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之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馑饥荒有哪些

斯大林之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馑饥荒有哪些？

世界历史上关于饥荒的记录数不胜数，但由于各国历史记载数据的不统一，很难明确说出哪一次饥荒是死亡人数最多的。

但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曾发生过不少有据可查的大饥荒。我来就自己了解的情况试做回答：

1、1845-1852爱尔兰大饥荒

1845年秋天，一场前所未有的马铃薯霉病袭击了爱尔兰，这种霉病是由真菌引起，感染真菌的马铃薯先是在叶片上出现黑斑，继而整株死亡，即使已经接近成熟的块茎也会变成一包浆泥。

这场霉病使1845年爱尔兰全国马铃薯产量下降了1/3，1846年更是接近绝收。这场霉病虽然在1847年有所缓和，但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又反复发生，一直持续到了1852年。

根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爱尔兰，马铃薯是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大量种植和食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每人日均马铃薯消耗量已经达到了5磅左右，而占爱尔兰全国人口1/3的底层人民的日均消耗量更是高达10-12磅，与之相比，当时法国人日均消耗马铃薯仅为6盎司，地处北欧的挪威日均消耗量也只有28.5盎司。可见，当时爱尔兰的粮食结构相当单一，这就意味着此次马铃薯霉病的袭击对爱尔兰人民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由于此次马铃薯霉病的持续时间长，并多次反复发生，加之英国政府采取的救济政策不力，从1845年到1852年，一百余万爱尔兰人因饥饿而死亡，两百一十万人逃离家乡，移民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当饥荒结束后，爱尔兰的总人口下降了40%左右。

2、1932-1933乌克兰大饥荒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过程。在这一时期，为了解决大规模工业化所导致的粮食和原料不足等问题，苏联在广大农作物产区强行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

然而，此次农业集体化运动由于推行过快，导致了大量农民的不满，这些农民在富农的带领之下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表示抗议，到1931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开始出现减产，而到了1932年初，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地区首先开始出现饥荒，继而蔓延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乌克兰地区。

此次乌克兰大饥荒在从1932年初开始，在当年夏天曾一度好转，但在秋天又再度恶化，并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底。

由于之前苏联分配给乌克兰集体农庄的粮食收购任务极重，集体农庄为了完成收购任务，甚至将农民手中仅有的预备粮全部收购了，这就导致了大量农民在面对饥荒时毫无抵御能力，加之苏联政府对于饥荒的事实采取了掩盖态度，并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乞食，进一步放大了此次饥荒的破坏程度。

关于此次饥荒的死亡人数，由于原始数据的缺乏，历来各国学者都是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死亡接近四千万人的夸张数据。近年来，随着大量苏联旧档案的解密，众多研究学者将此次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估计为300-350万人。

3、1941-1944年中原大饥荒

从1941年开始，我国河南地区遭受了连年的水、旱、风、雹、蝗等灾害，“自春至秋，河南旱魃肆虐，赤地千里。秋后，水、旱、蝗、风、雹等灾交相侵袭，几至无县不灾，无灾不重”（《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

在这其中，旱灾是为害最甚的灾荒。根据当时资料记载，从1941年到1942年，河南省一地便有六十余县遭受旱灾，几近绝收，而1943、44年的由旱灾导致的蝗灾范围也达到了四十余县，给当时的河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此次大饥荒既有天灾原因，也有人祸的原因。根据当时的气象资料，从1940年开始，河南省的降水量就远低于往年平均水平，特别是1942年，降水量还不足正常年份的60%，这是导致旱灾大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中原大饥荒”开始时，正值抗日战争焦灼时期。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占据了河南省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河南人民面临着灾荒、侵略者掠夺和供应国民政府军给养的三重重压，其凄惨程度可想而知。

同时，在灾荒发生时，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一干地方官员，不仅对于灾情熟视无睹、隐匿不报，还加大粮食的征派数量，使得灾荒造成的损害进一步加大，使得灾民的生活雪上加霜、陷入绝地。

直到1943年，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将自己在灾区的亲身经历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并面见蒋介石汇报灾区情况后，国民党政府才开始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但在此时，整个河南省受灾人数已达到3000万之巨，因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了200-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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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女儿叛逃苏联？

“没有一个叛逃者是完全自由的！”1967年4月，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抛国弃子抵达美国，却逐渐发现两个超级大国的方方面面都那么相似，美国白宫撒谎的能力丝毫不输给苏联克里姆林宫。

斯维特兰娜选择叛逃美国，本想摆脱斯大林女儿身份带来的束缚，却从一个牢笼进入了另一个牢笼。其实斯维特兰娜一路叛逃、回归、再叛逃的背后都隐藏着斯大林的影子。

斯大林的宠爱成为女儿幸福的桎梏斯大林有3个子女，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儿，也是最小的孩子。1926年，斯维特兰娜出生于莫斯科，也许因为是女孩，遂其在父亲眼中自与两个哥哥不同。

