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公怎么死的,那么杀猪行业是怎么规避皇家忌讳的

徐茂公怎么死的，那么杀猪行业是怎么规避皇家忌讳的？

历代皇帝都对自己的名字十分的看重，也因此不允许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有任何东西与自己的名字出现碰撞，就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名字中有一个“世”字，进而将观世音的“世”字去掉，称“观音”。宋太祖赵匡胤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赵匡美，一个叫赵匡义，后来为了避讳赵匡胤的“匡”，一个改名赵廷美，一个改名赵光义。

猪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动物，而猪肉则是餐桌上最常见的肉类，纵古至今都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姓“朱”，朱与猪同音，明朝时期百姓是如何忌讳猪的称呼的呢？

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出身最差的一位大一统皇帝，其中第二差的皇帝是刘邦。刘邦虽然差，但好歹是生于小康之家，自己则担任泗水亭长，是个小官。

而朱元璋十七岁那年父母双亡，紧接着出家当和尚，后来由于碰上大灾之年，寺庙里的收入急剧下降，被赶出寺庙到处化缘，说简单点就是流浪要饭。试问纵观整个封建社会，有哪一位大一统的皇帝出身有朱元璋这么惨。

朱元璋在二十岁出头的那一年，加入郭子兴红巾起义军。二十六岁那一年离开郭子兴单干，首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逐鹿中原，与众多枭雄争夺天下。十四年后，朱元璋四十岁，在南京登基称帝。

朱元璋的创业史太过于彪悍，也因此他对于别人（别的皇帝）看重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看重。就比如别的皇帝特别看重自己的身世，当皇帝的同时认一位祖先，而这一位祖先必须得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唐高祖李渊就将老子认作自己的祖先。

朱元璋原本打算将宋朝的圣人朱熹认做自己的祖先，但是后来他接见了一个姓朱的官员，试探性的问了一下这个姓朱的官员，他的祖先是不是朱熹，这位姓朱的官员直接表示否认。

朱元璋感慨万千，区区一个小官都不乱认祖先，我堂堂一个皇帝，为什么要乱认祖先呢？于是朱元璋放弃了将宋朝圣人朱熹认作自己祖先的想法。

如果说朱元璋是别人，那么肯定会对自己是和尚乞丐的出身，特别忌讳，毕竟实在是太低下，实在是太见不得人，打死都不肯承认或者打死都不肯说。然而事实上朱元璋经常在公开场合大喊：“我本淮石布衣出身”的这种感慨，丝毫没有顾忌。

朱元璋的这种自信肯定是来于自身的本事，而对于猪这个畜生的称呼，朱元璋也是丝毫不避讳。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下过一条命令，那就是将猪的名字改为“彘”或者“豕”。其实这条命令下跟没下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起到一点点微妙的作用，因为并没有下死命令，说不允许以后再将猪称为猪，所以百姓该怎么称呼猪就怎么称呼猪，有个别怕事的可能会将猪称为“彘”或者“豕”，但大部分的百姓都是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随着朱元璋的去世，朱元璋下得这条“改猪名”令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而之后的皇帝也没有对此进行规范。时间离朱元璋越来越远，一代人又一代人，皇帝对于猪的称呼习以为常，而百姓也对于猪的称呼也习以为常，但是这一切直到正德十四年发生了改变。

正德十四年，位处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叛乱，这场叛乱只持续了三十五天就被地方官平定，而这位地方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

当时朝廷一收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平日里就喜欢到处玩乐的明武宗朱厚照直接就表示要亲征，无论朝臣怎样劝阻都没有用。

由于叛乱平定的过程太过于迅速，朱厚照才刚刚准备出京，叛乱已经平定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了京城。朱厚照的目标原本就不是平定叛乱，而是玩，所以叛乱虽然已经被平定了，但朱厚照依旧选择下江西。

朱厚照从扬州到南京的路途上，不知道是脑子抽了筋，还是怎么的，突然间发布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就是“禁猪令”，明令禁止以后不准杀猪、养猪、吃猪，凡是敢触犯这条法令的，一律判处流放。

各朝各代流放的地方全部都是苦寒之地，人一旦到这种地方能够活着回来的几率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死刑第一的话，那么流放就是第二。

朱厚照突然间来这么一下，肯定是需要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的。朱厚照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朱厚照本人属猪；第二、猪与朱同音；第三、吃猪容易生疮。

