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赋 by深蓝,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有怎样的发展轨迹
无邪赋 by深蓝，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有怎样的发展轨迹？
先说第一个问题。
从战国到唐代中叶的1000多年里，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经过先秦的发生期、两汉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初中唐的成熟期四个阶段的发展，实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创作实践的规范化。中唐以后，古典现实主义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
《诗经》的编纂成集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产生的标志。孔子从宗法思想的实践理性出发，对“诗三百”所作的诠释，则在理论上为古典现实主义构筑出基本的框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论及孔子编纂《诗三百》时的两条宗旨：一是“去其重”，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前者是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后者是宗法思想家插在文学领域里的大旗。
尽管《诗经》三百零五篇并非“施于礼义”四个字所能概括，其中《郑风》、《卫风》的许多篇章还表现出与宗法教义的对立，但孔子却一概视而不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为的同一性掩盖了风、雅、颂的丰富性和不可调和性。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孔子没有“读懂”诗三百，因为他的概括是如此地牵强；从政治的角度，又不得不承认孔子用心良苦，因为“诗三百”的编纂本来就不是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政治家的手段和借题发挥。它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过去曾发生了什么，而是为未来怎样做提供了标准和范本。
所以，一篇对异性姣好之态充满赞赏的美人赋《硕人》被孔子解为“绘事后素”，强行拉入人品修养、文质关系之中；一篇表现男女初恋情感的《关雎》，也硬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将其纳入儒家中和之美的轨道。
在对诗歌性质的总体认识上，孔子单方面强调诗的政教功能，继《尚书·尧典》首次提出“诗言志”之后，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思无邪”。“言志”，已包含了诗歌的内容要合乎礼教规范，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力量。“无邪”，则从另一角度为之划定了更为明晰的界限。
何谓“无邪”？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一段绝妙的阐释：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入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
“荡人心魄”，自然不会再记得什么“礼”，什么“仁”，将其归入“邪思”，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孔子原意的。后世文人对汉大赋的责难，对艳体诗的挞伐，都是基于儒家对诗歌的这一总体认识。
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孔子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述。他首先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性，即：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孔子在对诗歌社会作用做了这一番内涵虽丰富而终不免简单、模糊的界定以后，却立刻以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明确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对“兴，观、群、怨”加以概括和统摄。文学表现人内在的自由品格的本质被抹杀，成为维护宗法伦理道德规范、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和“礼、义，仁”的间接表现形式。
其次，孔子强调诗歌的实用功利性。即他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成了骑士的佩剑和外交家的语言辞典，成了认识自然景观的教科书。
实用功利性虽然随着战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消失而未在后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它以实用主义观点对待文学的方法，却在民族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此外，在诗歌与创作者的关系上，孔子强调道德修养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在文质关系上，主张“文质彬彬”，尤突出思想内容的决定作用；在文学批评上，倡导中和之美，确立了从实践理性精神出发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批评鉴赏原则；在语言运用上，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辞达而已”。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孔子在“思无邪”和“事父、事君”基本原则下对文学特质的探讨结果。由此构成的理论框架，遂成为后世古典现实主义的纲领。
第一个对孔子文学思想发挥补充的是孟子。他提出的“不以文害辞”、“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对艺术美学特征的认识，较孔子又前进了一步。孔孟时期，理性主义盛行，诗的时代被散文时代所代替。
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前代诗歌的阐释和总结之上。但没有新的文学创作为基础，理论本身是难以继续发展的。