大哥雅科夫是父亲与前妻叶卡捷琳娜所生，因叶卡捷琳娜早逝，雅科夫与父亲鲜有交集。二哥瓦西里与斯维特兰娜同父同母，皆是父亲与第二任妻子阿利卢耶娃所生。但是母亲更宠爱瓦西里一些，与女儿很少有肢体亲热的动作，而斯维特兰娜则与父亲更为亲密。

斯维特兰娜出生时，斯大林已经47岁了，可这个钢铁战士看到女儿的那一刹那，眼中却泛起少有的温情。斯大林从一首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中寻找灵感，为女儿取名斯维特兰娜，意为光影，要知道当时苏联高层女儿的名字不是玛佳（五一劳动节），就是奥克佳布里（十月革命）。而更令人讶异的是斯大林还甘愿做女儿奴。

1932年，斯维特兰娜6岁，母亲阿利卢耶娃在一次晚宴上与父亲发生争执后，回到卧室举枪朝着头部开枪自尽。有关阿利卢耶娃自尽原因众说纷纭，斯大林下令封锁一切档案，对外宣称阿利卢耶娃患有精神疾患，最后又公开声明阿利卢耶娃死于急性阑尾炎引发的腹膜炎。所以斯维特兰娜对于母亲的记忆就是死于急性腹膜炎。

另外斯大林因妻子的意外死亡，暴怒之下居然又清洗了许多妻子娘家的亲属，所以许多曾经熟悉的亲人都在斯维特兰娜生活中神秘消失，这些都为日后斯大林父女失和打下伏笔。

斯大林对经历丧母之痛的女儿确实宠爱有加。他在外是威严的统治者，回到家则与女儿玩“命令”游戏，自称是“小女主人”的“第一号秘书”，如果她有什么要求，可以下达命令，他会表示遵从并完成任务。

这可不是简单的游戏，斯维特兰娜也确实经常照此方式给父亲下达命令，提出诸如一起看电影之类的要求。可以说斯维特兰娜的童年还算幸运的，当数百万人在集体化运动以及古拉格劳改营饿死时，她却在父亲的庇护下享受着幸福时光。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深深的父爱却逐渐对女儿形成了无形的枷锁。

斯维特兰娜10岁时，斯大林就让她读《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可她却认为这很无聊。她喜欢文学与写作，可考大学时却不得不遵照父亲的意愿就读现代历史专业。

斯大林不仅想让女儿未来事业发展符合自己的意愿，甚至还在一些生活细节上百般挑剔。斯大林不喜欢别人看到女儿膝盖与胳膊，遂严禁她穿短袖上衣或短裙。斯维特兰娜10岁那年，曾参加少先队夏令营，给父亲寄回一张身穿短裙的照片。谁料斯大林看罢勃然大怒，不仅在照片后用红铅笔画个大叉，甚至还派专机送了回去。

斯大林对女儿的控制欲使父女代际矛盾越来越深。斯维特兰娜16岁时，她为了学英语就到贝利亚的别墅寻找英文资料，却无意中发现一份英文报纸影印版，上面清楚的写出了阿利卢耶娃的死亡真相。

也许这就是斯大林父女关系的转折点，斯维特兰娜后来回忆道：“我心中的某些东西瞬间被摧毁了，自此我再也不愿听父亲的话。”也许源于对斯大林清洗妻子家族冷酷无情的报复心理，斯维特兰娜开始了一系列对抗父亲的行为。

斯维特兰娜16岁那年，爱上了一个年近四旬足以做父亲的犹太导演阿列克谢.开普勒。斯大林讨厌阿列克谢的犹太血统，并认为他只是一个擅长蛊惑年轻女孩的“情场高手”，于是他当着女儿的面将阿列克谢寄来的情书、照片以及文稿等都统统撕毁了。

后来斯大林为杜绝后患，又将阿列克谢强制流放关押了10年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阿列克谢才被释放。

1944年，18岁的斯维特兰娜又爱上一位犹太同学格利戈里.莫洛索夫。这一次斯维特兰娜先斩后奏，迅速与莫洛索夫领取了结婚证。生米煮成熟饭，斯大林无奈之下只得勉强认可：“见你的鬼去吧，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不过斯大林拒绝见这个女婿，同时命令莫洛索夫不许踏进家门一步。

1945年，斯维特兰娜生下了儿子约瑟夫，只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多就宣布破裂。莫洛索夫离婚后不仅自己被单位开除，就连其家人都遭到了清算，只不过斯大林念在他是外孙父亲的份上，才保全了他的生命。

1948年，斯维特兰娜与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安德烈.日久诺夫的儿子再婚了。斯大林对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相当满意。其实斯维特兰娜选择这门婚姻，并不全是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愿，而更多是想在一个新家庭中寻找到渴望的自由，遂其婚后拒绝住在父亲安排的别墅，而是住进了婆家以便远离斯大林的视线。