当时民间最常见的三种畜生，无非就是牛、羊、猪。牛肩负着耕田的重任，除非奄奄一息，否则是绝对不会杀的，而羊身体上的肉少之又少，宰一只羊基本上没几天就吃完了，只有猪不但干不了农活，而且身上的肉量还多，是居家必备的肉类。

可是经过朱厚照来这么一下，凡是家中有猪的，都将猪推到水里淹死，不敢亲自动刀杀，毕竟皇帝都下了命令，哪里敢，有个别怕死的，连带着羊一块淹死。

明朝境内展开轰轰烈烈的杀猪活动，朝廷中的众臣对此一致表示反对，第一、没有什么畜生能够代表猪；第二、猪属于“三牢”（猪、牛、羊）之一，如果说以后天下都没有猪了，那么祭祀的时候用什么呢？“三牢”可是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祭祀规格。

朝中有重臣给压力，民间有百姓给压力，再加上朱厚照本人并不是什么昏君，只不过是喜欢玩而已，所以这场空前绝后的杀猪活动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宣布结束。

不知道那些因为朱厚照一条命令将家里的猪斩杀殆尽的人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恨的要将朱厚照千刀万剐，特别是那些养猪的养殖户。

结语

朱厚照这一生做过的混蛋事不止“禁猪令”这一件，其中最混蛋的当属这两件。

第一件是召怀孕的女子进宫宠幸，如果说朱厚照仅绿了人家的老公，那并不算一回事，毕竟朱厚照是皇帝，但重点是朱厚照身为皇帝竟然去临幸一个怀孕的女子，差点没有将当时的首辅杨廷和气死。

第二件是在宫中修建“豹房”，豹房的外表与其他的宫殿并没有什么两样，与其他的宫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内在。豹房的里面有无数美女，而且还有各种动物，连老虎、豹子都有，最主要的是朱厚照在里面办公。

隋唐英雄传66？

隋唐英雄传的66-70关攻略

第66关，一开始我军被分成四个部分,要注意保护脆皮,因为前期一个都不能死,并且要注意优先击杀敌军。

第67关，敌军会从第一回合开始每两个回合加一次 buff,顺序是防攻精敏士,第六回合王君可徐茂公会提示撤营往后退,每个营寨有人出来后会有一部分敌军出击,三个营寨的人都出来后对方后军出击。

当前军有人撤退至后方时,一回合后我军主营下方会有敌军增援,剩余人员全部撤退即可过关。

汉高祖刘邦杀的功臣多吗？

刘邦杀的，主要是诸侯王，并非朝中大臣。

在古代观念里，皇帝是天子，诸侯实际上也算是臣子。但是诸侯毕竟与一般的臣子是不同，因为诸侯拥有自己的国，拥有军队，拥有地方行政权与财政权，差不多是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诸侯对皇帝是有义务的，皇帝对于不臣之诸侯有征伐之权力。

刘邦开国，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封异姓王并非刘邦的本意，只是形势使然。比如说，有些人，在楚汉战争前就是诸侯王了，比如说张耳、英布、吴芮、臧荼；另外，韩信、彭越能够封王，则是在楚汉后期以武力相要挟取得的。

其实大家只要看看史书就知道，朝中大臣，刘邦基本上一个没杀。我认为刘邦其实是比较讲义气的，跟后世的朱元璋是有很大不同。那么，刘邦究竟杀了多少人呢？

第一，刘邦实际只处决了彭越一人

真正被判刑处死的人，只有彭越一人。而且彭越之死，大半归因于吕后。

彭越被举报谋反后，刘邦起初并不想杀他，只是贬为庶人，流放到蜀地。如果彭越接受这种命运，他还是可以大难不死的。但是他倒霉就倒霉在遇到吕后，并极力为自己申冤，并提出一个请求，让自己回到家乡昌邑，落叶归根。没想到这一申冤，反带来杀身之祸。

吕后见到刘邦后，认为流放彭越是自留患祸，不然杀之以斩草除根。刘邦考虑到彭越有天才的组织才能，留着的确是后患，遂把他处死。事实上，在开国功臣中，只有彭越一人是被处死的。在时人看来，杀害彭越的主谋，其实是吕后，比如燕王卢绾就是持这种看法。

