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建立者,你认为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哪一个

夏朝的建立者，你认为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哪一个？

话说在古代做皇帝那可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也有一些昏君因为荒淫而有了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一说法。但是也有一些皇帝怕留下一些骂名被冠上昏君的名头那也是每天兢兢业业的。清朝就有过一个皇帝，在位12年8个月，每天都只睡4个小时，一生在位不到13年批阅了192000件奏折，那可真是勤奋苦干。

这雍正皇帝最初在“九子夺嫡”获胜之后，就当了满清入关之后的第三个皇帝，但是也有许多人怀疑皇位来的不正，但是当时康熙的传位诏书是满文，一般篡改也比较难，所以关于雍正这个皇帝来路正不正也难说。

雍正一共在位才不到13年，但是为了能让自己让后世敬仰，所以雍正以上位就开始了励精图治，一天的休息不到4个小时，一年只在自己生日的当头放假一天。而且也不想乾隆那样六下江南，也不出去狩猎，就老老实实的在京城批改奏折。统计是说192000余件奏折，当然了这个数字也待研究。和秦始皇有点一样，当初秦始皇批改奏折那都是一车一车的批改，奏折都是几十斤的批阅（战国时期多用竹简，所以略重）。

皇帝干的这么勤奋，那当然也有一些贡献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耗羡归公，这就是常说的火耗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标准，有的时候这个火耗费甚至都占税的一半之多。但是在康熙用尽一生都没能取消掉，而到了雍正这里竟然给取消了，当然了这是治标不治本，之后官员照样收取各种费用。

之后就是建立军机处，这玩意完全就是防止宦官和藩镇而建立的。当时国家大事都交给内阁，而鉴于明朝的前车之鉴，雍正就决定在议政处和内阁之外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且取名就是军机处。军机处一从建立那位置就远远高于内阁，而且还是雍正大权独揽，大大加固了皇权。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在他干了13年自后竟然死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征召，后人就把死因归在了太过劳碌以至于精力衰竭而死，之后的乾隆就做的很好，有事没事就下江南去溜达溜达。但也因为雍正励精图治，上承康熙下启乾隆有了康乾盛世这一说，当然了这也是清朝所吹出来的，所谓的盛世也就是剩世。

农历二十四节气是谁发明的？

古老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在2016年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录。

“‘第五大发明’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因为‘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科学遗产。从气候学角度看，‘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凝聚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观点及方法。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把全年分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等，以反映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这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朴素认知，农耕时代中国农民一直依靠“二十四节气”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这种科学认识然后又远播海外各大洲，影响了全世界。

“以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来看，气候的形成主要受太阳辐射、地球运动、大气环流等影响，‘二十四节气’虽没有从这些角度去解释，但也从自然现象中反映出中国古代民间对气候的认知，客观反映了我国独特的气候特点，比如四季分明等。

《夏小正》一书是我国最早记录节气以及物候变化的里程碑式的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和观察，是后来‘二十四节气’形成的基础。古人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每岁‘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应，气候的实质是地球与太阳的相互运动，以及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物候与气象的有机组合。

在中国，“二十四节气”系统是逐步完备起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能用土圭（在平面上竖一根杆子）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已明确提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一年中，土圭在正午时分影子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最长的一天为冬至，影子长度适中的为春分或秋分。西汉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里就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并详细地介绍了节气推算的方法和节气的有关内容，论述了天地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生成，以及对人类和社会生活秩序与农业生产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古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随着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中的记载，这说明中国人观测气象比西方早了500年。

那么为什么要设计出闰年呢？

据考证，最早在一年365天的历法当中加入“闰年”这个类似概念的是埃及帝国，他们希望在使用太阳历的同时确保历法与季节不脱节。

之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尤利乌斯·凯撒基于埃及的历法，创造出一年12个月365天的历法。在这之前，人们主要用一年355天的历法，每两年就插入一个月。虽然这个历法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研究发现一年其实大约为365.24天，因此凯撒创立了每4年一次闰年的办法来修正，他也因此被成为“闰年之父”。

在格里高利历和闰年系统下，现代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日历与季节周期保持同步。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让民用历、宗教历和农业历与太阳年同步。最终，人们通过增加“闰年”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再过3300年，这个问题又会出现。

