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几乎统一腔调的四川话是怎么由两湖两广区别那么大的口音改变而来的

张献忠为什么要屠川，几乎统一腔调的四川话是怎么由两湖两广区别那么大的口音改变而来的？

我觉得是慢慢演变的。当年填四川大多是被迫离开家到四川来，而且时间跨度也长。在一个陌生环境要生存，就要适应当地的环境，要生存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就要一起互相交流帮助。造就了四川人吃苦丶耐劳、坚韧的特点。我记得小时候大家特别容易认亲，说四川人是川的，哪里都是亲戚，是不是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觉得囗音区别也很大，从荣昌永川童南童粱遂宁是一种口音，重庆沿江而下一种，安岳南充一种，隆昌向成都方向一种，泸州宜宾方向的口音我有时听不懂，特别是我们这里盘龙镇上的客家人还是保持说他们的客家话，值得尊敬。叫法上也保持有祖耤的痕迹。我是湖北孝感麻城一带迁来的，我们叫爷爷叫嗲嗲，叫外婆叫嘎嘎。

历史上真实的张献忠？

张献忠屠川是史实，有正史，野史，民间代代口传为证，（我祖上是康熙三十三年奉诏由湖南填四川的，四川被屠川后幸存者亲历了悲惨的屠川情景，“八大王灭四川"史实代代口传至今，川人家喻户晓。没史，沒人说是“满清屠川"只说是满清“湖广填四川"。）有传教士的亲历记录，有江口沉银为证，铁证如山，竟然有人为杀人魔王洗白！四川几十万被屠杀的寃魂能安息吗？幸存的四川后代和“湖广填川“的四川人后代决不能容忍！血债累累的杀人魔王四川兵败后逃至西充多扶乡凤凰山被豪格清兵一箭射死，结束了杀人魔鬼罪悪的一生。

但是若在战场上？

仁义是指“仁爱和正义”，是指“宽惠正直”。《礼记·曲礼上》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将“仁义”作为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后经宋代程朱理学进一步阐释、推崇，仁义更是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并与礼、智、信合称“五常”。

仁义是特指的。这种特指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做到军民一家人，鱼水不能分；对部下官兵而言，就是要爱兵如子，始终保持官兵一致。

纵观中外古代历史，军队与老百姓讲究仁义，将二者之间关系处理好的并不太多。国外三十年战争期间，华伦斯坦雇佣大军，“凡攻占一地就蹂躏一地，杀光一切抵抗，抢劫一切财产”。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华伦斯坦的蝗虫”。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屠川”和“沉银”，将他的大西政权与老百姓之间严重对立开来，在天府之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很坏的一页。

当然，也有好的事例。南宋岳飞率领的抗金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以纪律严明著称，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对于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金人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

真正将军民关系处理得最好的还是当属人民解放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沂蒙六姐妹拥军支前，上海解放我军官兵睡在马路上，大兴安岭灭火，九八抗洪，汶川抗震……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实在太多太多了。 仁义体现在爱兵如子、官兵一致上也有很多正反的例子。兵圣吴起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亲自背干粮。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用嘴为其吸脓。吴起的爱兵如子真是做到家了。三国猛将张飞，在战场上绝对是叱咤风云，但他对待士卒很是一般，打骂是经常的事，有时甚至将士卒鞭打致死。最后张飞落得个被部下谋害的悲惨结局，让人不胜唏嘘感慨。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官兵一致。这种一致不是简单的仁与义的关系，它是更高关系层面的升华。它“确保形成了我军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激励了广大官兵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始终保持着高度统一的革命意志”。

仁义是排他的。这种排它是指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较量，是你死我活的，是一场零和游戏，根本不应该有所谓的仁义之说。

一提起战场上的仁义，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春秋时期，那个自我标榜仁义至上的宋襄公。在与楚国的对战中，宋襄公大旗上飘的是仁义二字。对于出现的楚国渡河和仓促布阵的战机，宋襄公完全漠然。最终，宋襄公的仁义之师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毛泽东主席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曾深刻的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有人也许会举出退避三舍这一事例。历史上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表面上看是一个仁义之战，但实际上晋文公的退避三舍，是将仁义与战略战术巧妙地融合起来：退避三舍，不仅使劳师远征、疲惫不堪的楚军还得多跑90里，更是使楚军进入了晋国预先选择的有利时机和有力地形，最终晋国在这场战争中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打得楚军大败。

《三国演义》中大将关羽华容道上放曹（操），通常也被人们诠释为战场上的一种大仁大义。还有诸葛亮七擒孟获，也被解读为诸葛亮对待少数民族写队的仁义壮举。但事实上，正史当中根本没有关羽华容道上放曹的战例。历史上虽确有孟获这个人，但根本没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争发生过。所以这两个有名的仁义之战听听故事可以，但绝不能当真。

淮海战役结束后，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为了保住他的政权，提出了划江而治。对此，毛泽东主席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渡江战役胜利占领南京后，毛泽东主席又明确要求我军“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老一代革命家们坚定地摒弃这种战场上的所谓仁义，将革命最终引入全面彻底胜利，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啊！