只可惜这段婚姻终归没有感情基础。1949年，斯维特兰娜的女儿卡佳出生了，但是丈夫忙于工作，根本就不顾及她们母女俩的感情需求。1952年，斯维特兰娜再次选择了离婚。斯大林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他已经重病缠身再也无力干涉，而父女之间的裂痕显然已经无法弥补。

1953年3月2日，已经几个月未见父亲的斯维特兰娜，被带到了父亲的病床前，当时他已经无法说话了。3天后，斯大林去世。

父亲去世后，斯维特兰娜感觉到了某种解脱后的平静，但其仍享受着过去的待遇，不仅继续住着位于莫斯科的五居室大房子，甚至她与一双儿女也依旧享受着不菲了津贴，遂其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斯大林的浪潮，产生了无所适从的困惑，斯大林女儿的身份依旧是其无法撕掉的标签。

叛逃美国

1957年9月，斯维特兰娜放弃使用斯大林的姓氏，改随母亲的姓氏，由“斯大林娜”改为“阿利卢耶娃”。1962年5月，斯维特兰娜又接受了东正教洗礼。

这种种迹象表明斯维特兰娜似乎就像其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所说，希望能从肩上卸下某种难以承受的重担，而这重担或与斯大林女儿的标签有关。

1963年10月，斯维特兰娜因摘除扁桃体住进医院，藉此邂逅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共党员勃拉哲士.辛格，并很快陷入热恋中。辛格比斯维特兰娜大17岁，年老多病，并且在印度还有妻室，但斯维特兰娜并不在乎这些，竟立即申请与辛格结婚。

苏联当局深怕斯维特兰娜借此出国造成不良影响，遂拒绝给她婚姻登记，甚至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还亲自出马劝阻。但是斯维特兰娜根本不为所动，宁愿脱离单位留在家中照顾多病的辛格，也要与其在一起。很遗憾斯维特兰娜的这段同居生活仅维持了一年半，辛格就病逝了。

1966年12月19日，斯维特兰娜得到批准飞赴印度欲安葬丈夫。虽然苏联方面要求她必须与外交部陪同人员同行，且必须在1月4日前回国，但是斯维特兰娜到达辛格的故乡卡拉康卡村后，不仅打发走了监视其行踪的“随行”，甚至还亲自给柯西金写信要求延长行程。

1967年初，苏联大使馆给斯维特兰娜预定了3月8日回国机票。3月5日，斯维特兰娜返回新德里后，一心准备回国的模样，所以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季克托夫放松了警惕，竟在3月6日的送别宴上提前把斯维特兰娜的护照发还给了她。

当天下午，斯维特兰娜就打点行李，然后借口去前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家赴宴，出门后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而去。斯维特兰娜跟谁都没打招呼，走进美国大使馆就要求政治避难。

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起初认为斯维特兰娜在开玩笑，更何况当时美苏关系有趋于缓和迹象，所以工作人员也不敢贸然接受斯维特兰娜。但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还是决定将斯维特兰娜接到美国，不过要让她前在中立国呆一段时间，以进一步考量她的动机与计划。

于是斯维特兰娜先借道意大利，后赴瑞士居住了6个星期后，于1967年4月21日飞赴美国。斯维特兰娜最后上飞机前，再次声明绝不后悔。斯维特兰娜到达美国后，随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谴责苏联当局，甚至还批评父亲斯大林是“道德与精神的恶魔”。

后来斯维特兰娜又通过哈铂和罗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本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其实这本书稿写于1963年夏天，后由辛格托朋友带到了印度。斯维特兰娜在书中记述了有关斯大林个人以及家庭的生活情况，并披露了苏联在三十年代时的各种真实状况。所以此书一经发行就成为畅销书。

随即斯维特兰娜又于1968年 出版了自传体回忆性质的专著《仅仅一年》。这两本书的出版不仅给斯维特兰娜带来了高达250万美元的稿费收益，也给美国掀起反苏宣传提供了口实。

苏联对于斯维特兰娜叛逃问题，起初只想尽量缩小这一事件的影响，甚至认为这将进一步败坏斯大林及其家族的名声，而并未感到不安。不仅《真理报》对此发表评论称“不管她到哪里都是她自己的事情。”就连时任苏联总理柯西金也在联大记者会上说：“斯维特兰娜在精神上是个不稳定的人。”

苏联当时也许还给斯维特兰娜留着回国的台阶，但是斯维特兰娜出版的两本书直接激怒了苏联。1969年，苏联取消了斯维特兰娜的苏联国籍，同时斯维特兰娜留在苏联的一双儿女也声明与其划清界限。

