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精神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一个人的精神和思想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平均表现；精神境界分很多层次，有很多种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可以去看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之说；最高的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自古至今都有的返璞归真之说。

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重视学习环节。学习对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学习的方法很多，内容也很多。学习贵在坚持，学习贵在恒心，学习贵在自知；通过学习，学会正确地思考、正确地判断、正确地洞悉；通过学习，不断拓展知识面，丰富精神生活，开阔思维视野，这都关乎精神境界的提升；注重实践历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历练，包括学识能力、眼界心胸，思想观念，都需要不断修正，不断完善，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培养大爱情怀。精神境界除是复杂的精神要素的集合外，它还包含一定的情感要素。而是否具有大爱情怀，是一个人精神境界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有仁爱之心，爱国家、爱民族、爱集体、爱人人，这样我们做事就会处处考虑到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就会处处为别人着想，为学生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

冯友兰

1895.12.4—1990.11.26

哲学家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

享誉海内外的学者

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公元1895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六日）生于唐河县祁仪镇祖父家中。1990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九十有五。

先生祖父讳玉文，字圣征，有诗集《梅村诗稿》。父讳台异，字树侯，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戊戌（公元1898年）进士。伯、叔父皆秀才，亦有诗集传世。冯氏有地千余亩，合族而居，家常二三十人，耕读传家，为当地著姓。先生母吴氏，讳清芝，通文墨，持教有方，曾任本县端本女学学监。

先生6岁即入家塾就读，先读《三字经》，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塾中亦授《地球韵言》一类新学，可谓新旧兼备。1904年，台异公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先生与弟、妹随母徙居武昌，由母监读《书经》、《易经》、《左传》。1907年，台异公知湖北崇阳县，举家至崇阳，先生随县教读师爷习古文、算术、作文。次年夏台异公病故于崇阳，先生乃随母返故里，仍在家塾就读。

1910年考人唐河县高等小学预科。次年，以第一名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转入武昌中华学校，是年冬应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中国公学以英文授课，先生尤感兴趣者，为耶方斯（Jevons）之《逻辑要义》，因立志习西方哲学。1915年夏自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校后即改文科，因西方哲学门未开，遂入中国哲学门。不二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皆主教于北大，新文化运动颇盛一时。受此影响，先生对东西文化问题甚为关切。1918年夏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与友人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心声》月刊，为当时河南宣传新文化之唯一刊物。同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冬，赴美国留学。

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院哲学系。先生在哥大师从杜威先生（John Dewey），其心志仍在中西文化比较，如是年冬在纽约访泰戈尔（Tagore），次年在哥大哲学系宣读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皆其例也。至先生作博士论文时，思想忽有变化，盖因先生在美研修西方哲学史，乃发现时人所说东方与中国思想特有者，要皆在西方古代亦有之。先生即以《天人损益论》为题，打破东西界限，将人类自古以来各种人生理想分派叙述之。后其中译本以《人生哲学》名题，列为高中教科书，流传甚广，颇有益于青年之教育。先生乃进而觉知，一般所谓中西之异，实际是古今之别，皆因西方已完成近代化所引起。故此后力主现代化不遗余力，以工业化为中国获民族自由之出路。先生在美时，官费常阙，因多赴餐馆做工，间亦至图书馆管理报纸，以谋生活。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即取道加拿大归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论文出版，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1925年秋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年底应约北上，任燕京大学教授。先生自美返国后，志愿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然在燕京受命开授“中国哲学史”，此一机缘竟对先生后来学术发展有莫大影响。1928年秋，以友人罗家伦之故，先生转至清华大学，为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仍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至30年代初，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史》二册巨著。此书上起周秦，下至清季，钩玄提要，条分缕析，其义理解说，尤明白清晰。先生尝谓此书以“释古”为法，与前人之“信古”及时人之“疑古”皆异。时陈寅恪作审查报告云：“窃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是书自30年代以来重印多次，为国人习中国哲学之标准教科书；英文版早在美国印行，而日、韩等国则多径以此书中文版为教科书者。盖此书于历代哲学家思想之论断，多已成为本学科之典范，故此书实为现代中国学术之经典，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后40年代，先生以思想学术最臻圆熟之时，作《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of Chinese Philosophy），其深入而浅出，举世称之，是为又一经典。