彭越之死，固有可冤之处，但也有自身原因。在楚汉战争最后阶段，刘邦命令彭越出兵围歼项羽，彭越乘机讨价还价，以封王为条件相要胁。此举被视为对朝廷不忠诚之表现。后来刘邦平定陈豨的叛乱，又一次要求彭越出兵，彭越仍然阳奉阴违。这是后来他被处死的重要原因。

第二，韩信是死于吕后之手

刘邦被人诟病的，是杀韩信、彭越。但是严格说，韩信之死，与刘邦基本没关系，完全是吕后主使的。

韩信的问题，与彭越类似。在楚汉战争后期，刘邦曾两度要求韩信发兵攻打项羽，韩信都乘机索取权力，一次要求封王，一次要求确定封国的地界。与彭越一样，韩信对朝廷的忠诚是很有问题的。不仅如此，在楚汉战争结束后，韩信擅自收容朝廷通缉的要犯、项羽的部将钟离昧，不能不让人怀疑心有异志。

没有证据表明刘邦想杀韩信，毕竟韩信对大汉开国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当然，刘邦也不能让韩信握有实权，因此他设计抓了韩信，把他从诸侯王贬为淮阴侯。此时的韩信，完全在刘邦的掌握之中，但没有迹象表明刘邦打算处死韩信。

韩信之死，是吕后所杀，当时刘邦正平定陈豨之乱，固不知情也。

第三、臧荼、韩王信、英布死于叛乱

燕王臧荼是第一个被杀的诸侯王，他是在项羽死后七个月就反叛，兵败被杀。

韩王信是在匈奴大军兵临城下时，投降匈奴的，后来多次领匈奴人进攻汉帝国，在一次战斗中被杀。因此，韩王信之死，实是咎由自取，不能算在刘邦头上。

英布是起兵叛乱，兵败后逃至长沙国，被吴臣借蛮人之手杀害。

此三个诸侯王，只有英布是真的被逼反的。在诸侯王里，刘邦惮忌的人，便是韩信、彭越与英布三人，因为三人皆是当世之名将，而且都有独立的势力。但是，英布在战场上被杀，与被处决还是两码事。因为英布还是有机会与刘邦分庭抗礼的，最后输掉战争，只能说自己水平不行。

除了这三个诸侯王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因叛乱而被杀，便是陈豨。

这四人都是死于战争，韩王信投降匈奴就不足道了，其余三人皆是叛乱。叛乱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不能完全说是刘邦的迫害，也有个人的野心与目的。就如同刘邦问英布为什么叛乱，英布简单回答：老子也想当皇帝。

第四，其他诸侯王的结局

臧荼死后，刘邦以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的事情比较复杂，他与刘邦的交情是非常好的。但是眼看其他异姓诸侯王纷纷被铲除，卢绾也很害怕，弄不清刘邦的实际想法。特别是吕后连杀韩信、彭越，让卢绾极为恐惧。因此，卢绾也耍了些手腕，希望在诸势力之间游走生存。后来，刘邦认定这个老朋友谋反，发兵攻打，卢绾逃往匈奴，最后老死于异国他乡。

赵王张耳死后，张敖继位。后来张敖被诬告谋反，被捕下狱，由于部下以自杀力保，张敖侥幸保住性命，被贬为宣平侯。

七个异姓诸侯国，被消灭了六个，只有长沙国硕果仅存。

终上所述，我不认为刘邦是个嗜杀之人。至于朝中诸功臣，都是得以保全的。刘邦铲除诸侯王，背后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中央集权制与诸侯制并存的混和制度，天然存在重大缺陷。铲除诸侯，更多是制度问题造成的。这个问题，我曾在另一个题目中有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人能说一下关陇集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历史上是没有“关陇集团”这个概念的。历史学家陈寅恪首次将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命名为“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活跃于北魏到唐初，在北魏到唐初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左右着中国历史的走向。要了解关陇集团，就得从北魏的那段历史说起。

公元386年，在前秦王朝四分五裂之际，鲜卑族的拓跋珪趁机在牛川（今内蒙呼和浩特）重建代国，自称代王，并定都于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县）。后来又改称为魏王，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公元398年，拓跋珪把都城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并在这里称帝，史称“道武皇帝”。

当时作为北魏主要敌对势力的柔然，盘踞在北魏的北方，虎视眈眈。而北魏都城平城又过于靠近北部，为了防止柔然的入侵，便在北方边地设置了六个军镇，这六个军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合称六镇。以拱卫京城平城的安全。