斯维特兰娜闻讯愤怒极了，不仅烧毁了自己的苏联护照，甚至还多次在公开谈话中声称自己来自一个自由生活被彻底控制的国家。

至于斯维特兰娜为何背叛苏联，她在其自传中并没有太多解释，只有只言片语的提及。苏联方面认为斯维特兰娜抵制不住美国物质生活的诱惑才选择了叛逃，但据其第四任美国丈夫彼得斯透露，斯维特兰娜背叛苏联的部分原因，是因怨恨苏联当局虐待其第三任印度丈夫辛格。

重返苏联

1970年4月，斯维特兰娜与相识仅3周的美国建筑商彼得斯结婚了，为他们牵线的是彼得斯的前岳母，因为斯维特兰娜与彼得斯前妻的名字相同。1971年，斯维特兰娜不顾41岁高龄为彼得斯生下了女儿奥尔加。只可惜这段婚姻同样未能维持下去，这不仅仅因为彼得斯破产消耗了斯维特兰娜的大部分积蓄，更因为彼得斯事事都听从前岳母的安排。

1973年5月，斯维特兰娜又离婚了。1978年11月，斯维特兰娜取得了美国国籍，同时注册登记为共和党员。斯维特兰娜为此兴奋无比地说：“以前我在这里是客人，现在我终于可以提出批评，可以参与投票了。”

但斯维特兰娜的这种兴奋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就对美国生活充满了失望与厌倦。1982年8月，斯维特兰娜带着11岁的女儿迁居英国，希望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地理环境上，都要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可谁料1984年9月，斯维特兰娜居然决定重返苏联，并向苏联驻英大使馆递交了申请书。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又戏剧性地重返苏联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斯维特兰娜对留在苏联的一双儿女的极度思念之情。

1980年，斯维特兰娜还在美国时，就曾提及自己为追求自由世界的生活，付出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一双儿女。时隔多年，他们不仅不能通信，甚至就连电话也不能打，很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相见了。如今孙子都已经10岁，可她连照片都未见过。

斯维特兰娜每每听到俄罗斯歌曲就潸然落泪，恨不得马上坐飞机回苏联看看她的儿孙们。斯维特兰娜浓烈的思子之情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母亲最真实最正常的感情需求。

二是斯维特兰娜对西方世界的幻想破灭。

斯维特兰娜初到美国感觉终于可以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了，可当其试图像一个美国人那样正常生活时，却发现美国并未给予她哪怕一天的真正自由。

斯维特兰娜在苏联时，感觉时刻都处于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而其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套路与克格勃如出一辙，只不过监视的更为含蓄点儿罢了。斯维特兰娜时常会被律师叫去，签署一些弄不懂什么内容的文件，甚至她想做什么、说什么都没有完全的自由。

斯维特兰娜在美国想结交一些开明的艺术家与作家，但美国方面不同意，只将其局限在少数几个研究苏联历史与问题的专家圈子里。而他们愿意与斯维特兰娜交往，也是因为她是斯大林的女儿，他们之间谈论的话题除了俄国就是俄国。

斯维特兰娜对此感到了厌倦，她想到一个热爱和平的小国家，但她没有旅游自由，只能去英国一个国家。斯维特兰娜感觉自己已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玩偶，甚至就连那些出版商都在欺骗压榨她的版权收入，遂其又在后续几篇回忆文章中表露了自己被美国利用的强烈不满，所以出版商们认为她对西方的认知不正确，迄今为止这些文章也没有被发表。

斯维特兰娜对美国认知日趋复杂化，越发感觉到美国与苏联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是那些相似，遂对美国也开始深深的失望。

当然斯维特兰娜面对记者谈起自己重返苏联的原因时，尽量避免谈及政治层面的问题，只将原因归结到纯粹的个人感情上来。

1984年11月，斯维特兰娜带着小女儿奥尔加回到苏联。苏联当局恢复了斯维特兰娜的苏联国籍，并赋予奥尔加苏联公民权。斯维特兰娜回国后，定居在父亲的故乡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住处离斯大林的旧居与纪念馆不远。

斯维特兰娜一边协助斯大林纪念馆，补充自己收集到的斯大林的照片以及烟斗、拐杖类的贴身生活用品，一边想隐居搞翻译工作，但她很快就发现并达到重返苏联的目的。

一方面是斯维特兰娜与一双儿女的关系，并未因她的归来得到缓和。

当时她的长子约瑟夫已是一名内科医生，长女卡佳也已成为一名地球物理学家。也许约瑟夫与她的关系还好点，可是卡佳宁肯在远离莫斯科的堪察加定居，也不愿原谅母亲曾经的叛国行为，遂拒绝与其见面，只同意书信联系。

另一方面是斯维特兰娜的小女儿不仅不能适应苏联的生活方式，甚至还与同母异父的哥姐不能和睦相处。

总之斯维特兰娜回到苏联，并未享受到梦想中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遂于1985年12月又给戈尔巴乔夫写信申请离开。斯维特兰娜重返祖国仅仅一年多时间，又带着小女儿奥尔加重返西方国家。