1937年日军大举侵入，清华内迁，与北大、南开合并而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随校南行，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折臂于河内，动忍于昆明，颠沛流离十年，乃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建成中国现代最完整之哲学体系。先生《新原人》序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则民族之兴亡与夫历史之变化，固激发于先生多矣，而其忧国报民之胸怀亦跃然呈露。先生尝为联大撰校歌歌词，中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句，正先生之写照。抗战胜利，先生又撰联大纪念碑文，中云“盖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数语实为先生后来根本信念而终老不变者也。

1930年起，先生长期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清华领导之核心，对清华教务贡献甚大。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次年参加土地改革。是时国人群情振奋，社会气象一新，先生以为当追随人民、追随新社会，故用心研习马克思主义，检讨往昔哲学，以跟随时代。1952年，以院系调整之故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此后数十年，理论界与教育界时常对先生思想提出批评，先生皆怀与时俱进、择善而从之心处之，然亦不放弃答辩与哲学思考的权利，而其往昔哲学思想往往复萌。如1957年先生撰文阐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批评时人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太多，又提出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以解决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此文即引起诸多批评讨论，先生皆一一慎思明辨而申答之。50年代以后，先生专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业，每年皆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于孔子、老、庄著力尤多。至1960年，始得允许独立撰写中国哲学史。按旧著《中国哲学史》先生在40年代即冯友兰先生欲重写，而未得其缘，至是，乃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题，复参考黑格尔、马克思，重新撰写之。方始出版两册，“文化革命”骤起，以故耽迟达十余年。

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逾古稀，却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被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迷思破除，自信复立。先生精神焕发，当耄耋之年，以旧邦新命为怀，继续《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先生此时，信心而著，无所依傍，其中多“非常可怪之说”，往往不同于时论。先生以“修辞立其诚”自勉，谓“若因此不能刊印，吾其为王船山矣”。其书全7册，凡81章。先生晚年多病，尝言“《新编》未完，故需治病，若书写成，病即不需治矣”，书成不数月，先生安然辞世。

先生学术贡献，为举世所公认，先后得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47）、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1）、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82）。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院士评议会委员，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其他学术荣誉，不胜枚举。先生于学术之外，对教育行政亦多属意，早在中州大学时即有心试于校务，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达18年，教绩卓著；抗战中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对三校合作，亦殊多贡献。先生在清华又曾几度代理校务，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其维持爱护教育之功，实不可没。先生尝自叙其学“三史论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即“贞元六书”。故三史六书为先生学术之代表作。先生中西文著作共30余种，各类文章逾500篇。遗书集为《三松堂全集》，共14卷，超600万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晚年居北大燕南园，其院内有松三株，因名室焉。先生妻任氏，讳载坤，字叔明，扶持相与60年，先先生13年卒。有女名钟璞，笔名宗璞，名作家，先生晚年起居多赖之。先生尝谓其平生得力于三女子，即母吴氏，与任氏、宗璞也。

先生实为吾国之硕儒，现代之大哲学家。自幼颖悟过人，性至孝，能诗文。长而好理学，诣理既精，究于物象之表。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其平居也，无一日不读书写作，无一日不闻问时事，规律甚严而自奉甚简。其于后学也，有问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厌容。平生最喜《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以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晚年亦笔书成联，挂于东墙，谓之先生东铭可也。先生学问特重精神境界，于宋明道学受用甚深，其心气和平，从容自得，精思志道，惟“有道气象”可以称之。晚年病目，尤喜静坐默诵，而其和乐气象则未尝一日而变。疾革时，遗言嘱门人，谓“中国哲学必大放光彩”。既卒，《纽约时报》竟以长文悼念之，足见先生之影响实已遍及世界。

人不可以苟富贵？

今天正好是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逝世919周年。苏轼在20岁那一年写了一封书信，后人为了拜读方便，给这封信起名为《上梅直讲书》，信中有一句名言曰：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大意为：人既不能苟且于眼前的富贵生活，但也不应该无所作为而过着贫贱的生活。

苏轼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主要是向当年的考官表达知遇之恩，同时还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以及对考官的敬仰之情。

如果了解完这份书信产生的历史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

古代文人实现人生抱负的最好方式，无非就是寒窗苦读，再参加“科举考试”，若考中就可以进入仕途，发挥自己的才干。

科举考试按照级别由低到高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除过童试一年一考之外，乡试、会试、殿试都是三年才能考一次。殿试由于级别最高，往往被安排在宫殿里进行，由朝中大臣，甚至皇帝本人来监考。