仁义是灵活的。这种灵活是指战场上不虐待俘虏，不滥杀无辜，不带来更多的战争次生灾害和后遗症。

战争很容易导致敌对双方互相仇视，甚至是不共戴天。因此战场上出现非仁义之举，大肆虐杀战俘，大肆滥杀无辜，甚至发生屠城的事件并不少。

战国时期的秦将白起，号称常胜将军，打仗绝对是大神级别。但是，他在长平之战的坑俘之举，一下子使40多万战俘失去生命，尽管有担心赵国降卒不好管理，怕其生变，担心粮食不够等理由，但还是被后人所广泛诟病。白起也因之被人们称为“人屠”。直至今天，长平战场上（现在的高平一带）的后人们做的“白起豆腐”、“白起肉”，无疑都是对白起这个“人屠”的无声挞伐和声讨。

1645年，即清朝建立的第二年，清多铎率兵围攻扬州，南明史可法誓死据守。最后，多铎用红衣大炮终于轰开城门，杀进扬州城。拿下扬州城后，多铎并未就此罢手。或许出于对史可法和扬州市民誓死抵抗的脑怒，或许出于通过杀戮震慑江南广大地区百姓之目的，多铎下令屠城。大屠杀延续了十天，屠杀高达数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尽管后来的清史有意淡化弱化这一事件，但不管怎么说，不管什么理由，多铎的这种屠城行径，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都是留下不光彩一页的。

我军早在红军时期，就提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就是不许虐待俘虏。俘虏也是人，特别是他们当中，很多都是穷苦的百姓子弟。对于这些人，应该秉持仁义之心。兵民是胜利之本。我军的更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不虐待俘虏，反而对俘虏们施以耐心的教育，使这些人很快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大将粟裕在谈到淮海战役俘虏问题时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听了粟裕大将这段回忆，你会觉得，我军对待战俘，体现的不仅仅是仁义，还有革命的正义，还有事业的道义。（上述图片均来自于网上）

吴三桂等三藩势力强大？

公元1673年，尚可喜请奏康熙准许自己告老还乡（辽东），同时尚可喜还希望自己的爵位能由其子尚之信承袭。康熙觉得这是自己撤藩的最佳时机，因此康熙便同意了尚可喜的奏请。不想康熙刚刚恩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奏请，吴三桂、耿精忠二人，也在同一时间请求康熙撤藩。三人提出请求不过是试探康熙，一旦康熙真的同意了，三人撤藩的请求，吴三桂三人必将起兵叛乱。明知吴三桂三人设下了阴谋的康熙，最终毅然决然地下令撤藩。在康熙做出决定时，孝庄就曾叮嘱康熙，应该等到吴三桂老死后再行撤藩，因为昔年多尔衮和吴三桂有盟约，急于撤藩将威胁到满清的统治。康熙真的是操之过急吗？

康熙决定撤藩时，年龄也不过二十岁。刚刚铲除鳌拜，得以亲政的他，在朝堂上无疑是稚嫩的，但作为年轻君主的康熙，无疑也是意气风发的。康熙很想做出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绩。亲政初期，有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摆在康熙面前：一、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二、修桥筑堤，治理河道。三、撤销三藩充盈国库。四、消除边境隐患（噶尔丹和沙俄）五、收复台湾。

顺治执政的第十七年，清廷每年交付给吴三桂的军饷就达到了九百多万两。而清廷每年需要向粤闽两藩交付的军饷也达到了一千一百余万两。两千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大清国每年大半的赋税。三藩已经成为清廷经济上的包袱，不撤销三藩，康熙就没有钱治理河道，没有钱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另一边三藩也在利用清廷交付的军饷，大肆招兵买马。此消彼长之下，未来的清廷并不一定能成功铲除三藩。

当年在山海关，多尔衮之所以会和吴三桂盟约，还是因为清廷自身实力不足，清廷没有把握同时消灭南明朝廷和李自成等起义军。因此多尔衮才会许给吴三桂高官厚禄，让吴三桂投靠清廷。投靠清廷后的吴三桂，在云南享有自主权。吴三桂三人也深知，清廷早晚有一天要对付自己。康熙刚刚铲除鳌拜亲政，清廷内部尚不稳定，这正是自己反叛清廷的最好时机。

康熙决定撤藩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坚定了康熙撤藩的决心。反清势力首领杨起隆与黄吉、陈益等人在京城密谋起兵。他们对外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同时天地会在云南，浙江等地活动频繁。内忧外患的大清国，急需要一场战事的胜利来稳定人心。此时不撤藩，一旦吴三桂和杨起隆、天地会等人联手，那么满族很有可能会被赶出关外。为了防止杨起隆，天地会等人和吴三桂勾结。康熙先是派曹寅前往扬州，筹措军饷镇压天地会。同时京城内杨起隆等人的叛乱，也被康熙指挥剿灭。