1988年，苏联当局同意斯维特兰娜及其小女儿奥尔加放弃苏联国籍，这是斯维特兰娜第二次失去苏联国籍。

结语

斯维特兰娜叛逃美国，成为美国反苏宣传工具，而后她又重返苏联，成为苏联宣传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范，可她又很快离开苏联重回西方。如此反复无常的操作，终让人感觉斯维特兰娜无论在哪里都像是异乡人，无法在一个地方踏实停留。

确实如此，曾有朋友回忆斯维特兰娜时常不停地搬迁，似乎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2年以上，就连其三段婚姻，每一次持续时间都没超过4年。也许反复无常就是斯维特兰娜性格中最明显的特征，或许这与其成年后波折不断，而后又动荡不安的生活现状有关吧。

其实斯维特兰娜一生都在试图摆脱特殊身份与待遇，只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过普通百姓的生活。可她拼命想摆脱沉重枷锁却终不得解脱，因为斯大林女儿的身份是烙在她身上的永恒印迹，遂其对撕下“斯大林女儿”的标签，已不再抱有乐观幻想，只是宁愿母亲当年嫁得是个普通木匠。

斯维特兰娜重返美国后过得十分潦倒。一个人如果对祖国都不能保持忠诚，可能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得到尊重。斯维特兰娜想找出版商出版最后两部回忆录，却屡屡遭到拒绝。她斥责这都是俄罗斯、美国以及英国的阴谋，是他们将其排出了公众关注之外。而出版商对此只简单回应：“这些书写得也不咋地啊！”

斯维特兰娜只得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村庄，靠领取救济金度日。1991年，彼得斯病逝。2008年，长子约瑟夫病逝。小女儿奥尔加定居波兰。斯维特兰娜生命的暮年，孤独与窘迫如影随形。2011年，斯维特兰娜病逝于美国，享年85岁。

斯维特兰娜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对父亲斯大林的感情依旧矛盾。她既承认父亲很爱她，却又痛恨父亲毁了她的一生。斯维特兰娜一生都渴望自由，也许这就是其反复无常行为的根源。只可惜她一生都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生为斯大林的女儿应是她最大的不幸。

有没有苏联人写的靠谱的纪实小说推荐？

其实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文学作品不少，苏联人写的也挺多，只是其中大部分都很难满足题主的需求。因为这帮毛熊写的要么是纯粹纪实的回忆录，里面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发生的；要么就是纯小说，艺术发挥太严重，显得不那么靠谱。

如果题主不限定语种的话，我倒是可以多推荐几本，否则只能是小猫两三只，估计你看得也不过瘾。不说废话了，直接开始推荐。

《生存与命运》

这是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成稿于1960年的纪实小说，有简体中文版，全书大约75万字，我手里的中信版大约1000页左右。作者在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红星报》记者，将大量第一手采访资料整理后，开始写相关文学作品。

这本《生存与命运》是他的代表作，历来评价很高，有媲美《战争与和平》的名声。顺便说一下，其实这本小说是一部续作，它的前传《为了正义的事业》没有中文版本，想联起来看的哥们只能遗憾了，或者你可以先去学学俄文，相信我，那尼玛是地狱级难度的任务。

书中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作为纽带，勾勒了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命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局限于意识形态，以人的角度来讲故事，书中不存在高大全的人物，每个人都很光辉，每个人也都有缺憾。

所以战壕里的士兵没有高喊“为了斯大林”奋战，而是啃着烂土豆躺在掩体中奄奄一息，他们的勇敢在于即使如此，当敌人攻上来时依然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作家这样悲悯而反思的视角自然不被高层喜欢，玉米大帝认为该书“二百年都不可能出版”，最终到了80年代才在英国付印。

记忆中很深刻的场景是炮火中一个苏军士兵跳进弹坑躲避，因为恐惧他闭上双眼摸索着紧紧抓到了一只手，可当他睁开眼睛才发现那只给予他安慰的手来自一个德军士兵。两人四目相对，静静凝望对方，没有说话，也没把手松开。炮击结束后，两个士兵跳出弹坑，朝相反的方向各自离去......

