厂特务集团而已,他能够呼风唤雨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一旦脱离了皇权他将不值一提。这也是崇祯继位后,能够轻易处死魏忠贤的根本原因。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被明朝那些事称为昏君的朱厚照为什么在国家大事上的行为更像一个任人唯贤的明君?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朱厚照是位不学无术、昏庸无能,只知道声色犬马的皇帝。事实上,朱厚照虽说算不上一个贤明之君,但其身上仍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跟那些史上真正的昏君不可同日而语。

一、处死刘瑾

朱厚照还在做太子之时,刘瑾就在旁侍奉,跟朱厚照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朱厚照继位后,刘瑾逐步爬上高位,成为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和张永、谷大用等人,被称为“八虎”。

这事情很好理解,王振、魏忠贤都是由此发迹的,跟太子处好关系,那么等太子成为皇帝,自然就能获得最大化收益。

在皇帝的宠信下,刘瑾开始胡作非为,铲除异己、贪赃枉法,还实行高压统治,甚至还搞出了个内行厂。如果说只针对官员可能还有情可原,而刘瑾同样侵扰到百姓的生计,比如驱逐京城的佣人,命令寡妇嫁人,不及时安葬的被命令焚化尸体,一时间街市之上是人心惶惶。

史料记载:

“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又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辇下汹汹几致乱。”

俗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在杨一清、张永的策划下,给刘瑾编织好了无法宽恕的罪行,便是谋逆之罪,这下朱厚照才下令诛杀了刘瑾,为天下除掉了一害。

朱厚照智商不低,他对刘瑾的所做作为当然是有所耳闻,但随着弹劾信件的增多,舆论的压力,朱厚照也意识到刘瑾不得不除。就算杨一清、张永策划得天衣无缝,只要朱厚照不同意,那么刘瑾就死不了,所以处死刘瑾,朱厚照也是有意为之,杀掉刘瑾也是做了一件好事。

二、将国事依仗重臣

朱厚照不是个坐得住的皇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朱厚照有意识去处理政务,但他实在没有太多耐心。但国家不能倒在他的手中,于是朱厚照将重要国家事务委托给了杨廷和等人。

杨廷和原本就是朱厚照的老师,刘瑾发迹之后,曾有和杨廷和产生过矛盾,刘瑾私自将杨廷和贬了南京。但没有多久,朱厚照得知消息,马上又将杨廷和调回中央,进入内阁,从此刘瑾再也不敢和杨廷和为敌。

纵使朱厚照再糊涂,他也知道朝廷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几位重臣坐镇。而杨廷和不仅是他信任的人,也同样是治世之臣,将军国大事交给杨老师,那自然不会出问题。

杨廷和经常劝朱厚照要有个皇帝的样子,劝他每日加强学习,勤于政务等等,朱厚照有的听有的不听。杨廷和父亲去世,请求回家奔丧,朱厚照不同意,多次申请才获得批复,可见朱厚照对杨廷和的重视程度。

正是由于杨廷和等人的存在,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专业的人才能干专业的事,朱厚照自知没有那个能力,就交给有能力的人,这一点他做得十分出色。

三、做事有度,不滥杀无辜

喜欢玩是朱厚照兴趣所在,但朱厚照不是个弑杀的皇帝,固然做事随性而来,却知理有度。明朝的言官大多不怎么怕死,就算是皇帝也经常被骂,朱厚照整天不务正业,当然也难免被人指责。然而,朱厚照对此并不在意,他贵为天子,天下都是他的,他也清楚那些官员的良苦用心。

如果把这些官员们都杀了,那谁给他干活,所以有时候,朱厚照也不太在乎面子问题,只要能满足其兴趣所需,国家正常运作,其他的都事都好谈。

最让大臣们郁闷的是,朱厚照竟然在宫内玩腻了,还想出宫玩,皇帝是一国的核心,如果皇帝出个大事小情,那么国家就可能受到巨大影响。不过,朱厚照实在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三番五次偷摸地往宫外跑。

史料记载:

“秋八月甲辰,微服如昌平。乙巳,梁储、蒋冕、毛纪追及于沙河,请回跸,不听。己酉,至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乃还。”