康熙十二年八月，康熙向兵部、户部下达旨意宣布撤藩。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将云南巡抚朱国治（忠于清廷的官员）全家诛杀，起兵反叛。血气方刚的康熙，认为时不我待，必须坚定撤销三藩。而老成持重的孝庄，则主张静待时机，等到吴三桂老死后，一切危机都会迎刃而解。孝庄的主张无疑是老成谋国的，但她低估了康熙的雄心。康熙希望通过剿灭吴三桂之战，来稳定大清国的局势。目光长远的他并没只将视线聚焦在三藩身上。他看到了沙俄和噶尔丹，在边境上的虎视眈眈，看到了急需抚慰的清朝百姓。只有快速解决吴三桂三人，大清才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一开始康熙准备御驾亲征吴三桂，但朝中群臣却竭力反对。无奈的康熙只好任命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等将领征讨吴三桂。战事开始时，清军与三藩势均力敌，随后台湾郑经也开始派兵袭扰福建沿海等地，局势在向着不利清军的方向发展。直到公元1673年，擅自称帝的吴三桂病逝，三藩群龙无首，叛军军心涣散，清军才趁机发动攻势，收复了湖南、广西、贵州等失地，随即清军对三藩形成了包围之势。康熙二十年，面对清军围攻昆明的局面，吴世璠选择了自杀，一众叛将当即向清军投降，三藩之乱终于平定。

总结：从吴三桂投降清廷那一刻开始，吴三桂和清廷之间，就形成了无法化解的利益矛盾。吴三桂早晚都会反叛清廷，早一天裁撤三藩，清廷就能早一天摆脱经济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孝庄的主张只能让清廷偏安一隅，而康熙的主张却能统一天下，稳定满清的统治。

那四川话是从湖广地区方言转化来的吗？

说四川话是从湖广地区的方言转化而来，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现代四川话的形成，绝不仅仅是源自“湖广填川”，而是建立在长期、多次中原移民、同化的基础之上。

常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因为深处我国西南，且盆地四周被高山环绕包围，所以历史上长期不属于中原文明的影响范围，这一点从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区别就能看出。那以此类推，四川盆地内的语言体系，肯定也应该像山西“晋语”那般自成一系。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当前四川话的格局非但没有独成一系，反而非常接近于普通话，这一点我们从很多四川方言版影视配音、恶搞视频，在全国各地播放基本都能听懂就能看出。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与历史上四川境内发生的数次大规模人口迁入有关。第一次人口迁徙是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发生了著名的秦灭巴蜀之战，秦国灭蜀之后为了能将蜀地变成进攻楚国的粮草基地，先是将“古巴蜀人”驱赶到了南越一带，然后将大量中原人迁入到川蜀地区，而与中原人口一起到来的就是北方文化以及中原方言。这次事件，通常被看作是北方方言第一次影响川蜀。

第二次人口迁徙，发生在三国两晋时期。三国时期，随着刘备从荆州入主川蜀，不仅带来了大量士兵以及文武百官，更是有很多平民也随之迁入了蜀地，史书描述有“十万之众”，这再一次促进了川蜀与中原方言的融合。这一时期的川蜀方言，基本已经与中原地区极为贴近相似了，为后期四川方言形成再次夯实了基础。

第三次人口迁徙是唐朝。中晚唐时期，随着国力日渐走向衰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相继爆发。为了躲避中原战事，大量中原人口迁入川蜀，甚至连唐玄宗、唐僖宗都曾去过四川避难，当时川蜀地区一度成为权力中心，很多学者、诗人都汇集四川，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原方言与四川方言的再次融合。

第四次人口迁徙，就是著名的“湖广填川”。实际上，湖广填川与著名的闯关东、走西口一样，并不是局限在某个特定时间，而是断断续续持续了几百年。这一人口迁徙事件，从元朝末期一直持续到了清朝，从根儿上彻底将川蜀方言改变成了现代四川话。首先是元末明初时期，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当时有湖广一带的部分红巾军攻下了川蜀，并在川蜀扎根，自立为王建立了大夏政权，这一时期进入川蜀的起义军至少有十几万。再加上湖广地区的战乱难民也随之迁入川蜀，使进入川蜀的总人口数量超过20万，这基本就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的雏形。

后来明朝统一川蜀后，出于军事稳固需要，又一次实行了湖广填四川的策略，大量卫所军士及其家眷相继进入川蜀。到了明末时期，川蜀地区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结构的格局，少数民族不再占人数优势，且基本被中原汉人所同化，现代四川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川蜀地区又经历了多场浩劫，先有张献忠在川蜀建立了大西政权，与同在川蜀的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展开激烈斗争，后有清军在川蜀消灭明朝残余势力。清朝刚稳定川蜀地区不久，紧接着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攻入四川。

这几场浩劫前后总共经历了40多年，再加上虎害、瘟疫等天灾人祸，使川蜀地区人口剧减。到了清朝初期，四川的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的600万人，锐减到不足50万人，所以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又开始大量向四川移民，过程中四川话以内部扩散的形式不断整合扩张，最终形成了区域性语言集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四川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