闰年如约而至：本周六，也就是2月29日，是一个闰日。历法上的这一奇怪现象（几乎）每隔4年就会出现一次。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让日历与自然年同步，可惜事与愿违，反而引发了很多混乱。直至闰年出现，才补回了失去的时间。

这是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并不是完整的365天，而是365.24219天。

回归年——地球公转一圈的真实天数（近似）

但是谁会想在365.24219天的时候庆祝新年呢？

于是我们把零头去掉了，把一年的时间统一为365天。但是，这个零头是多少呢？0.24219天大概等于5.8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少过了5.8个小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就是答案。

不过，时间等于金钱，这个道理很早就有人想明白了。于是在公元45年，古罗马独裁者凯撒皇帝针对每年丢失的5.8小时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 我们先随便过个3年，不管那多出来的5.8个小时。到了第4年，我们把这些没过的时间加起来，凑出一整天安排在二月份里。”

就这样，闰年和闰月出现了！

凯撒虽然是拍脑袋想出这个方法的，但是你别说他这么做还挺有道理。

如果我们一直忽略每年少过的5.8个小时，那么100年后，我们的“日历年”和“真实年”（或者说回归年）之间就差了25天！也就是说，每个世纪我们就会少过将近1个月的时间。

在古代，我国历法家一向把十九年定为计算闰年的单位，称为“一章”，在每一章里有七个闰年。也就是说，在十九个年头中，要有七个年头是十三个月。这种闰法一直采用了一千多年，不过它还不够周密、精确。

公元412年，北凉赵厞创作《元始历》，才打破了岁章的限制，规定在六百年中间插入二百二十一个闰月。可惜赵厞的改革没有引起当时人的注意，例如著名历算家何承天在公元443年制作《元嘉历》时，还是采用十九年七闰的古法。

祖冲之吸取了赵厞的先进理论，加上他自己的观察，认为十九年七闰的闰数过多，每二百年就要差一天，而赵厞六百年二百二十一闰的闰数却又嫌稍稀，也不十分精密。因此，他提出了三百九十一年内一百四十四闰的新闰法，这个闰法在当时算是最精密的了。

除了改革闰法以外，祖冲之在历法研究上的另一重大成就，是破天荒第一次应用了“岁差”。

祖冲之在历法研究方面的第三个巨大贡献，就是能够求出历法中通常称为“交点月”的日数。

祖冲之根据上述的研究成果，终于成功制成了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大明历》。这是祖冲之科学研究的天才结晶，也是他在天文历法上最卓越的贡献。

2020年，真是个特别的年份，闰年、闰月，都有了。希望一切能好起来，在这个特别长的一年里。

有人说夏朝是我们第一个朝代？

我的结论是：如果把“夏”视作一个文明，你们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否能称得上是一个朝代，这个要商榷。

对于，夏朝是否存在的质疑，历史上由来已久。在近代中国，最早质疑夏王朝存在的学者们被称为「疑古学派」，或「古史辨派」。他们主张重新辨别对上古历史的记载。这一派的主力包括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众多名家，阵容强大。顾颉刚是其中最激进的。一开始，他们宣称「周朝之前无信史」。就是说连商朝都不肯承认。

后来，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从事实上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但对商朝之前的历史，他们照旧持怀疑态度。其中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顾颉刚对大禹的质疑。传说中大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由此开启了夏王朝以及中国王权的世袭模式。然而顾颉刚认为大禹的原形是铸造于九鼎之上的一个动物图形，禹和夏朝的联系是后人附会的。虽然这个观点被学界普遍反对，但顾颉刚到晚年仍固执己见。

今天的学者虽然不像顾颉刚那么激进，但对夏朝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都采用非常谨慎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没有足够的历史信息出土，就不能证明夏王朝真实存在，但同时也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为本书作序的许宏先生，就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

国际学术界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观点也是不断演变的。在日本历史学界，像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主张「尧舜禹抹杀论」和「神代史否定论」，彻底把中国上古历史归为虚构。直到最近十几年，日本学界才逐渐有人转向「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日本历史学家宫本一夫倾向于「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他认为根据现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足以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一个王朝所应该达到的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夏朝的政治与经济巅峰，那么夏朝能不能称之为王朝呢？二里头代表的夏朝到底达到了王朝的哪个阶段？是初期，还是成熟期？