正德十二年,朱厚照换了普通人的衣服,跑出了宫,内阁大臣梁储、蒋冕得知消息,也不敢惊动他人,只能亲自去追。一帮老头骑着马,去追逃出宫的皇帝,这场景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等追上了朱厚照,接着便是苦口婆心的劝谏,希望皇帝能尽快回宫,朱厚照玩心已起,自然不会轻易罢手,于是他不同意回去。等到了居庸关,朱厚照却被巡管御史张钦给拦住了,张钦明知下面就是皇帝陛下,但他的职责告诉他不能开门。就这样,朱厚照被个小御史给怼了回来,而朱厚照并不生气。

朱厚照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因为出去玩,就杀掉边防的官员,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严重。张钦恪尽职守,不仅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他这个皇帝,所以朱厚照不会惩罚张钦。

四、御驾亲征,有国君担当

除此之外,朱厚照最令人崇拜的,便是他敢于御驾亲征,而且还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男孩子心中总有个英雄梦,驰骋疆场、战鼓齐鸣,纵刀御敌那是何等的威风,在朱厚照心中同样有个榜样,那就是永乐大帝。

为了他的爱好,也为了保卫边境,朱厚照毅然决定常驻边塞,来个真正意义的“天子守国门”。朱厚照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正德十二年,鞑靼小王子,进犯明朝边境,朱厚照率兵亲自指挥战斗。

别看朱厚照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他却可以制定周密的计划,从容地分兵派将。双方总兵力近十万,经过多日惨烈厮杀,在朱厚照指挥下,最终明军在应州击溃了来犯的敌军。

纵然史书有抹黑朱厚照的意图,但我们不能否认,朱厚照在这次战争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军事天赋这东西真实存在于朱厚照的身上。倘若朱厚照不是皇帝,他也可能会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将。

作为守成之君,朱厚照做得也算是不错了,固然他犯下很多错误,但在他在位期间,国家安定、政治平稳,他还击败了强悍的小王子,于情于理,我们都应给朱厚照点个赞!

至于说他昏庸,这真的是冤枉他了!

28年不上朝会不会是掩人耳目?

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是有原因的,但绝对不是题主所说的“早已死亡”,因为在这几十年时间里,万历皇帝并没有完全“消失”,他时不时的还会出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后,他就在慈庆宫召见了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

万历皇帝“怠政”始末

我们从史料上看万历皇帝就会发现,他早期还是一位非常不错的皇帝,勤奋好学,励精图治,与老师张居正一起对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其中包括著名的“一条鞭法”,从而确定了白银在历史上的货币地位,那一段时间被称为“万历中兴”时期。

万历初年的变法对增加明朝财政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张居正的辅佐。从万历皇帝登基的那一天起,他的老爸明穆宗朱载坖就给他安排了三个顾命大臣,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和高仪,因此朝政基本由内阁处理,但成年后的万历皇帝希望能够摆脱这样的局面。

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没过多久就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不仅将他之前提出的变法作废,更是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皇帝的这一举动,有人说是由于幼年时期被张居正严格管教下形成的压力释放,也有人说是万历皇帝希望在朝中树立威信,摆脱内阁对自己的约束,因此才会对老师张居正下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万历皇帝从那时候开始就有点不正常了。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万历皇帝开始连续几天不上朝,内阁问其原因,答复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而且不仅是不上朝,连祭祀太庙也不去了。从这一年开始,万历皇帝就对工作失去了兴趣,“不朝、不见、不批、不郊、不庙”,躲在深宫里做起了悠闲的“肥宅”。

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目前有几种说法:国本之争

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他去看望母亲李太后的时候,在慈宁宫私幸宫女王氏后所生,但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王氏,自然也不会喜欢她生的儿子。当时后宫最受宠的是郑贵妃,她也有一个儿子叫朱常洵, 子以母贵,朱常洵成为了万历皇帝心目中的太子人选。

不过明朝的太子并不像清朝由现任皇帝指定,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了“谪长子继承”的祖制,于是朱常洛就成了“法定太子”,并得到了大部分大臣的支持。

万历皇帝在“国本之争”中败下阵来,最终封朱常洛为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表面上看朱常洛是最终得益者,实际上他也是一位苦命的孩子。万历皇帝国本之争败阵后心灰意冷,开始了他的怠政生涯,朱常洛也开始掰着手指算日子,等待自己登基的那一天,结果这一等就是20年!