所以，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直到汉朝大一统社会的建立，荆楚文化系统和中原文化系统合流，恢宏巨丽的汉赋取代四言诗占据正统文坛时，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02 两汉的发展期汉王朝建立后，受统治阶级尊崇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南北文学合流后的文学趋势产生了不协调甚至对立。汉赋“沈博艳丽”，堆砌铺陈，不再仅仅是“辞达而已”；追求使人心灵摇荡的感官刺激而非严肃的理性思考；热衷于审美愉悦的作用而淡漠政治功利的追求。这当然是古典现实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尽管汉赋一产生，便表现出“劝百而讽一”的妥协，但那可有可无的“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气氛中，并没有博得谅解。杨雄和王充首先站出来向它发出责难。
比如，在《法言·君子》中，杨雄对司马相如的赋作了“文丽用寡”的否定评价。在《法言·吾子》中，更从古典现实主义狭隘政治功利性出发，对整个汉赋提出批评：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这里对“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划分，“丽以则”和“丽以淫”的评价，既集中地体现了杨雄对赋体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和论断，也表现出他按宗法统治“托古改制”的传统作法，校正文学发展中“丽”而不“则”倾向的努力。
如果说扬雄的观点有什么进步意义的话，那也仅仅在于，受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冲击，不得不在讲求儒家教化之外，把“丽”纳入古典现实主义的范畴。
和扬雄相比，王充的观点显得更为极端和狭隘。他曾言：
“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由此，他对汉赋的艺术成就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的这个观点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它却露出了一个端倪，即古典现实主义已以愈来愈强硬的态度立于文坛之上。
几乎和王充同时的班固是这一时期又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从儒家的诗必须“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说法出发，要求辞赋也须像诗那样有讽谕、劝戒的政治意义，而且以其对汉赋作用、价值、意义前后矛盾的看法引起后世关注。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批评汉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又为司马相如辩护，说他：
“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在《两都赋》序中，更赞美汉赋“炳焉与三代同风”，是“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同一人对同一事物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论断，这看来不可思议，实则统一在“古诗之义”即讽谕劝戒的基础之上。批评，是因其无助于政治教化而发起的攻击；赞扬，是“以意逆志”，通过强行曲解将其纳入自己轨道而作出的努力。它作为一个信号，预示汉赋的创作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要从因荆楚文学发展的惯性力量而“恢宏伟丽”的前期大赋向符合古典现实主义的后期抒情小赋过渡。
汉赋本来就是南北文学融合的产物，两大文学系统当然都要在其中投下自己的影子，并随其发展而呈现出彼此消长的状态。前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羽猎赋》固然“铺彩摛文”，在形式上保留有极多的楚辞遗迹。但其作亦无不和讽谏有关。“讽一而劝百”，毕竟“讽”在其中。
待到汉末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时，已是语气平实，格调质朴，抒情言理，讽谏现实，完全进入到中原文学系统范畴。古典现实主义终于在南北文学融合的潮流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其理论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善和发展，标志便是《毛诗序》。
产生于东汉的《毛诗序》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篇章。它以荀子《乐记》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将先秦以后儒家的诗论加以概括、总结和发展，实现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系统化和经典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把班固“讽谕”说的内涵具体化，使诗歌的创作目的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向，社会作用有了更为细微的分类。
在这里，诗歌已不再仅仅是“专对”，或“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是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力量；不再是简单、笼统的“事父、事君”，而是“上以风化下”，将统治者的意志和德政传达给人民，“下以风刺上”，将下层的愿望和要求反映给最高统治者，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效用，巩固宗法社会秩序。
其二、把诗的“志”同“生于人心”的“情”联系起来，提出了志与情相统一的观点，使古典现实主义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又深化了一层。
《毛诗序》以前，说诗必言志，还没有人从诗歌理论上把它和情感表现明确联系在一起。南北文化的合流，推动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特征的认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说是这一认识的结晶。
《毛诗序》在强调古典现实主义的政治功利性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不易突破的标准和基调，它提出的“风、雅、颂、赋、比、兴”的“六义”说，更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发挥余地。就此而言，它堪称古典现实主义的里程碑。
