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由来,而不是不以其他朝代命名

普通话的由来，而不是不以其他朝代命名？

都想多了，参考中国国家地理官方文章来研究，汉族这个词是个新造词.以前的故人应该称之为秦人，汉人，唐人，宋人...

汉族这个词有三个关键时间点

1、1895年首次出现汉族一词

2、1903年“汉族”一词正式被广泛使用和接受

3、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1——1979年的民族识别，认定全国有56个民族，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汉族，这个时候才被最终确定。

原文：

上古时期华夏族居四方之中的黄河流域一带，故称“中华”，后常用来泛指中原地区。如《三国志》：“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今已成为中国的别称。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汉族，历史有多长？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不加思索地说出，五千年。但是，真的有这么长么？

让我们从“汉族”这个族称入手去追溯历史，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汉族”这个词的出现，其实是很晚的，19世纪末，西方的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民族危机、民族主义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汉族”这些概念真正出现。1895年，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慷慨陈词：“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1897年，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说：成吉思汗“子若孙抚中原，以奴汉族”。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著作时，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词，同时还使用了“汉族”、“蒙古族”等称谓。从现在史料发掘的情况来看，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准确理解“汉族”的族称含义，并自觉地、经常地加以应用的人。

而“汉族”一词正式被广泛使用和接受，至少要到1903年。这一年，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中号召“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强调“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一文中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主张“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这些发表于同一年里的言论，对于促进革命之功及宣扬大汉族主义之过，早有公论，不必赘言。我只想指出“汉族”一词在20世纪初才被大量使用和广泛认同的事实，这是“汉族”这一族称确立的主要标志。

此后的民国，按照“五族共和”的理论，全国被分为了“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诸如现在被认定为民族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当时都曾是归于满族的，而南方很多的少数民族，当时都被归于汉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1——1979年的民族识别，认定全国有56个民族，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汉族，这个时候才被最终确定。

汉族的家庭结构曾经被认为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但是福建的惠安女就打破了这一定式，她们所穿着的这种特殊的服装，正是为了方便生产劳动而设计的。她们不仅要从事家务劳动，还要从事诸如出海打渔、下地耕种、打石头、搬运等很多重体力劳动。

当然，没有“汉族”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个民族，中国古代比较能够对应的说法叫“汉人”，这个词汇大约出现在东汉。

在秦汉大一统出现之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形成，这个时候的说法是“华夏”，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人群或者种族的概念，里面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和阶级的优越感，大意相当于“文明世界”，与之相对的是“蛮夷”。“华夏”和后来所说的“汉族”或者“汉人”关系不大，这是一个文明的范畴，不是人群的划分。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认为秦和楚都不属于这个“文明世界”。而实现中华大一统的却恰恰是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的，恰恰又是楚人的后裔。汉朝的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楚国的文化艺术。在东汉的时候，“汉人”的说法出现了，指的是汉王朝统治之下的人民，相当于现在的国籍这个概念，而这个词汇也仅运用于外交场合。

民族意义上的“汉人”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大量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汉人”开始有了民族意识。在当时，“汉人”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被征服的魏晋人的他称或蔑称，“汉人”从此有了“汉族”之意，但没有现代的“民族平等”含义。宋、辽、夏、金时期，“汉人”指“汉族”，多为他称。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其中的汉人又兼指契丹、女真和朝鲜人，南人又兼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南方很多民族。明朝用中华代表历史文化大传统，治下有汉、回、蒙、藏和南方少数民族。到了清朝，官吏按满汉分类，其中满、蒙、藏为一方，汉人与其他民族为一方，汉人中又分隶属八旗的“汉军”、“绿营”、“包衣”和普通汉人。