苏轼同样是沿着这条轨迹实现个人抱负的。

1057年，苏轼20岁，他的弟弟苏辙18岁，都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兄弟二人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一块来到京城开封参加殿试，主考官是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年——1072年），时任翰林学士，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参评官是著名诗人梅尧臣（1002年——1060年），时任国子监直讲，属于五品官衔。监考的两人不但权高位重，并且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作为学生辈，苏轼对他们非常崇拜。

在考试中，苏轼发挥出色，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了他对时事的看法。梅尧臣读完文章后眼前一亮，大为赞赏，立刻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完觉得也很不错，认为苏轼小小年纪就能写出如此透彻、深刻的文章，并且思想还不流俗，将来肯定大有作为。于是，两人商量后，秉持爱才惜才的态度，决定录用苏轼。

考试结果出来后，苏轼高中榜眼。得知消息后，苏轼心花怒放，怀着崇高热情写了那份《上梅直讲书》。当年的状元是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章衡（1025年——1099年），后来成为苏轼的好友，其他被录用之后又成为栋梁之才的人还有曾巩、苏辙、章惇等。

要深入理解“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这句话，就得结合苏轼的人格理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

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苏洵非常有才华，在诗文上颇有成就。苏轼和苏辙出生后，苏洵把他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两个儿子，并激励他们要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读书，将来要超过自己。

自小，苏洵教导两个儿子，督促他们熟读《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尚书》、《左传》、《史记》等经典著作，以及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大诗人的诗作。

在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诗作中，一个个古圣先贤的高风亮节和思想格局让苏轼大开眼界，思想迅速得到升华。由此，在以后的道德修养上，苏轼都以这些“士大夫”作为榜样，尤其对大儒孟子的学问、文采、人格，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后来的多篇文章里谈到他。并且，苏轼常常把孟子的一些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社会背景上，北宋王朝实行“文人治国”，这种弊端在后来一步步体现出来。到宋英宗时期，朝廷内忧外患的情况日益凸显，朝廷内部腐败，外部经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掠夺，面对内忧外患，朝廷无力改变这些。

苏轼作为有担当的文人士大夫，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度体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理想。因此，他决定认真读书，尽早进入仕途，为国家鞠躬尽瘁。

可以看出，苏轼所说的“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这句话，跟《孟子·滕文公下》里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还融合了孟子《尽心章句上》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意思。

孟子前句话是在表达士大夫面对人生诱惑和人生逆境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人格理想，做一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后句话则表达了士大夫在不同的人生处境时，要有不同的做人原则，把士大夫精神发挥到最大化。

苏轼这句话包含了孟子这两句话的精髓，却又着重表达了做人的道理和原则，倡导人们做人要正直厚道。

因为在苏轼生活的时代，许多富豪、地主依靠隐瞒土地数量的方式，来损公肥私，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连年锐减，财政赤字现象非常突出，向来国富民强的北宋王朝在此时竟然出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

这一切苏轼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他在信中就写出了那句话。

在苏轼看来，人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定要用正当方式去获取财富。一个人如果已经拥有财富，就不能自私冷漠，只顾享受奢侈生活而不管他人，要肩负起社会担当，怀有一颗济世的善心。

但是，人也不能胸无大志，不去追求财富，向贫穷认输，因为“一分钱也会难倒英雄汉”，过度的贫穷会造成生存危机。连自己都安顿不好的人，又怎么能帮扶他人？

从苏轼在20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格局来看，他是真正的文人士大夫，欧阳修和梅尧臣对他并没有看走眼。在后来，苏轼还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真正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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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有什么用？是啊，当代经济社会，哲学有什么作用呢？找工作的话，很有可能就失业了，有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什么为社会、为世界创造什么价值了？而我说，哲学，是无用之大用！理由如下：

1.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哲学是总结各门科学的经验，却又独立于其他科学的一门独立科学。曾经有人说过，当科学家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登上科学的顶峰的时候，哲学家们已经在那儿喝茶了。

2.哲学，是思维之思维。哲学，是对思维的再思考。当我们产生一个想法的时候，哲学问题就是会对我们这个想法进行思考。这个再思考的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并不是回到起点。这样的过程，能够产生思想的革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综述一下，这个世界，终究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统治着——或许我们不知不觉，但是我们的任何行为，都被一种思想统治着。为什么总说西方和我们东方有很大区别，根本原因就是东西方的思维极其思维方式不太一样。哲学，就是无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