但由于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一边，所以，当社会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来临，它便处境维艰，不得不以新的面貌适应新的环境，而古典现实主义也由此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03 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时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在宗法伦理秩序受到冲击、宗法观念不断淡薄的形势下日趋崩溃，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被公开地怀疑和否定，重善轻美的审美观被重美轻善所取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学的更加自觉，构成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文学和哲学都在反传统的潮流中各自确立了新的观念体系。
曹丕在这一变革中首当其冲。他从追求人生不朽出发，把两汉和经学没有完全分离、处于弄臣地位的文学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仍旧把文学和治国经邦联在一起，有传统观念的遗迹，但作为实现不朽的手段，文学自身的价值意义被肯定，优美华丽的词章成了堂堂正正的追求，功利依附也由单纯是政治的演化为主要是个人的。
曹丕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广泛的影响和长久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
于是，新兴起的五言诗体在玄言诗、山水诗、艳体诗等多侧面的尝试中完全确立和成熟，纯粹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格律、音韵、语汇、修辞等已作为专门的学问被广泛地讨论，最受儒家摒弃的“绮靡”也在诗歌乃“缘情”而非“言志”的认识下成为风行一时的美学追求。
雕琢的骈文和追求感官刺激的宫体诗虽屡遭围剿，仍在社会通行数百年之久。著名的宫体诗人萧纲甚至公然宣称：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切须放荡。”
在这来势甚猛的新潮流面前，传统的“诗教”感受到被淘汰的威胁，古典现实主义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桓范到颜之推，诸多知名的文学理论家以骈文、艳体诗、山水诗为对象，发动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围剿。以下评论可略见一斑：
“作不尚其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桓范《世要论》)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文章流别论》)
“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裴子野《雕虫论》)
“今世相承，趋末逐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竟，辞胜而理状；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这些观点，并未超出《毛诗序》所达到的高度，却不厌其烦地一提再提，正好从一个侧面见出传统“诗教”理论的危机。
当然，古典现实主义在本时期也有新的发展。集南北朝文学理论之大成的刘勰，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文心雕龙》虽然旨在阐明儒家经典的写作原则，纠正当世的不良文风，并把原道、征圣、宗经作为其理论核心，表现出重古轻今、重四言轻五言的倾向，但更多的篇幅却用来论述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继承创新与个性风格，以及修辞、谋篇、布局、声律、对偶、比兴等属于纯文学范畴的内容。正是后一点，奠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理论和创作在矛盾中呈现对峙状态。艳体诗和宫体诗没有在理论界获得广泛支持，却迭代不衰，大有人作；理论界对其连连围剿，但始终未形成与之抗衡的作家群。这种对峙状态的打破，是在唐朝。
04 初中唐的成熟期初唐承袭六朝余风，华绮纤巧仍是流行文坛的风尚。但对于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来说，吸取历史教训，铲除一切不利于“君统”的因素，正是当务之急。一批以总结兴衰治乱为己任的史学家，从巩固政权出发，针对初唐的浮丽文风，尖锐地抨击纵欲享乐和以形式为美的齐梁文学，拉开了有唐一代对齐梁文学实施总攻击的序幕。古典现实主义亦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入它的兴盛年代。
第一个以诗歌革新倡导者身份站出来的是陈子昂。他用“文章道弊五百年”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观点对六朝文学一笔否定，打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号，要求恢复《风》《雅》和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确立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以适应处在上升时期的唐代统治者的需要。
后世对陈子昂有过很高的评价，元好问赞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其实，陈子昂在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无多少突破性的建树。他的名声，更多是源于他作为时代潮流的最早的感知者所处的地位和理论纲领。
由于陈子昂的振臂一呼，再经由杜甫、殷瑶、元结等人的大力提倡，古典现实主义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具有了正统地位相称的实力。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的出现，是古典现实主义达到鼎盛期的标志，也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最有魅力的一页。这时期的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这四方面在逻辑层次上是密切相关的。
其一、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坚持美与善的和谐统一，美要服从于善。
因此，反映社会现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通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上下通而一气泰的目的，是创作的第一要义。
其二、强调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必须以经验真实为基础，主张要直接描写耳闻目睹之事。