可以看出，在民国之前的“汉人”，似乎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具体的描述去总结，他们有时居住在中国的北方，有时居住在中国的南方，有时是统治阶级，有时是被统治的，“汉人”这个词汇也是有时被用于内政，有时则仅仅用于外交。学术前辈如李一氓《试释汉族》、陈澍《汉儿汉子说》和贾敬彦《汉人考》都指明了一个事实：“汉族”一词的能指始终是那群追随国家文化大传统的人，其所指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目标人群、分布区域和社会属性、阶级地位。除了不同时代的国家文化之外，汉族就没有统一和客观的文化标志，只有在国家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漂移变化的主观认同。今天，这种认同由于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承袭了晚清革命党的话语系统，国家又识别出55个少数民族，所以从国家层面上看汉族就变得很大很齐整，似乎是十分确定了。

通常认为汉族的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但是在沿海地区，很多汉族人也是靠海吃海的，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造就了汉族人不同的文化和服饰，比如福建的浔浦女在历史上一直是不缠小脚的，并且以头上插满鲜花为美，都与北方的汉族不同。摄影/崔建楠

汉族是否是中国56个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答案当然否定的。民族史的根基是民族认同，即思维或行动主体对民族的自觉意识。民族意识首先是个文化生态学问题，其次是个时代精神问题。从文化生态角度看，人群分类就只能通过“相对的人群”而产生，即只有通过对他者的“识别”、“辨异”才会有对自身的认同。民族不能独生，当然就不会有最早、最先或最长的民族史。又从时代精神角度讲，我们今日中国理解的民族概念与国家密不可分——民族总是国家识别和承认的结果。

当然有人要说民族先于国家是逻辑事实，否则国家搞民族识别是为了识别什么呢？但笔者以为没有国家的分类、识别和承认，“民族”就没有边界，因而就难以确立其群体身份和认同，就会像历史上的“汉族”那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

今日，如果说汉族有着跟中国同样长甚至更长的历史，那是对汉族不加定义就往国史上挂靠的结果；如果说汉族仅有百余年历史，那是往晚清革命会党同盟会上挂靠的结果。如果汉族的定义不是跟国家而是跟着少数民族对比而来，那答案是很结构主义的：“少数民族史有多长，汉族史就有多长，反之亦然。”简而言之，汉族就是在国家与少数民族的不断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对于汉族这样的庞然大族，人们要么熟视无睹，长期以来不以为其为民族，以为中国就是汉族，汉族就是中国，步入了民族与国家不分的误区；要么不甚理解，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内部差异又如此巨大，进而怀疑汉族是不是民族。汉族没有统一的文化特征，但这并不妨碍汉族有丰富的地方文化，图为一些主要汉族支系文化的区域分布情况。

古代的人都是用普通话交流吗？

在咱们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无论走到哪里，

只要能讲上几句普通话，

总能和人无障碍交流，

哪怕是一口川普或是……

带着洋儿味的普通话。

你有没有想过，

讲普通话虽然是咱们如今

再平常不过的事儿，

寻常到在我们还不记事起，

就已经学会了这项技能。

但在没有普通话的古代，不同地方的人，

应该讲什么话才能交流呢？

想统一语音？咱先统一文字吧

咱们都知道，起源于甲骨文的汉字，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实现了统一，

这极大地降低了帝国内部的交流成本。

不过，这只是文字，

想必大家对

各地许多听不懂的方言也是非常头痛。

有人可能会说：

要是秦始皇把语音也早早统一了，

那岂不是美滋滋~

不过啊，这事可能有点难为秦始皇了……

▲我好不容易把文字统一了，

你们还不满足啊？

虽说这位千古一帝决心够大，手段够狠，

但当时的通讯并不发达，

也没有咱们现在的语音设备，

要把当时天下人的口音也统一起来，

实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为什么文字能统一呢？

其实啊，当时能熟练使用文字的人，

仅限于官吏和士（知识分子），

而普通的“黔首”，基本用不上文字。

所以，只需要搞定一小部分“体制内”人员，

就能现文字的统一。

但，统一语音就不一样啦。

古代“普通话”的起源与发展

汉语方言纷繁复杂，自古已然。

《说文解字》里就曾提到：

“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根据西汉扬雄所著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记载，