六镇作为北魏的重要军事要塞，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派驻到这里的将士大部分都是鲜卑的贵族，也有一部分是汉族中的豪强，甚至一般的士兵，身份都比较高贵。当时能驻守六镇成为了一种荣耀。

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失去了国都的地位。北方的柔然政权在北魏的打击下也日益衰落，对北魏已经无法造成致命威胁，六镇的军事地位也就没那么重要了。驻守六镇的将士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加上孝文帝在洛阳实行汉化改革，而身处北方边地的六镇军民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汉文化。长此以往，六镇的军民和南迁的鲜卑贵族之间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心理上，差距越来越大。

对于早期的鲜卑人来说，当兵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军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南迁学习汉地封建化以后，兵户的身份就低人一等。当时的北魏朝廷受到汉地制度的影响，把一些罪犯常常发配到六镇充军，更使得六镇军民处境不佳。对朝廷不满的情绪逐渐在六镇中蔓延开来，最终爆发了六镇起义。

为了镇压起义军，北魏朝廷联合北方的柔然，并对国内的一些地方豪强授权，允许他们自己组建武装配合朝廷平乱。肆州秀容（山西朔县北）的契胡酋长尔朱荣是其中的佼佼者。

起义最终在北魏北方的军阀尔朱荣以及柔然的联合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镇豪强集团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各自发展势力。尔朱荣就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聚集了北镇的豪强和流氓，势力迅速壮大，逐渐形成地方割据。

在这些归附尔朱荣的人中，就有高欢、贺拔岳、侯景、宇文泰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将帅。

随着尔朱荣的坐大，逐渐不受北魏朝廷的控制。此时的尔朱荣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域性的军阀，他在等待机会，要控制北魏的洛阳朝廷，进而成就帝王的霸业。河阴之变后，尔朱荣虽然没有实现称帝的野心，但是基本控制了北魏朝廷。

公元528年，原州高平（今宁夏固原原州区）的匈奴人万俟丑奴称帝建立大赵。数年间，他们杀魏守宰，转战关陇各处。打败了萧宝寅、崔延伯等北魏将领，控制了关陇大部。

作为当时北魏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尔朱荣派自己的侄子尔朱天光为统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并为副帅，领兵向关陇进攻，最终平定关陇。

尔朱荣在基本平定北方之后，他与北魏皇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当年河阴之变中，尔朱荣杀伐太重，引发民怨，使得他不得不离开洛阳而守在晋阳，而北魏的朝政由他在晋阳控制。皇帝身边无论是大臣还是内侍，都是尔朱荣的眼线。

不甘心做傀儡的北魏孝庄帝，一心要铲除尔朱荣，重振北魏皇权。公元530年，孝庄帝下诏让尔朱荣进京，趁机将38岁的尔朱荣手刃在洛阳明光殿。

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和侄子尔朱兆得知其被杀的消息后，立即率兵合力攻打洛阳，最终洛阳城破，孝庄帝和一些残余王公被俘虏到晋阳，最终被杀。留在洛阳城的尔朱世隆等人无恶不作，激起洛阳城人的愤恨。不久，尔朱荣昔日的部下晋州刺史高欢乘机攻占洛阳，消灭了尔朱氏的势力，控制了北魏的朝政。

然而在高欢控制下的朝政，依然昏乱。在此期间，北魏皇位如走马灯一般，先后出现了元晔、元恭、元朗三位废帝。

公元532年，高欢又立了广平武穆王元怀第三子元修为帝，史称孝武帝。然而孝武帝元修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傀儡皇帝，无法容忍高欢掌握实权。于是密令时任关中大行台的贺拔岳对抗高欢。

贺拔岳在关陇地区经营多年，掌握着关陇地区的军事实权。接到孝武帝的密令后，贺拔岳开始整合关陇地区的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将领基本以贺拔岳的旧部为班底，定居关中。他们要么是川武军士出身，要么是关陇本土的士族大户，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结合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就在贺拔岳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准备时，他的部下侯莫陈悦在高欢的挑拨离间下，暗杀贺拔岳于平凉。

贺拔岳遇害后，他昔日的部下，时任夏州刺史的宇文泰被众人拥立为继任首领，继续立足于关陇，与高欢分庭抗礼。

此时的宇文泰所面临的局势并不乐观，关陇内部他自己所属的军团主要以原六镇鲜卑人马为主，人数不多，而此时贺拔岳的旧部对他并非心悦诚服。面对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关东高欢，仅有700万人口的关陇，实力远远不如高欢。