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便是他贞元、元和之际，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成。
其三、强调诗歌描写经验真实要有固定的指向，即必须是有关国计民生、兴衰治乱、人际伦理的内容才在所写范围。
“风雪”、“花草”虽也在经验真实之内，但它上不能“纽王教，系国风”，下不能“存炯戒，通讽渝”，没有“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的政治功利，当然不可“嘲”，不可“弄”。
其四、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出发，强调诗歌在表现方法上要直截了当。主张在言直切中，实现“见之者易谕、闻之者深戒”的目的。
这是白居易提出的。他在重申先秦儒家要求美必须与善相统一和重视文艺社会作用的思想观点时，把诗歌政治功利性及其实现的途径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并以此为指导，创作了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影响的讽谕诗，组成了由当世名流为主体的作家群，发起了一场纲领明确的新乐府运动。所以，白居易成为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最有权威的代表是当之无愧。
中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美学观点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以诗歌和散文为主的正宗文学不仅不能一统文坛，且呈现出逐渐为戏剧、小说所取代的趋势。
至此，从宗法观念的保守性和呆滞性的襁褓中产生，在儒家哲学的重善轻美和尚甩求实的土壤上成长的古典现实主义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古典现实主义开始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
再说第二个问题。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古典现实主义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正统的身份占据文坛。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始末明晰的发展、完善过程，而且在创作实践上逐步形成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表现出和同期的古典浪漫主义及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截然有别的特色。尽管在每一发展阶段还存在侧重点的不同，但在总体上，都可归入如下5大基本特征之中。
其一、重言志求善而不重缘情求美。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古老命题以来，“言志”便成为创作诗歌的开山的纲领。古典现实主义尤重所言的“志”的性质，从提倡“诗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以至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系列的努力都集中在诗之“志”必须符合具体阶级的道德规范。
由此，“志”的内涵如志向、抱负等便和儒家的处世哲学“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联系在一起，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
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上也强调情志并举，但这里的情是狭义的，是受志制约的。南北朝时的艳体诗、山水诗，就是因为抒发了与政治无关、与教化无补的情，才受到后世的猛烈抨击。
古典现实主义如此重视“言志”，是和它赖以存在的基石——儒家分不开的。儒家强调个体的感性心理欲求和社会的理性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把外在的强制性的宗法伦理规范变为内在的对纯洁高尚的善的欲求。
而言志，就是创作者个体实现善的方式、手段。无论直接言志还是抒情志，离开这个前提就失去了意义。古典现实主义把讽谕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目的和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原因亦即在此。
其二、重群体情感而不重个体情感。古典现实主义在强调言志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情感的作用，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者，根情，留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文心睢龙·情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文心雅龙·情采》。
但由于古典现实主义是宗法伦理等级观念在文学领域的体现者，所以，它所提倡的情是基于氏族血缘、尊卑上下的伦理道德感情，受着协调人际关系的礼的束缚。当人把情“止乎礼义”时，已不再是由的充满个性情感，而是贯穿着实践理性精神、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情感。
古典现实主义把个体情感置于群体情感的约束之下，极大地限制了创作主体对精神世界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展现，使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现实感、时代感畸形发展而审美价值终不免相形见绌的不平衡状态。诗经中的《正月》一类的诗也因此以“怨诽而不乱”成为后世的楷模。
杜甫宣称“别裁伪体亲风雅”，所作《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喜达行在所三首》等，虽然历数个人不幸，但“葵藿倾太阳，物性同难夺”，仍然下则“穷年忧黎元”．上则“恐君有遗失”，表现出个体无谓、群体攸关的忧国忧民之情，在精神上亦和《小雅》一脉相承。
古典现实主义重群体情感的特征，使许多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极大关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三、重经验真实而不重本质真实。古典现实主义恪守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从民本思想出发，注重实录，鄙弃幻想，要求文学创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现实生活作符合其本来面目的真实描写，反对把非经验真实的东西写进作品。