看过这本书你会发现毛熊其实也挺文艺的，他们确实有刻在骨头里的英雄主义，却也不缺乏温情的一面；他们确信走上战场是正义的，却还是怀念和平美好的时光。读过这本书，你会希望永远不必经历战争，因为代价实在太大，无论对于哪一方。

《斯大林格勒启示录——地狱中的坦克旅》

这是一本挺小众的书，作者是俄罗斯人列昂尼德·菲亚科夫斯基，这老兄作为高级医护人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服役于第254坦克旅。因为作者没什么名气，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书在2011年出版，现在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70年。

因为有足足70年的时间思考，作者的视角充满现代感，而且非常深邃。可能也正是因为时间足足过去了70年，作者在表达记忆时过滤了很多细节，科学证明人脑其实更像一块会消磁的硬盘，许多记忆其实并不准确，它会让美好的回忆更美好，让残酷的感觉更残酷。

遗憾的是这本书太过小众，所以没有中文版本，目前能找到英文和俄文两种版本。作者以日记的形式白描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坦克旅发生的琐事，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它大量描写了后勤部门的生活，也不奇怪，作者本就是后勤人员。

书中的细节大多很有趣，那帮战士和后勤员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了幽默感，他们伶牙俐齿的互相吐槽，笨手拙脚的做着本不擅长的事，坦荡无私的相互帮助，又或勇敢或无谓的死去。

书里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段子是开头坦克旅指挥官直接把当医护的作者给扔去管厨房和战地病床，理由是反正这些都是后勤的活儿。然后因为新锅炉没有清洗，这群二货煮的粥里掉进了不知什么东西，成了黑芝麻糊状。

一群大兵因此大肆吐槽，表示这玩意难不成是想毒死我们？连政委都加入了吐槽大军，表示能把粥煮成这个熊样，我真的该佩服你。作者当仁不让的反吐槽，表示我在学校学过怎么控制营养，怎么计算卡路里，怎么保留食物中的维生素，可就是没学过怎么烹调！然后......这家伙的厨师生涯结束了.....

可惜这么一帮乐观开朗的家伙，终归在未来的战斗中一个个死去了，他们只有很少几个活到战争结束。读完这本书，大约你会觉得毛熊能够挺过二战，除了钢铁般的意志，多半还是乐观豁达在支撑。而且你还是会希望永远不要经历战争，因为它会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彻底撕碎。

日本战败后？

二战战败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打击和摧毁几乎是全方面的，不论是对日本国民的肉体还是心灵，都产生了巨大的毁灭性打击。

被遣返回乡的日本复员军人

先从战败后日本官方给出的数据来看看，经常被引用的军队死亡人数，截至投降时大约是174万之多，这一数字可能相对准确。另一方面，一旦计入在空袭中死亡的平民人数，评估数字就相当混乱了。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都倾向于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采取鸵鸟态度。总计可能至少270万军人和平民死于战争，大致相当于日本1941年7400万人口总数的3%到4%。还有数百万人受伤、患病或严重营养不良。

而对物质损失所作的估算数据显示，同盟国对日本本土的作战，几乎让日本整个国家大约1/4的财富付之一炬。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战前水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35%。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66个主要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这些城市接近一半的地区遭到盟军打击，造成至少大约30%的人口无家可归。在最大的城市东京，65%的住宅被摧毁。在全国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大阪和名古屋，这一数据分别是57%和89%。

第一支抵达日本本土的美国先遣部队，对沿途看到的日本城市废墟，无不感到震惊。据当时第一位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拉塞尔·布莱恩斯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囱、笨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锁的低矮建筑”。”眼前除了无尽的残破的城市街景，别无其他。日本国内的基础设施显然遭受了很沉重的打击，可是相比于日本国民因为战争而遭受的旷日持久的苦痛，则不值一提了。

实际上在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已经很难吃到大米了，在此情形下，当权者们推荐了一份紧急时期匪夷所思的食谱，从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本老百姓惨到什么程度了。

天皇的臣民被鼓励吃橡子、谷糖、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的不足。至于矿物质的摄入，人们被鼓励以沏过的茶叶、玫瑰的种子、花和叶子来补足。蛋白质的不足，则可以通过食用蚕蛹、蚯蚓、蚂蚁、家鼠、田鼠、蜗牛、蛇或是一种由牛、马和猪血干制的粉末来补充。看来为了填饱饥民的肚子，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是脑洞大开了。

这一时期，日本人均摄入的热量值，已远远低于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人每日所必需的数量。1946年小学生的平均个头，比1937年的数据还要矮。出生率也急剧下降，婴儿死亡率则直线上升。

战败不仅是切断了日本从亚洲获取粮食资源的途径。本来国内的粮食储备已经岌岌可危，再加上上百万疲惫不堪的平民和复员军人被遣返回国，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屋漏又逢连夜雨，由于气候失调、人手不足、工具短缺和化肥减产，1945年成了继1910年以来最大的荒年，粮食产量比正常年景减少了接近40%。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切，1946年5月，战后日本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之一，是一档独创性的观众访谈节目：“街头录音”，这个节目是以这样的方式开播的：在东京的银座大道上，记者向来往的行人询问这个新时代最熟悉的话题：“你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