汉初的方言就已经达到了十来种。

方言太多，还差别很大，

于是人们需要一种在一定范围内，

大多数人可以交流的语言。

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通语”，即通用的语言。

扬雄的《方言》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

并与方言对应。

不过，这种通用的语言

实际比“通语”这个概念出现的要早得多，

各个历史时期通语的具体称谓也不一样。

先秦时期的通语叫“雅言”，

《论语·述而第七》里说：

“子所雅言，《诗》《书》《礼》，皆雅言也。”

不过，这里所说的雅言，

更多的可能是指一种书面语。

▲《方言》一书的宋刻本

孔子当时周游列国，

三千弟子来自全国各地，

语言不通，如何讲学？

答案就在这里——雅言授课。

到了秦汉时期，多称“通语”，

隋唐时期多称为“汉音”。

至宋元时期，

则称为“正音”“雅音”。

一直到了明朝才叫做“官话”，

并且沿用至清末。

不会说“通话”？想当公务员可就难了

自通语诞生之日起，

官方对使用这种

“普通话”的要求就日益严格。

在“雅言”时期，

还说不上什么官方的约束和规范，

更多的是从俗从众而已。

但到了秦汉的“通语”、

隋唐的“汉音”以后就不同了，

陆续出现半官方或官方性质的

规范约束加之于通语。

《魏书·咸阳王禧传》中，

就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就推广“普通话”

征询咸阳王禧意见的对话，

孝文帝说道：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

三十以下，

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

而对于故意不说正音的人，

则要处以降爵黜官的惩罚。

那个时候，在正式场合学通语，

说通语已经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

到了“官话”阶段更是如此。

所以说啊，这古人沟通起来，

也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麻烦。

不过，

虽然我们的“普通话”是全国统一标准，

但是地方的乡音也依旧是很萌的存在。

譬如“阿拉宁波人”，

一听就很亲切了。

中国当初是怎么给西方国家命名的？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佟大为饰演的王阳调侃日语中把USA翻译为米国，而汉语中则是将其翻译为美国。汉语中的“美国”一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美丽的国家”，而日语中的“米国”听起来就像是大米之国。弄得人家美国姑娘一脸懵逼道：“what！大米之国？”其实美国的全称为美利坚合众国，英文写作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其中United States是合众国的意思，而America则音译为美利坚。

可在日语中“美利坚”被翻译成“米利坚”，所以我们口中的美国就变成了米国。此外俄罗斯在日语中被翻译成“露西亚”，德意志在日语中被翻译成“独逸”......其实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通常是音译。当然也有一些国名地名是历史、地理或其他特征进行翻译的。比如“中国”英文单词china是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chin）的音译，而俄语中表示中国的单词Китай则是对中国历史上契丹王朝的音译。

又比如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大部分的英文单词都是音译：河北音译为Hebei、广东音译为Guangdong、四川音译为Sichuan、江苏音译为Jiangsu、新疆音译为Xinjiang......可西藏却翻译成Tibet，而并非直接音译为Xizang。其实Tibet一词是对西藏历史上吐蕃王朝的音译。再比如澳门的英文单词Macao其实是葡萄牙语Macau的音译。据说葡萄牙人最早在澳门登陆的地方有一座妈祖庙就将此地命名为Macau。

由此可见对地名的翻译绝大部分都是音译。即使不是对当地目前名称的音译，也是对该地历史上某种事物的音译。我们中国在翻译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大多也是如此。问题是汉语中有很多同音字，那么用音译的方式到底该具体用哪个汉字来翻译呢？比如哥伦布、华盛顿、俾斯麦是不是也可以翻译成割轮步、滑胜吨、毕士卖呢？其实历史上还真就有人把华盛顿翻译成瓦声顿、瓦升墩、瓦乘敦、兀兴腾......