当时关陇地区的地主阶层大多都是晋末丧乱以来，避难于此的人文志士。无论是扩充军事力量还是政治上要有所作为，宇文泰都必须获得关陇士族的认同和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宇文泰为团结关陇的各方势力，与他们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逐渐形成了“关陇集团”体系。

宇文泰成为主帅后，首先安抚了贺拔岳旧部的军心，随后收拾了杀害贺拔岳的侯莫陈悦，稳定了关陇地区。孝武帝元修也在昔日尔朱荣的宠臣斛斯椿的忽悠下投奔了长安的宇文泰。

面对出逃的皇帝，高欢似乎无所谓，顺手又立了清河文宣王元亶之子元善见为帝，史称孝静帝。高欢还把都城迁往了邺城，同时拆毁洛阳城的宫殿，把建筑材料也运往邺城。洛阳城里的40万户居民也被强制一同迁往邺城，300余年的北魏京都，化为一片废墟。

孝庄帝元修投奔长安的第二年，因和宇文泰之间产生间隙，被宇文泰毒死。随后临洮王元愉之子元宝炬被宇文泰立为皇帝。此后，昔日六镇中的怀朔镇出身的高欢和武川镇出身的宇文泰，两人各自拥立皇帝，使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宇文泰控制了西魏政权后，被西魏孝文帝封为柱国大将军，他把武川人编成一军，并由武川人来统领。使得西魏的军事大权牢牢控制在武川人手中。

在随后的十三年中，陆续有七人被封为柱国大将军。这七人分别是元欣、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以及侯莫陈崇。这七人中，除了元欣是西魏皇族外，李虎和赵贵属于关陇本土士族势力的代表。其余都是出身代地武川。加上宇文泰，此八人史称“八柱国”。柱国，为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立，意为军队的高级统帅。

为了抗衡东魏的高欢，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以十二大将军、八柱国为其将领。八柱国中，宇文泰虽为柱国之首，总领诸军，但是其地位早已超然，元欣作为皇族，其兵权有所限制，柱国对其而言只是挂名，剩余的六人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就是府兵中的“十二大将军”。 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24军，这就是府兵的系统了。

十二大将军中，除了元育、元赞、元廓来自宗室外，其余的宇文导（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贵、侯莫陈顺、达奚武、豆卢宁、贺兰祥（宇文泰的外甥）、王雄、李远、杨忠（杨坚之父）皆出自武川和关陇士族。

关陇集团各势力为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柱国和各将军们之间互相联姻，借姻亲关系巩固彼此之间的结盟关系。宇文泰先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西魏废帝元钦，李密的父亲李辉，杨坚的弟弟杨瓒，贺拔岳的大儿子贺拔纬，赵贵的儿子赵永仁。他的第五女嫁给了大将窦毅，窦毅的女儿也就是宇文泰的外孙女嫁给了唐高祖李渊，并为李渊生下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四个儿子。

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堪称历史上第一岳父，他把三个女儿都嫁入皇室。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嫁给了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昞，生子李渊，便是唐高祖。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七女成为了隋文帝杨坚的皇后。

从西魏到北周、隋、唐，这几个时代的皇室后族大多都出自这些家族——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而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后的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

八柱国中，元欣以皇室之威辅佐宇文泰；李虎以善战而立名；而赵贵对宇文泰有拥立之功；李弼文韬武略更胜一筹；于谨善于谋略；侯莫陈崇骁勇善战；独孤信以德抚民。正是由于这些人各显其才，最终铸就了宇文泰及北周的辉煌。

当然关陇地区的汉人豪右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也是宇文泰不可缺少的辅佐力量。

宇文泰在世时，关陇集团内部虽时有矛盾和摩擦，但是凭借宇文泰高超的政治手腕，尚能使得大家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彼此之间的融洽合作居于主导地位。

宇文泰去世后，无人能驾驭平衡彼此之间的关系，关陇集团内部便开始矛盾不断，危机四伏。

公元556年，西魏恭帝拓跋廓被迫禅位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宇文觉即位，建立北周，是为孝闵帝。作为宇文泰侄子的晋公宇文护却摄政专权，引起了元勋曾经八柱国之一的赵贵不满，于是密谋除掉宇文护，事前找昔日八柱国之一的孤独信商议，被孤独信阻止。随后此事被宇文盛告发，赵贵被杀，孤独信被逼自尽。