而老百姓的回答，真的堪称是“时代之声”了。

因为无法向学生们提供午餐，许多地方学校只得关闭数星期或者只开设上午的半日制课程。直到1947年7月，还有一位神户的老师写信给报纸说，一位中学生要求降级到小学去，以便能够分享那里免费的午餐。公务人员因找粮食果腹而造成的缺勤率上升到15%以上，甚至连东京警视厅也不得不为员工提供每月的“食粮休假”。

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1946年9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

大约与此同时，在横滨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带饭团参加婚礼，而不是由新婚夫妇摆设婚宴。饭馆的剩菜，甚至高级餐厅的垃圾，都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来源。常有受人尊敬的长者因为偷了几个红薯而被捕的悲惨新闻见诸报端。一家鼠患成灾的旅馆的老板，不得不放弃放置有毒食饵的灭鼠方法，因为人们会捡起饵料一口吞下去。

更为可怕的是，不早不晚的，一场瘟疫又向这个战败的国度袭来。在战争时期曾广为流布的传染病，现在又在战败带来的肮脏、混乱和贫穷的环境中滋生蔓延。1945年因赤痢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两万人。1945年到1948年间，据报告有超过65万日本人染上了霍乱、赤痢、伤寒、副伤寒、天花、斑疹热、猩红热、白喉、流行性脑膜炎、脊髓灰质炎或脑炎。

后来据官方报告说，其中有9万人在这场瘟疫中死亡。而那个时候，肺结核夺去的生命比其他所有疾病加起来还要多。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的肺结核死亡率一直稳步攀升。1935年，这种疾病致死13万人，1942年则为16万人。直到1951年，每年肺结核的死亡人数才降到10万人以下。每有一人死于肺结核，就有其他数人被传染。感染肺结核的总人数可能有上百万人之巨。

总之，战后的日本的确是很惨，城市破败不堪，人民饥寒交迫，传染病肆虐，然而，这一切只是底层的老百姓所承受的，战后没有被美国废黜的日本皇室依然在自己的宫殿里养尊处优，人民的疾苦似乎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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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指挥官的死亡非常蹊跷？

1946年4月8日，一架迷途的飞机不幸撞山并且坠毁于山西省境内的黑茶山，史称“黑茶山空难”或“四八空难”。

在这场空难中，博古、王若飞、李秀文、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赵登俊、魏万吉、叶扬眉和4名美国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刚刚重获自由的叶挺也不幸遇难，令无数人都为之扼腕叹息。

空难发生后，我党认为此事太过于蹊跷，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因此，在安排搜寻烈士遗体时，还特意安排了专业人员前往事发地勘察，得到了《“四八”坠机事件调查报告》:

一、飞机确实在黑茶山上失事，并非空中爆炸后才坠毁；

二、当时云雾很浓还伴有雨雪天气，能见度很低；

三、飞机途径西安降落加油，按理说直接向北飞行即可，不知为何要偏离航线飞入山西境内。

这份调查报告虽然留有存疑之处，但并没有十足的证据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因此，我党无法就此进行公开的质疑和声讨，不过对此事的调查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叶挺的儿子叶正大时还这样表示:

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所致，今天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是有人做了手脚。叶将军被国民党关押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入党，自然惹得蒋介石非常生气，他为排除异己而利用特务做手脚是很容易的。

接下来，文史不假带您还原历史，走近北伐名将叶挺传奇而惋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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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叶挺从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不过，由于家中贫困无力支付学费，他只能立即从军报国，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

由于作战英勇，叶挺在粤军中不断得到晋升，还得到了赴苏联进修军事的机会。1924年7月，他终于踏上了苏联的领土，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

留学期间，叶挺与王若飞和聂荣臻等共产党人成为了密切的好友，越来越受到他们的影响。除了学习军事理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也逐渐认同，甚至还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24年12月，叶挺在王一飞和王若飞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留学归国后，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处长，后又被调入第12师第34团担任了团长，逐渐成为了北伐队伍中最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国共合作的前景越来越堪忧。“中山舰事件”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已经开始公开反共，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终于对共产党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1927年7月15日，随着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开始全面“清共”，彻底改变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以此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失败了。

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我党决心发动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共同领导了起义，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的军长。

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起义军且战且退进入到广东潮汕地区，叶挺受组织委派护送病中的周恩来转移到了香港。到了12月时，他和张太雷等人发动了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辗转来到了苏联。

在苏联期间，叶挺受到执行强硬左倾路线的李立三和王明的无端指责，激愤之下宣布退出了共产党。之后，他加入了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宋庆龄等人发起的“第三党”，试图继续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遇失败后流亡到了德国和法国定居。

“九一八事变”后，叶挺再也无法安然躲在欧洲充当寓公，结束了海外的流亡生涯后赶到澳门关注时局。在此期间，他开始不断和国民党左派的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人接触，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同盟。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在抗日旗帜下终于达成了协议，将南方八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开始踏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由之前的“军事攻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蒋介石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发表“艳电”卖国求荣，可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电令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作战。我党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抗日战争的大局需要，还是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