我们现在使用的华盛顿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其实对人名、地名这种专有名词的翻译在早期都是凭习惯，可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语言文字这种东西毕竟是用来交流沟通的。以前大家没形成约定俗成的统一标准以前可能你这样翻译我那样翻译，但如果大家都约定俗成使用哥伦布、华盛顿、俾斯麦这样的名字后你就不能再标新立异翻译成割轮步、滑胜吨、毕士卖了。

因为你再这样翻译的结果就是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么你这种翻译方式实际上就没起到交流沟通的作用。这就像汉字的使用没规范以前古人的文章中存在很多通假字，可当大家对用字形成统一规范的要求之后您要再用那个字就叫错别字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其实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的。如今像新华社这些我国的官方媒体对翻译翻译外国的人名、地名早就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了。

当然这种标准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在没形成统一标准之前中文对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其实是比较混乱的。中美之间的第一次交往是1784年美国派出的“中国皇后号”商船造访广州。当时中国人还没弄明白同样说英语的美国和英国有何区别。第一批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把America翻译成“呵嘪哩噶”，后来也有一些中国商人根据商船上的美国国旗星条旗将其称为花旗国。1820年美国国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海录》中。

在这本书中同样采用了音译的办法将America翻译为“咩哩干国”，不过中国官方则称其为咪唎坚国——这是对“America”的音译。至于“United States”这一部分则完全被当时的广州官府忽视了。之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等人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1833年12月号上将美国的国名翻译为“米利坚国”。再后来出现了一本名为《美理哥和省国志略》的书。这里不仅对America进行了音译，还翻译出了United States（和省国）的意思。

在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则将美国的国名翻译为弥利坚国。1844年美国的修约特使顾盛将自己的国家称为“亚美理驾会邦国”，在同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的国名被称之为““大亚美理驾合众国”。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在刚接触西方文明时受中国传入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影响将美国的国名翻译为米利坚合众国（简称米国）。1853年上海地区中美交涉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美利坚”这一翻译称呼。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对美国国名的翻译仍混用米利坚、咪唎坚、美利坚、弥利坚、亚美理驾等多种称呼。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将美国的译名确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了这种译法。如今在汉字文化圈国家里中国和韩国将美国翻译成“美利坚”，日本和朝鲜仍坚持“米利坚”这种译法，越南则沿用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称呼“花旗国”。

再比如中文对俄罗斯国名的翻译是通过较早接触俄国人的蒙古人学来的。本来俄罗斯的国名就是“罗斯”，在“罗斯”前面其实并没“俄”这个前缀。俄语中有一个很难发的颤音Р。发这个音需要舌尖颤动。很多零起点学俄语的人在还不会发颤音的阶段总会有意无意加上其他的音。历史上蒙古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时期就用蒙语翻译“罗斯”国名。蒙古语以元音开头：本族词是不能以l、r的音节开头的。

蒙语中即使是外来词一般也要把后面紧跟着的元音挪到最前面重复一次。蒙古人当年在翻译“罗斯”（Росси́я）这一国名时总是习惯性加上一个o音。清政府根据蒙语中的发音把“罗斯”翻译为“斡罗斯”或“鄂罗斯”。乾隆年间官方修撰《四库全书》时首次采用了“俄罗斯”的译法。晚清以后我国典籍中逐渐规范统一将其翻译为“俄罗斯”并一直沿用至今。事实上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将罗斯国名翻译为“俄罗斯”。

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李之藻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共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莫斯科大公国已兼并了罗斯各诸侯。这时欧洲人对这个国家的称呼是在老名称“罗斯”Rus的后面加上了来自于拉丁语的后缀ia构成Russia。在某个民族的名称后面加上ia这个后缀是表示这个民族所居住之地。因此Russia其实就是“罗斯人之地”的意思。利玛窦和李之藻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将Russia翻译为“鲁西亚”。