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朱常洛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空缺,结果登基29天就命丧红丸案,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人称“一月天子”。

厌倦朝政

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期间,朝中的各方势力都能够受到制约,特别是变法改革以后,大明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张居正在朝中的威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自从张居正去世后,曾经被压制的势力开始抬头,各种派别也在朝里明争暗斗。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是为了摆脱内阁的约束,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君王,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仿佛捅到了马蜂窝,各派别的争斗使他难以招架,于是干脆躲起来不理他们。

身体欠佳

这是目前最多人支持的观点,史料上也多次提到万历皇帝身体不好,比如当时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17年写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记载:

“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

这些症状其实并不算什么大问题,放到现在还不能够成为单位请假的理由,但是万历就以这样的理由请假了,因此雒于仁认为皇帝身体不好的原因是“酒、色、财、色”导致。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雒于仁给万历皇帝上疏的内容是在数落皇帝,说皇帝贪恋酒色财,而且还小气。万历皇帝觉得这奏折是在骂自己啊,于是扣押起来不给处理,并且因此养成了扣押奏折的习惯。雒于仁也因为这件事被罢官,回家后没多少年就去世了。从这件事来看,万历皇帝还真不小气,写奏折直接骂皇帝也只是被罢官,这要换别的皇帝恐怕脑袋不保了。

不过万历皇帝的身体确实是有问题,1958年考古工作者打开定陵的时候发现,万历皇帝有严重的腿部疾病,《风雪定陵》是这样描述的:

“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万历皇帝出现如此严重的“长短脚”呢?目前还没有结论,有人怀疑他得了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疾病,不过我们看明仁宗朱高炽,他也是患有脚疾,或许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遗传病吧。

万历怠政并非“掩人耳目”

我们回到题目,如果说万历的怠政是某个势力为了把持朝政而掩人耳目,那绝对是无稽之谈。

从万历开始怠政的1586年开始,他并不是马上消失在群臣的视野中,而是一步步地走向消极。先是不上早朝,接着不去祭祀,最后连大臣也不见了,有些官员从入职以来都没有见过皇帝一面。

正是大家都见不到皇帝,因此才会有人产生皇帝早已死亡的猜测。不要说几百年前的人物,就在现代,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霍金,都有人怀疑是一个傀儡,真正的霍金早已死亡。

有疑问是正常的,但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万历皇帝身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万历皇帝怠政并非所有人都不见,有史料记载福王朱常洵每天都可以见到皇帝。其实这也是万历任性的地方,按照明朝的祖制,朱常洵分封后应该马上到封地就潘,但是他却一直留在京城不肯走,12年后才到洛阳就潘,其中原因除了万历皇帝的偏爱,更多是郑贵妃从中作梗。

如果万历皇帝已死,那么谁会隐瞒死讯进行暗中操作呢?当时朝中无非就是两大派,一派支持福王朱常洵,另一派支持朱常洛,然而在万历皇帝怠政的28年时间里,双方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郑贵妃最终也没有为儿子争取到皇位,朱常洛则苦苦等待20年后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

万历皇帝怠政期间并非完全消失,他主持了“万历三大征”,这三次都是非常大规模的战事,另外在万历四十三年,朝中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时,万历皇帝亲自召见了当时的巡城御史,并在那里勉强坐到金銮殿的龙椅上。

万历皇帝怠政期间,李太后尚在人世,她在朝中的威望不低于巅峰时期的张居正,儿子去世她会不知道?如果暗中操作的势力是朝中某派别,李太后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吗?儿子不在自有孙子继位,她绝对不会允许他人干涉朝政。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怠政期间,明朝没有宦官弄权,也没有外戚干政!结语

万历皇帝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团,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参半,有后世的史学家对明朝灭亡进行分析,认为“明朝之亡不在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我觉得万历的怠政也是一种无奈,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消极,但当时朝中混乱的局面并不是他造成的,内阁的争纷从嘉靖时期就已经形成,特别是大礼仪事件后,文官之间的冲突显得尤为激烈。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干脆一躲了之,只以传谕的方式处理大问题,就这样躲了28年,国家竟然也相安无事,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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