生性刚毅的孝闵帝也不满宇文护的专权，于是联合李植、孙恒、乙弗凤等人企图杀掉宇文护。但被人告发，孝闵帝被废，最终被杀，而李植、孙恒、乙弗凤等人也被宇文护除掉。关陇集团内部逐渐失和，随着杨坚势力的崛起，则直接导致了关陇集团的衰落与灭亡。

关陇集团出身的杨坚，在代周之后建立隋朝，他深知关陇集团对皇权的控制和威胁。所以在取得政权后，极力打压关陇集团势力。他对关陇集团出身的子弟不再付以重任，为了彻底摆脱关陇集团的影响，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二人甚至兴建东都洛阳，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关东。其政权中人物已摆脱了“关中本位”之限制，关陇集团在杨坚禅周之后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其功臣和宰相出身于关陇集团的已不及半数。无论是从当初太原起兵后的立功名单还是唐高祖朝宰的相名单中，都看不出当时仍在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组建关陇集团。到了唐太宗时期，无论是功臣宰相的名单中，还是凌烟阁画像名单中，关陇集团人物都非常寡少，只占少数，唐太宗仍然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消失于唐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长孙无忌或许是关陇集团最后的绝唱。

有哪些名人莫名其妙离奇的失踪了？

1938年2月，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从第2战区司令部领取6万元经费后，在返回途中下落不明，虽经多方调查，甚至动用当年八路军“前总三分队”进行技术侦查，但其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林彪手下“三杆枪”之一的周昆

以周昆的履历，如果能坚持到建国之后，在1955年授衔时，保底能授上将军衔，即便是大将军衔也是极有竞争力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看一下在周昆失踪前的经历，就会比较了解。

周昆，原名周绪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在井冈山期间改名周昆。

1927年4月，毛泽东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而周昆就是在秋收起义时参加了革命队伍，被编入3团3营。

9月10日，时任湖南省委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到3团找团长苏先骏，但是由于证件丢失被担任警戒任务的周昆拦下，无论如何不予放行。后来团长苏先骏狠批周昆有眼不识泰山，可毛泽东反而表扬周昆警惕性很高。

在随后进行的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白沙战斗中，机智勇敢的周昆为起义军突破敌军防线立下大功，并且由于其思想上进，上过师范懂知识，深得毛泽东赞赏。

三湾改编期间，周昆由于作战勇猛、意志坚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被提升为排长，成为连队的骨干。

井冈山会师之后，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合编为工农红军第4军。不久之后，林彪升任28团团长，而周昆也升任31团7连连长。

在此后的两年间，周昆先后担任第7支队（营级）长、纵队（师级）长、红34师师长。出任红34师师长是周昆第一次担任师长职务，此后他还先后担任另外5个师的师长，在我军历史上，有此经历的将领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如果不是失踪，在林彪受伤之后，周昆接任115师师长的可能性是要高于343旅的陈光。

1931年底，周昆调任红10师师长，归属林彪担任军长的红4军。此时红4军下辖的红11师师长王良、红12师师长陈光、红13师师长寻淮洲，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以致中央苏区曾流行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

在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中，周昆又先后担任红11师师长、红4军军长、红10师师长、红3师师长、红21师师长、红8军团军团长、红23师师长、红1军团副参谋长、红1方面军参谋长。可见，在红军时期，周昆已经跻身我军中高级将领行列。

1937年6月29日，随着红军改编工作的开展，彭德怀和任弼时向中央领导人洛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提交了关于改编后的部队旅以上干部名单：

第一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主任罗荣桓。下辖两个旅，第一旅旅长陈光，第二旅旅长徐海东。

第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两个旅，第三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第四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

第三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倪志亮，参谋长萧劲光，政训主任王首道（或由徐向前任第三师师长，刘伯承改任总部参谋长，叶剑英任副参谋长，左权任三师副师长）。下辖两个旅，即第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陈再道，第六旅旅长陈赓。

总部参谋长叶剑英（或者刘伯承），副参谋长左权（或者叶剑英），参谋处长周子昆，政训主任邓小平；军需处长叶季壮，副处长赵尔陆；军卫处长贺诚，副处长蒋济贤；秘书处主任舒同，军法处长杜理卿，教导主任刘亚楼，骑兵团长苏进。

1937年6月下旬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后，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时，蒋介石给了红军三个师的番号，即115师、120师、129师。这三个师的番号原是东北军的，1937年春东北军整编时被蒋介石撤销。