日本、朝鲜等国后来沿用明朝《坤舆万国全图》的译法称俄罗斯为“鲁西亚”。1877年俄罗斯领事馆以“鲁”字容易让人联想到鲁钝、愚笨的意思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从此日本将“鲁西亚”一词改译为“露西亚”。因此我们所说的日俄战争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被称为“日露战争”。至今日本和朝鲜半岛仍沿袭着“露西亚”这一译法。与美、俄的例子类似的还有英吉利曾被翻译成英咭利、英机黎；法兰西曾被翻译为佛兰西；意大利则翻译为义大利......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朝廷的官方文书中在翻译外国国名时往往喜欢在后面加上“夷”字：英咭利称英夷、米利坚称米夷......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禁止清政府在翻译外国国名时再称“夷”字。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嗣后备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官民不得提书‘夷’字”。从此清政府开始用一些美好的字眼翻译外国国名：美丽的国家（美国）、英明的国家（英国）、有法制的国家（法国）、有道德的国家（德国）......

中国汉字简化的缘由和过程是怎样的？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一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但因为有争议，第二年2月，《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民国《第一批简体字表》的两个说明是这样的：1）简体字为笔画省简之字，易认易写，别于正体字而言，得以代繁写之正体字。2）本表所列之简体字，包括俗字、古字、草书等体。俗字如“体、宝、岩、蚕”等，古字如“气、无、処、广”等，草书如“时、实、为、会”等，皆为已有而通俗习用者。[2] 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行书和草书又是隶书的简化，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朝）、刘复和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1930年）、钱玄同的《简体字谱》（1935年）等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叶籁士对《简化字总表》2274个简化字中比较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其中解放区和建国后出现的是101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大量刊物和宣传品曾经采用和创造了一些简体字，这批新创的简体字被称为“解放字”），其余420字（占80%以上）都是解放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先秦的有68个字，秦汉的有96个字，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有32个字，隋唐五代的有29个字，宋辽金元有82个，明清有53个，民国60个。

简化汉字由来已久，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

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楷书的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之为“俗体字”。

汉字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简繁互补是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今天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它的笔画最为简单，但总量过少，因此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又分化出许多字来，秦的小篆比六国文字繁复，而之后的隶变更是比今天的简化字更为彻底，也开创了汉字与偏旁形体不一的先河。

现今见到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公元前1250年左右），距今三千多年。此前陶文符号只认出了个别符号，还读不出一句话来，因而还不能证明已经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或者文字。

战国和秦汉时期是汉字形体大变动的时代，篆书变为隶书，再到楷书，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东汉后期出现楷书，从此字体稳定下来，汉字形体是汉朝定型的，一直用到今天，所以我们的文字才称之为“汉字”。

这一部分简体字来自书法文献：

汉朝史游《急就章》中有：时、东、陈、孙、检、帐、项、楼、来、夹、颊、侠、箧、贝、学、见、为、伪、长、张、随、状、问、觉、乐、犊、读、断、变、郸

晋朝王羲之用过：东、岂、试、为、缅、临、终、张、时、将、见、当、孙、扬、实、尔、鲤、鱼、与、诏、长、乐、陈、来、诚、绝、顾、灾、宽、饮、谢、杨、学、万、发、问、怅、颐、视。行书字帖中用过：于、将、随、终、岂、谁、维、侠、绵、绛、结、给、粮、纺、谓、语、为、数、谢、败、丧、盖、纸、书

晋朝王献之用过：尝、临、谓、诸、当、问、顿、许、尔、闻、弥、将、来、终、缠、绝、随、门、与、岂、劳、肾、为、汤、怅、时、经、传、写、孙、觉、陈、见、茎、顺、东、险、会、诣、请

唐朝欧阳询用过：来、闰、馀、问、盖、维、临、终、随、隐、将、侠、荣、门、闲、墙、粮、顾、纸、纷、绥、纭、间、丧、辞、结、数、状

唐朝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中有：盖、弥、净、箧、纲、随

唐朝《纪泰山铭》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有：叶、号

宋朝苏轼用过：顾、盖、来、堕、于、饥、误、敛、将、请、绝、万、尔、贾、闻、祷、须、阙、计、时、诚、夸、纳、记、诉、纠、与、访、谁、长、诗、语、馀、缘、弥、纪、闲、终、谓、闰、债、状、谒、见、间、挟、维、问、谈、啸、传、东、宽、当、闰、绝、须、数、挟、细、鸾