在这方面，左思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自述创作《三都赋》的原则时说：
“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文学创作还要阅览地图、查看方志，看来有点可笑，却正反映出古典现实主义视真实为生命的关键特征。这种特征，在杜甫、白居易的创作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体现。
其四、重伦理反思而不重审美抒发。儒家思想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一方面毫不含糊地维护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区别，一方面又把原始氏族社会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统一谐调加以提倡。
举例来说，《诗经·国风》中的周、召二南，就已经反映出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间一种相对来说是协和，温情的关系。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共同体现出的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为古典现实主义所追求，也构成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
但古典现实主义在强调伦理反思的同时，忽观文学艺术的审美抒发。从《论语》巾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淫”，到班固，杨雄的“竞为侈丽宏衍之词”，“辞人之赋丽以淫”；从裴子野的“淫文破典”到白居易的“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系于意，不系于文”，都表现出对文学艺术审美愉悦功能的蔑视和反对。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白居易的讽喻诗远不及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流传久远便证明了这一点。
其五、重现实干预而不重现实超越。和古典现实主义同时的古典浪漫主义就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文学的超越性特征。它表现在创作上，理想人格冲破了现实人格的抑制，社会的压抑在精神世界中求解脱，孤独和厌世在自然中找归宿，李白充满审美个性的创作最为集中地体现出这种超越。
古典现实主义则不然，它注目于社会和人生，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得与失、成与败的执着。它往往只有对自己实践既有道德规范的反省，而缺乏对现存秩序、道德观念是否合理的反思：只有参与干预现实以实现现实人格的社会价值要求，而缺乏超越现实以实现理想人格的个体价值要求。
因而，表现在创作上，现实人格压抑了理想人格，直至造成对现实个性的扭曲；社会的压抑只能表现为悲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消极和无可奈何；政治的功利淹没了对审美理想的探求；主体在现实网络中时时跃动而终不能自拔。
比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是一首典型的古典现实主义抒情佳作，抒发他“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壮志不能实现的愤懑。作者只有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喜悦或无法实现的苦闷，却没有俯视人间的超然和跨过现实的超越。把坎坷境遇归于宿命的自我排遭，都恰如其分地控制在古典现实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们更把现实干预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他们秉承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涛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文学也就此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和政治观念的传声筒。
最后再补充一点。古典现实主义以正统身份占据文坛长达一千多年，渗透到后世，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诸如塑造富有东方色彩的、以含蓄内向和矜持不露、求实尚用的经验思维方式为其体征的民族性格等等，而它提倡的抒情与叙事的交叉融合，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的统一，重视比兴的表现手法，言志求善的教化功能等等，则对整个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他是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叫「武骑常侍」，不过并不受重用而使他有不遇知音之叹，后来他辞官投靠梁孝王，并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著名的那篇”子虚赋”。
后来这篇文章被汉武帝看到大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是出於一个当代的年青才子之笔，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 ”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麼，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好大喜功的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他为侍从郎，即为「郎」。 建元六年（西元前135年）武帝派大将军唐蒙征南越，通夜郎，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当地士绅热烈的欢迎，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为什麼要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文章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因而被免官。 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皇帝墓园的闲差事，但是他对朝廷大事仍然关心，他见到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因此上了”大人赋”欲以讽谏，想不到效果适得其反，”长门赋”中就可以窥见他对自己际遇不幸的感叹，元狩五年（西元前118年）遗有”封禅文”一卷，这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了。