二里头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在其初期，文化中心位于颍河、汝河流域；二期之后转移到伊河、洛河流域；三期伴随着青铜器兴起而显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除了青铜刀，还有斧、凿等武器，以及青铜铃、牌饰、圆形器、圆泡等装饰品，这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

同时，二里头特产的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向北扩展。二里头文化三期已经拥有了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那么，当时的二里头文化是否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

史学界关于判断一个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是否能达到文明的水准，一般有三个判别标准。一、文字；二、大量非农业人口组成的城市；三、复杂宗教礼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提出的文明三要素），或金属冶炼（中日两国学者主张将此代替「宗教礼仪」作为判别文明的标准）。

在以上三个判别标准中，如果能达到两个，就可以算得上是文明。按照这个标准来检验商朝，可以看出：文字方面有甲骨文；城市有安阳殷墟，不仅规模很大，而且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和分工；在金属冶炼方面，商朝的青铜器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顶级水平。所以商朝完全符合文明古国的标准。

现在，我们先假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然后，再用这个标准检验二里头文化遗址。

文字方面，虽然二里头出土的器物上有一些刻画的符号，但不能被认定为文字；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我们引入以下四个考古方面常用的指标来加以判断：

（1）王墓，也就是王的陵墓，这没有发现。王墓是根本不存在，还是尚未发现，或是已被盗墓贼给盗掘破坏，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2）棺椁结构，这是指在地下建造墓室，再把木棺置于其中的方式。商朝的墓葬采用棺椁结构，这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但在二里头文化中棺椁结构从未出现。

（3）随葬品，也就是冥器。二里头文化后期已经陆续浮现，但应用规模还很小，无法与商代相比。作为礼器的青铜器要到二里头文化的后期才逐渐出现。

（4）祭祀活动，中国文化特别注重祭祀。《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祭祀和战争构成了最大的国事。反过来讲，从祭祀与战争的发达程度，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宫本一夫认为，商朝是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建立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也就是说，商朝的祭礼已经相当完备了。但二里头文化在祭祀活动上与商朝相比要差得很多。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发现人牲（即用人来殉葬）。就考古学而言，人牲的出现可以印证王权的扩张与国家的成型。

在河南郑州附近的二里岗文化（早于安阳殷墟，而晚于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在其上层二期（相当于商朝中期）一个叫白家庄小双桥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牺牲坑。这说明当时牺牲祭祀已经非常盛行。然而这样的牺牲坑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却并未发现。

基于以上四个参考标准，宫本一夫认为，二里头文化可以证实在商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更古老的文化。如果这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那么夏王朝的社会进化尚未达到成熟的王权阶段，而是处于王权的形成期，并不像商朝那样已经具备了王朝或国家的资格。

所以，他将其定位为初期国家形成期或萌芽期，或者叫做「前王朝年代」。把夏称为王朝，有点勉为其难。

综上所述，对夏王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夏是存在的，但夏能否称得上王朝，则有待商榷。从现存的考古证据来看，夏距离我们想象的那种发达完备的王朝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回答节选自我自己的文章《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从神话到历史》】

商汤始祖是谁？

帝喾。

商族的建立者是契佐，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商汤的祖先，因为在契佐之前，有史可考的还有一个“五帝之一”的帝喾。所以，商汤的祖先应该是帝喾，而帝喾也被称为商朝的祖先。

帝喾（kù），姬姓，名俊。五帝之一。生于高辛（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故号高辛氏[1]。司马迁说他是黄帝的曾孙。[4]姬俊5 岁时（前2270年）受封为辛侯，15岁（前2260年）辅佐叔父颛顼，前2245年（颛顼78年）颛顼死后，时年30岁的姬俊继承帝位，成为天下共主，以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区）为都城，[3][29]以木德为帝，号高辛氏，当年改元为帝喾元年，深受百姓爱戴。享寿100岁；死后葬于故地高辛，建有帝喾陵。

商汤是不是黄帝后人？

商汤并不是黄帝后人。商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联合其他部落，在鸣条之战中，打败了夏桀，建立了商朝。而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共主，是五帝之首，传说是黄帝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