元朝赵孟頫用过：来、给、诸、惮、质、丧、将、门、壶、设、请、绝、违

明朝董其昌用过：记、为、将、纳、缉、于、万、证、盖、萧、顾、楼、赋、长、与、谓、览、尽、时、诸、谱、传

清朝郑板桥用过：问、觉、尽、梦、诗、来、绸、缪、潍、为、两、现、画、闻、壮、剑、红、饭、贾、见、语、状、胆、尔、阅、词、缓、继、应、给、证、宽、讯、说、请、违、麦、随、时、课、该、调、结、约、对、详、诉、贤、险、赋、蒋、学、劲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俗字： 爱、绊、笔、缠、尘、虫、床、纯、辞、断、堕、尔、盖、个、顾、挂、国、号、饥、迹、继、夹、荚、颊、坚、检、将、绛、经、颈、来、赉、礼、怜、粮、乱、脉、门、弥、鸣、纽、凭、栖、齐、启、弃、悭、墙、惬、箧、轻、师、随、万、闻、问、无、狭、侠、贤、挟、兴、烟、痒、异、隐、与、语、岳、灾、沾、众、嘱、装、庄、壮、状

近代汉字简化运动，源于太平天国，为了提升识字率，在太平天国玉玺及官方文件都书写简体。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38页）。太平天国最有名的简化字是「囯」（王是玉的本字，比国字少一点，字体左右对称，寓意太平。太平军打到哪里，囯字就用到哪里），不过太平天国灭亡后，文字简化运动也停止。太平天国是东亚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汉字简化的政权，甚至影响到后来的民国以及新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为大家所知悉，事实上，文字简化运动应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许多人提出提升国人知识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简化文字获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成，主张使用白话文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赞成文字简化。著名的国学家胡适也极为支持。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学者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遂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简化字反响强烈。

1928年，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为简化汉字服务的最早的资料专书。

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

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

1934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徐泽敏的《550俗字表》发表。

1934年，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1935年6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2400余字）中选出1300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1230字并准备推行。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但遭到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强烈反对。

1936年2月5日，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强烈反对，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个，只是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内推广，该区的报章杂志使用了既有的或创造的简体字，这些字又称为“解放字”。但人们更热衷于新文字的创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现代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群众曾经创造了许多简笔字，这些新造字被称为“解放字”，如团、队、护、忧、极、沟、历、艺、钥、乡、宪、习、灭、吨、丛等。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给吴玉章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

1952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再次提出简化汉字。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很快，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953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

1954年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54年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

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5年2月公布于人民日报上，7月，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由董必武为主委，郭沫若及老舍都是该会成员。同年10月，草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讨论的结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95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使用简化字。

1956年1月28日通过简化字515字(一说是517字)及简化偏旁54个。分四批推行。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1754字，共2236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

1965年出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字形，表中用字如“奥、温、争、盗、遥、黄、吕”等很多时候会被看作简化字。

1967-1969年文革火热时期，各地的民众都曾推出过不同程度的简化字，文革后被明令禁止使用。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报请国务院审阅。

1977年12月20日，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随即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

1981年，为适应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需要，中国发布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

GB2312将代码表分为94个区，对应第一字节；每个区94个位，对应第二字节，两个字节的值分别为区号值和位号值加32（2OH），因此也称为区位码。01-09区为符号、数字区，16-87区为汉字区，10-15区、88-94区是有待进一步标准化的空白区。GB2312将收录的汉字分成两级：第一级是常用汉字计 3755个，置于16-55区，按汉语拼音字母/笔形顺序排列；第二级汉字是次常用汉字计3008个，置于56-87区，按部首/笔画顺序排列。故而 GB2312最多能表示6763个汉字。