1941年1月，新四军主力9千多人在叶挺和项英的率领下开始北移，当到达皖南茂林地区时被国民党8万人伏击。

经过了七个昼夜的血战，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渐渐不支，除少量部队突围外其余皆壮烈牺牲。其中，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都不幸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从此以后，叶挺遭到国民党的关押。期间，他数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坚决不肯向国民党当局低头，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和广西桂林等地，最后关押到了位于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在被关押期间，叶挺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战胜利后，“和平”和“民主”已经成为两大主题，蒋介石虽然希望发动内战以保全他的独裁统治。但是，国民党的部队远远躲在大后方，尚未做好与共产党开战的准备。而且，国内的民主派势力和国外的美苏势力都希望国共之间可以进行谈判。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开始筹划重庆谈判。在给毛泽东的公开电报中，他煞有介事地表示:

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数次表示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关押的张学良、杨虎城和叶挺等人。不过，蒋介石却始终含糊其辞和不置可否，拒绝释放他们出狱。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还电令第11战区大举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试图控制华北的交通线，进而抢占东北地区，主动挑起了“邯郸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沉着冷静地歼灭了来犯之敌，还一举俘虏了战区的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

谈判期间主动偷袭对方，而且主将还被俘虏，蒋介石实在丢人丢到家了。为了不引起举国的哗然，国民政府希望可以私下谈判解决，而我方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释放叶挺。

自知理亏，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于1946年3月4日将关押了五年之久的叶挺释放。已经头发发白的叶挺立即来到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周恩来已经将他的妻子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都接了过来团聚。

3月5日，叶挺在刚刚出狱的第二天就决定重新加入共产党，郑重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毛泽东同志转中共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践行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本来以为，中央领导要在充分讨论后才能决定，毕竟他有过脱党的经历。然而，就在叶挺发出电报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回电：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后，叶挺在欣喜之余随即投入到了和谈的工作中。当时，国共双方虽然已经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暨“双十协定”，但很明显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罢了。

鉴于严峻的形势，中央决定将王若飞、博古等人和叶挺全家都接回延安。4月8日清晨，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目送由美国飞行员史密斯驾驶的C-47运输机起飞。

C-47是一款性能十分稳定的运输机，长年往返于驼峰航线。只不过，这架飞机已经被军统特务动过手脚。原来，当时军统在许多要害部门都安插了特务，空军的调度科科长王平虎就是其中之一。

王平虎得知一架C-47运输机即将运送这么多重要的共产党人飞赴延安，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顶头上司杜吉堂。经过紧急会议，他们没有选择在重庆机场动手，因为那样显得太过明显了，而且还极有可能会连累到毛人凤和蒋介石。

最终，杜吉堂安排擅长机械维修的特务杨耀武去破坏飞机的仪表，希望造成飞机因为迷航而坠落的假象。为了尽可能降低被人怀疑的机率，他们选定在飞机降落西安加油时再动手，悄悄把一块小型磁铁放在了飞机高度表和磁罗表的反面。

飞机从西安加油并重新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冰雹和大风，机舱内可以明显感觉到冰雹砸落的声音。作为驾驶员，史密斯只得操作飞机转向，而此时磁铁开始起作用，磁罗表和高度表都彻底失灵了。

山西境内的黑茶山海拔只有2000多米，这对C—47运输机来说并不算高。不过，由于主要的飞行仪表都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史密斯只能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肉眼目测飞行，最终造成了机毁人亡的惨剧。

当时，延安各界都在机场齐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领导也都亲临机场欢迎叶挺一行人员。可是，预计的抵达时间早都过了还没有音讯，大家都以为是因为恶劣的天气而返航西安了。

周恩来在重庆最早得到了飞机坠毁的消息，立即电告了延安的党中央知悉。他虽然心内存疑，但却苦于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只得在悲痛万分下撰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

若飞！博古！希夷！邓发！黄老先生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你们集体牺牲，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1946年4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特意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悼念仪式，祭奠在“四八空难”中遇难的所有烈士。从黑茶山事发地的运灵过程中，沿途有数十万民众自发送行，有数千民众主动进行抬棺，场面非常的感人和壮观。

从此以后，周恩来始终都认为这次空难事件绝非偶然，而是国民党特务有意为之。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准确的，事情再次被提及时已经到了60年之后。

2006年，在台湾的一家医院中，一位即将过世的老人语出惊人，吐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当年叶挺出事是我干的”！这个老人就是老牌特务杜吉堂，他在病榻前表示:

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已经埋藏了整整60年。接下来说的话，等我死了之后再公开，也算是对国民党尽最后一次忠了······。其实，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就这样，当年叶挺之死的“四八空难”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才彻底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很多人感慨，如果叶挺没有死于空难的话，建国后授衔必定可以入选共和国十大元帅。@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