轶事： 「文君夜奔」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了宴席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客人被司马相如的堂堂仪表和潇洒的风度所吸引，正当酒酣耳熟的时候，王吉请司马相如弹一曲助兴。司马精湛的琴艺，博得众人的好感，更使那隔帘听曲的卓文君倾倒。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因丈夫刚死，才回到娘家守寡，她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如痴如醉，又见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后，他们两人经常来往，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卓文君没有告诉父亲，就私自去找司马相如。他们一起回到成都，结了婚。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
（补）：《凤求凰》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回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尽管后世的道学家们称他们的私奔为“淫奔”，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日后多少情侣们的榜样。 这之后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记：司马相如一度迷上了某才女，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这样的句子“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相如回心转意。
正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里，卓王孙却暴跳如雷，发誓不给文君钱财。这样一来，文君和相如穷得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得回到临邛，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柜台打酒，相如穿上围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两口子相敬如宾，过得和和气气，过了一些日子，卓王孙在朋友的相劝下，才消了怒气，给了文君一些钱财和奴仆，这个故事就是「文君当垆」。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尤其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据说当他在长安，被封为中郎将的时，由於自己觉得身份不凡，曾经兴起休妻的念头。有一天，他派人送给卓文君一封信，信上写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大字，并要卓文君立刻回信。卓文君看了信，知道丈夫有意为难自己，十分伤心。想著自己如此深爱对方，对方竟然忘了昔日月夜琴挑的美丽往事，就提笔写道：
一别之后 二地悬念 只说是三四月 又谁知五六年 七弦琴无心弹 八行书无可传 九连环从中折断 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百思想 千系念 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言千语说不尽 百无聊赖十依栏 重九登高看孤雁 八月中秋月不圆 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 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 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 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 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 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几断 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
司马相如收信心惊叹不已，夫人的才思敏捷和对自己的一往情深，都使他心弦受到很大的震撼，於是很快地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楚调曲·白头吟(卓文君) 楚调曲·白头吟 卓文君 皑如山上雪，蛟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徙徙。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注释 皑、皎：白。 有两意：变心。决：同“诀”，分手意。斗：盛酒的器具。躞蹀：音 xiedie （同谢蝶），来回徘徊。御沟：流经御苑或环绕宫墙的沟。东西流，即向东流，偏意复指。竹竿：指钓竿。袅袅：动摇貌。⑧徙徙：音甘共苦椒椒shi（同筛）：形容鱼尾象濡湿的羽毛。喻夫妻相谐。意气：恩义。钱刀：古时的钱有铸成马刀形的，叫做刀钱。所以钱又称为钱刀。 题解 这首诗是汉代的名女子卓文君所作。
据传说，司马相如发迹后，渐渐耽于逸乐、日日周旋在脂粉堆里，直至欲纳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忍无可忍，因之作了这首《白头吟》，呈递相如。随诗并附书曰：“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据传司马相如阅毕这一诗一书后，忆及当年恩爱，遂绝纳妾之念，夫妇和好如初。
你看过的最暴露年龄的电影是什么？
我想起很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虽然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但是那种恐怖的气氛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每逢雾霾天就会启动。
这部电影想必每个八零后小孩都记得——《大气层消失》。
《大气层消失》是冯小宁在1990年执导的一部科幻电影，讲的是人类糟蹋环境，导致臭氧层漏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故事。我记得我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周日上午在电视上看的这片。看完这片之后我就懵了，又感动又震撼。我们来回顾下剧情吧：
一对黑帮情侣（张京生 & 吕丽萍饰）为了钱财抢劫火车，致使一辆运送剧毒氯化烃的罐装车泄漏，最终烧穿了臭氧层。
吕丽萍在这里面演女劫匪，为了发财和男朋友去劫火车。她手里拿的旧版人民币估计不少九零后都忘了吧。一顿枪战把一车氯化烃弄漏了现场的人被当场毒死臭氧层漏洞让科学家十分紧张，但是找不到泄漏源。为了避免混乱有关部门封锁了消息。