1986年由国务院废止二简方案。同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时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一致表示：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以利应用。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止“二简字”。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刊载在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共收2274个简化字及14个简化偏旁，叠、覆、像、啰不再简化为迭、复、象、罗。

1986年发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内收通用字7000个（含《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3500字）。这个表亦代替了1965年出版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6196字），规范了中国大陆的印刷字形标准，另外亦恢复了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被淘汰了的15个异体字为规范字。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发布并定于2001年1月1日生效。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常用字6500个，比原来的通用字表减少了500个。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含附表《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

简化方法

使用古字、俗体字、异体字、新字形

古字

说明：这里的古字指的是比繁体字更古老，或者从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开始，就有多种写法并存的字。

示例：网、从、众、灾、气、黄、吴、离、杀、弑、吕、宫

俗体字

说明：这里的俗体字指的是古今以来通俗流行，而字形在当时来说并不符合规范的汉字，在历史上已经被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广泛使用。

示例：如：阴、阳、个、来、夹、双 、咏、边、寿、旧、昼、尽、亘、恒、雕、随、丽、医、声、亲、区、卧、乔、远、园、华、画、粮、怜、凭、泪、袜、宽、龟、点、么、启、脚、类、联、汚-污、対-对、圧-压、歯-齿、庁-厅、縂-总、顕-显、雑-杂、骵-躰-体（简化字源、京本通俗小说、宋元以来俗字谱等）

说明：根据俗体字与异体字偏旁类推简化或者字形稍加改造而来。

示例：严、兽、县、鉄-铁、鉆-钻、鈡-钟、銹-锈、絵-绘、継-继、垻-坝、覌-观、覚-觉、頋-顾、帰-归、偹-俻-备

异体字

说明：一般情况下，异体字包括古字与俗字，这里仅指汉字的部件基本上一样，只是位置略有不同的字。

示例：峯-峰、峝-峒、峩-峨、娿-婀、鞌-鞍、羣-群、蹵-蹴、槩-概、鹅-䳘-鵞-䳗

新字形

说明：可以把它看作印刷时出现的异体字

示例：温、媪、蕴、奥、粤、摇、遥、兖、滚、没、殁、朵、剁、凉、毁、别

行书与草书的楷书化

说明：用行书与草书的写法取代楷书的写法 讠、饣、丬、钅、农、长、韦、龙、为、汤、仓、呙、佥、专、门、马、鱼、车、东、缠、尧

港台已简化

说明：这些字大部分比港台现行的标准繁体字更符合字源

示例：龝-穐-秌-秋、龢-咊-和、龞-鳖、靁-雷、擡-抬、謼-呼、遯-遁、喫-吃、灋-法、巖-岩、爇-若、麤-粗、灶

形声字 同音声旁替换

说明：读音相同、笔画较少的声旁取代笔画多的声旁

示例：忧、优、扰、犹、构、沟、购、钩、织、炽、帜、识、钟、种、肿、岭、邻、捂、牺、汹、苹、沪

说明：用本来就不完全表音的形声字作为另一字的声旁

示例：洁（结）、吨（盹）、炖（盹） 、咽（胭）、烟（胭）、块（快）、疟（虐）、酿（娘）

新造形声字

说明：以汉字的形声造字原理造出一个全新的形声字

如：惊、响、护、矾、霉、碱、袅、丛、毕、毡、氂-牦

说明：用方言的读音作为形声字的声旁

示例：选、药

加入声旁

说明：这些字的繁体在造字之初或者历史的某一时期可能是形声字（也有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形声字，古人为汉字注音用的是反切，很多声母不同而韵母相同的字就成了所谓的形声字），今天已经不再表音。