彭德怀提交的这份大名单上，可谓是人才济济，有七位共和国元帅，即林彪、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三位大将：陈赓、徐海东、萧劲光；十位上将：萧克、周士第、甘泗淇、张宗逊、陈伯钧、王震、王宏坤、陈再道、赵尔陆、刘亚楼。

以此时周昆在八路军及我党中的地位，很难想象他竟然会为了三万元法币而放弃大好前途。

周昆去向之谜

1938年1月，周昆代表115师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会议，八路军与会的还有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和参谋处长彭雪枫，由此可见时任115师参谋长的周昆，在三个主力师中的地位及能力应该是高于120师参谋长周士第和129师参谋长萧劲光。

2月初，周昆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山西前线时途经临汾，与同样到达临汾的彭德怀和左权汇合。但是就在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便发生了周昆失踪事件。

据《彭德怀全传》一书中记载，周昆在此次与彭德怀会面中，除了向彭德怀报告参谋长会议的情况外，还向彭总抱怨自己的武汉之行就像个“小叫花子”，国民党军队的师级参谋长住小公馆、坐小轿车、养小老婆，而自己要做个黄包车还要找办事处要零用钱，而且还只给了两块钱，感觉非常丢脸。

谈话的结果不用猜，周昆被彭总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原本彭德怀的脾气就是火爆出了名的，再加上勤俭本身就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周昆的牢骚之言不被骂才叫奇怪。

因此便有了关于周昆下落不明最为广泛的原因，那就是在领取了115师6万元法币的经费之后，自己带着三万跑了。

其实这个被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很多漏洞，也很难自圆其说：

其一、周昆作为红军初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各种艰难困苦、大战血战都经历过，关于他对物质生活有过高要求的记载几乎没有，还不至于因为花花世界的影响而在短时间内动摇了革命的决心。

而其到武汉参加参谋长会议之后，之所以会向彭总抱怨，是因为“见识”了国共两军将领待遇上巨大的反差。就好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与西方国家“蜜月期”时，我军及科研单位组织了大量考察团出国考察，在见识了西方国家先进的装备及军人待遇之后，回来进行各种对比比较在所难免，错就错在不应该向彭总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去抱怨。

其二、在领到115师6万元法币经费之后，周昆将其分为两份，一份自己留着带走了，一份交给通讯员带回115师。时任115师作战科长的王秉璋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周昆的通讯员带回了三万法币及一封短信，上面写着“共领取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给警卫员带回”。

这封信内容的准确性有多高，还值得商榷。因为王秉璋在其回忆录中还记载了，在建国后国家在周昆的家乡找到了他，因为其携款潜逃回家乡后并没有做任何反革命的事情，便没有再追究。

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任何史料有过相似的记载。像同时期叛逃的八路军687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在建国后都被扒出来枪毙，如果周昆真如王秉璋所回忆的在家乡养老，其想躲过建国后数次运动清查而不留下任何记录，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此外，王秉璋在回忆录中讲周昆领的这6万元经费是国民党最后一次拨给八路军的经费，也是与事实有所出入，国民党政府停止给八路军拨款是在1940年底，而非1938年。

至于说周昆携款跑到国外成了慈善家、带着小老婆跑到国外被人打死等说法，其实也是没有任何依据，即便当时3万法币在国内还算是不小的数额，但是跑国外去潇洒，这点钱还是经不起折腾的。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周昆拿到6万元经费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但是他为什么要把钱一分为二？在交给警卫员3万元时，如果他想携款潜逃，完全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写一封信告诉师里一共领了6万，直接带着3万跑了就行了。那他写下这封短信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告诉师里，一共领了6万块钱，自己带3万，另外交给警卫员3万。王秉璋所描述的短信内容“我带走了3万”和“我带3万”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是意思却是大相径庭。

毕竟在那个战乱年代，这么大一笔钱放在一个人身上确实很不安全，而居心叵测之人也很难想象在一个小小的警卫员身上会携带着3万巨款，即便有抢劫的可能性，其主要目标应该就是身为参谋长的周昆。

所以，周昆可以突然消失的如此彻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返回途中被害身亡。

但是假设毕竟是假设，事实究竟如何，可能终将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周昆失踪的事件，留下的事实只有人找不到，钱也找不到。为了继续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最终给该事件定性为携款潜逃，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