大领导指示科学家：“不惜一切代价，要严防死守”大领导的话吓得葛优科学家屁滚尿流，内时候葛优还有头发与此同时，正因病在家休息的小男孩（张宁饰），由于太阳黑子活动异常，突然发现能够听懂动物的语言。家里的宠物大白猫告诉他这起严重的事故，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地球上的生物最终都将灭亡。天赋异禀的小主角，特可爱。而且演员张宁其实是个女孩大白猫告诉小主角，环境完了，世界末日不远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男孩十分着急，赶快跑到外面向大人求助。然而大人们，为了金钱忙碌奔波，根本不会相信男孩和动物说的话。即使是科学家也拿小孩的话当屁话，让他赶紧回家。甚至还有人动了歪脑筋把小男孩的猫给抢走，打算卖了。
大人光顾着赚自己的两毛钱了，根本不管小男孩的求助，还说：“要死一块死呗。”小男孩找葛优，葛优也没空搭理他，让他麻溜滚蛋在这之际，片中重要角色大帅狗出场，把混子们赶跑了万般无奈之下，男孩只能和其他动物联合起来寻找污染源，想凭着一己之力拯救全人类。小男孩一路所见河流、土地都被污染，生灵奄奄一息。在这一路上碰见了垂死的鱼、中毒的熊都斥责人类把环境给毁了。
一路上净是悲惨景象，一池子鱼都被毒死了。这只垂死的鱼怒斥人类破坏环境。羞愧的小男孩想把这只鱼送到干净的水域。但小男孩跑来跑去，找不到一块干净水域，都是这样毒水。这段特别绝望，最后鱼无奈的说：“在哪死都一样”，便沉在了毒水之中，死了。小男孩又在荒原里看到了垂死的熊和最后一只在等死的东北虎，特别悲凉最后男孩碰见了劫匪吕丽萍，一起找到了污染源。为了排除污染源。他们决定用油罐车去撞击液态氯化氢罐车。在两节罐车将相撞时，吕丽萍的腿被卡住了，她在最后关头将小男孩推下车，自己牺牲了。
吕丽萍在里面挺美，还穿着时尚的三叶草吕丽萍和小男孩开油罐车撞击泄漏源，但是吕丽萍腿卡住了，生死一线间，吕丽萍把小男孩推下去了。以自我牺牲赎罪。罐车相撞后，但毒气仍在喷射，于是小男孩持火把走向罐车，想同归于尽拯救世界。但是在关键时刻，大帅狗叼下孩子手中火把冲向前，罐车爆炸了。估计看到这小时候的你也哭了。
小男孩原本想自我牺牲，炸毁毒源但是大帅狗抢下火把，自己冲过去了。这条帅狗比许多英雄都更早教会了我们牺牲的意义……片子里许多镜头和对话，我一直没忘。比如那只死蚂蚁；那个放大镜；葛优嘴里的那句“我不能让所有人头上都顶一块铅板吧”；那个奋死去关闭阀门却没有成功的男人；那自我牺牲来赎罪的吕丽萍；那条狗和那只猫；那个拥有一天时间可以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孩子……
但可悲的是，这种优秀的国产科幻环保电影，由于不受市场欢迎，成了绝唱。而三十年后，我们的生存环境却不断恶化，剧中那种惨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我们，只是在空气重度污染的空气里面麻木的活着。真是可悲。
小时候被《大气层消失》感动的我们，长大后，成群结队的在雾霾天空下行走如今在雾霾中生存的我们，又如何面对这部片子对我们的希冀呢？正如片中结尾，大帅狗仔牺牲前对小男孩说的：
孩子，我也热爱生活，可你们人太不珍惜这个世界了，你们自相残杀，破坏生养你们的水源和森林，终于，你们把大气层烧穿了，太阳会杀死你们，谁也躲不掉。不，你们是智慧的，能够挽救世界。请告诉你们和我们的孩子吧，这个地球上的天空应当是蓝的，这个地球上的水应当是清的！
这段话过去三十年了，我们从小孩变成了成人。然而，我们如今怎么向今天的孩子们解释天不是蓝的呢？
什么碑帖适合写隶书大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所有的汉碑碑帖都适合写隶书大字，关键是把结构比例调整好就可以了！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思无邪”。这三个字是以《曹全碑》为基础，并融入了《张迁碑》、《鲜于璜碑》的元素，且有自己的个性揉入。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老马识途”，这四个字主要以《曹全碑》为基础，并揉入了书者自己的个性，已基本形成书者自己的隶书风格。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寿如天永，福共海长”，这八个字是以《礼器碑》的笔意和结字特点写出来的。有书者的个性融入，但不多。
上图中的隶书大字作品，是以《石门颂》的笔意和结构特点而写出来的。可以说是纯正的《礼器碑》风格的隶书大字作品，书者为答主。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这六个字是以《曹全碑》的笔法和字法为基础而写出来的，在创作时，根据章法布局需要，结构略有变化，并融入有个性。
上图亦为用《曹全碑》笔意创作的隶书大字作品“百练成钢”。这四个字融入有其它汉碑的元素，若仔细看，就不难发现。
上图为用《礼器碑》笔意创作的隶书大字作品“天高日永，水远山长”。
上图中的隶书大字作品（三尺整张）“厚积薄发”，是用《曹全碑》的笔意创作的。这四个隶书大字作中，融入有《西狭颂》的元素。
上图中的隶书大字作品“上善若水”，是用汉简的笔意创作的，这四个字中融入有其它汉碑的元素。
上图亦为隶书大字作品“守望平安”，取法多种风格的汉碑元素，有个性融入。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用的是《礼器碑》的笔意创作，有《曹全碑》的影子，也有自己的个性揉入。
上图中的隶书大字作品，取法《曹全碑》。
上图中的隶书大字作品，取法《张迁碑》和《鲜于璜碑》，在创作时融入有自己的个性。
上图为隶书大字作品，书者在创作时，取法多种汉碑风格的汉碑，并有自己的个性揉入。
综上所述，创作隶书大字作品，无论哪种汉碑碑帖都是可以的，重点是掌控好用笔和字的结构布局。
以上为个人观点，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如果各位网友对此有不同看法，欢迎留言和评论！
那么他的名字会是什么？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是东北总叨叨。
如果“诗歌”是个人，那总叨叨希望他是个正宗的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处被称为月亮升起来，过来三月又落下去，过了三个月又懒洋洋，懒洋洋，懒洋洋的升到半空，有突然呱嗒一下落到地上摔得细碎细碎的，像大马哈鱼子一样多汁美味的地方。
这个诗歌有强壮的像成年公犀牛一样的五大三粗的大身板子，一顿吃得下二斤半，像水浒传里李逵常吃的那样的酱牛肉。并且一次喝得下三瓶纯法国波尔多市郊区100公里以外，一个小得没有名字酒窖里，因为债务原因抵押给了当地一个左眼皮跳跳，右眼皮耷拉的年老色衰的皮匠的稍微带点松子味儿的纯路易76干红葡萄酒。
这个诗歌一定有一个聪明没绝顶，整天顶着一头自来卷长发的热爱文艺的朋克摇滚和古典京剧风格的，嘎嘎有钱的亲干爹。
这个亲干爹多次通过一个镇上的邮局中工作的一个年轻的外来的小伙子，再联系，找到一个当地的法官的三舅妈的二侄女的七大爷的无姑父的三外甥的四侄子的五儿媳妇的六七舅老爷的干儿子的在当地社团当牧师的叔丈人，给这个诗歌，通过塔罗牌占卜了58遍，取了一个响亮的，难忘的，空前绝后的，带有高科技色彩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