示例：担、胆、捶、锤、酝、运、迟、迁、达、递、态、惧、桩、艺、捣、疿-痱

亦声字

说明：具有形声字表音功能的同时也兼具会意字的表意功能 战、粮、痴

会意字

说明：用汉字的会意原理造出一个全新的汉字

示例：愿、辞、尘、衅、撑、唇、选、牦、湿

特征字 复杂的部件更换为笔画简单的部件 肃、萧、渊、积、跃、茧、庆、琼、衬、笋、队、穷、枣、灿、晒

削除部分，保留部分 扫、妇、恳、垦、纵、盘、奋、夺、雾、灭、凿、习、虫、涩、乡、亩、壳、虽、务、隶、誊、竞、飞、巩、厘

偏旁属性重新归类 反犬旁本来只是单单指犬科动物，但古人把一些灵长类动物，如：猩、狒，也使用了反犬旁，所以在简化时，陆生动物统一用反犬旁，

如：豿-狗、貍-狸、猫、猪，还有部分如：豺、豹、貂等，由于并不常用，在第一次简化时并未作处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把他们类推为反犬旁，但由于二简字并未通过，所以至今还是沿用原来的偏旁。

合并字

本字合并 胡、须、松、梁、咨、刮、采、困、亏、云、电、涂、豆、果、听、号、与、秋、和、无、千、出、斗、丰、万

异体字合并 繖-伞、繈-襁、燄-焰、湏-须、彊-强、菴-庵、嚐-尝、粧-妆

多意字合并（多为历史上的通假字） 几（茶几；几个）、郁（浓郁；忧郁）、吁（呼吁；气喘吁吁）、才（才能；刚纔）、丰（丰韵；丰盛）、漓（淋漓；漓江）、伙（伙食；夥计）、历（历史；历法）、凶（凶兆；凶手）、后（皇后；後来）

分化字 著-着、沈-沉、分-份

改革

方案（一） 保留象形字、形声字与会意字，并且尽量的增加这些字的数量，除此之外另造一套表音的符号，用来取代那些笔画又多、字形也毫无意义的音译字，对于外来的国名、地名、人名，可以统一用这套符号来翻译，这样就不会造成汉字中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音译字。除此之外，应该去除多音字和多义字，规范汉字的语法，同义字只需要保留一个即可。

方案（二） 汉字的表意功能大部分来源于偏旁赋予它的属性区分功能，可以利用汉字偏旁表意的特性，把汉字大部分更改为形声字，这样既能保留汉字的表意功能，又能拥有拼音文字表音的优点。比如著名的《施氏食狮史》，可以利用汉字的偏旁，外加一个笔画最为简单的表音部件比如“十”或“士”来作为声旁，这样完全不会影响汉字的阅读能力，而且同音字很少会在一句话中多次出现。

恢复小篆

1、小篆是第一种由官方所颁布的文字，最有资格称得上为正统。而隶书是在刀笔吏、工匠、奴隶中流行起来的一种变体，所以被称之为“隶书”，当时使用小篆的贵族普遍看不起这些为了在竹简上节省雕刻的时间与难度而诞生的隶书。

2、小篆字形还保留象形字的特征，字形圆润优美，更有系统性，比如原本在篆书中汉字和偏旁写法一样的字，为了迁就隶书的美观与简便，“水”变成了“氵”，网变成了“罒”，“辵”变成了“辶”，“心”变成了“忄”，“手”变成了“扌”，“阜”变成了左耳旁“阝”，“邑”变成了右耳旁“阝”等。

3、隶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讹字，比如：万的繁体字并不是草字头；楷书的“北”右边是“匕”，让人不知所云，但是在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中却是一对左右对称相反的符号，用于表示相反的意思，“背叛”的本字应为“北叛”，“背水一战”的本字应为“北水一战”，“背”的下面为一个“月”也就是“肉”旁，充分的说明了背只是指身体的部位。

原因和背景

民国时期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一个国家如果几亿人口大部分都是文盲，时间久了必然会人心思变，这就是在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汉字拉丁化很有市场的原因。而简化字通过迅速的推广和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彻底的挽救了汉字，避免了它的灭亡。

汉字不能用于输入电子设备，对当时的科学发展毫无用处，以至于当时的大部分文人都认为恐怕汉字拉丁化才是汉字发展的唯一道路，即使是今天，还是要通过各种输入程序来输入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