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小冰河时期,崇祯皇帝在歪脖子树下吊死的时候

明朝小冰河时期，崇祯皇帝在歪脖子树下吊死的时候？

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为明朝天启朝时期的权阉魏忠贤平反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对于魏忠贤所谓的“政绩”进行了极为高调的“歌颂”，比如正是魏忠贤废黜农业税、加征矿业税和商业税，从而让当时的国库充盈起来，而也正他在辽东战场上的用人得当、举措得力，才使得明朝稳定了战局，甚至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文章还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的批判，认为以周延儒、钱谦益为首的迂腐文臣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祸根”所在。

于是乎，那句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就此被反复提及，除了对魏忠贤进行“赞扬”与“肯定”外，也是要表现出崇祯皇帝对于当年铲除魏忠贤一事的懊恼与悔恨。

那么，历史上，崇祯真的为除掉魏忠贤有过后悔么？而那句所谓的“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真的成立么？这里我就来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这句话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最早出现在明朝末年的小说家冯梦龙所撰写的《燕都日记》之中。其原文是：

“起复内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化淳昔事忠贤，奏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上恻然，传谕收葬忠贤骸首。呜呼！此真谬举矣。”

这里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冯梦龙本就是小说家，《燕都日记》也是一本杜撰的小说，况且当时的冯梦龙在江南地区，并不在北京城中，是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时候北京城内的真实情况的，所以这句话本身的真实性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并且，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忠贤不死、大明不灭”这句话出自曹化淳之口，那就更加的不可能了。

一方面，曹化淳本人对魏忠贤是恨之入骨，是根本不可能帮魏忠贤说好话的。

《燕都日记》在人物关系的设定上，有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历史上的曹化淳并不是魏忠贤的心腹，恰恰相反的是，他是魏忠贤的“死敌”王安的心腹，并且他对于王安是极为忠心的。

王安与魏忠贤是在“万名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中结下的“梁子”，那个时候的魏忠贤还叫李进忠。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去世了，然而，继承泰昌皇帝皇位的朱由校，也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却为李选侍所控制。作为李选侍的亲信，魏忠贤与李选侍一起极力阻挠杨涟、刘一燝等人迎请天启皇帝“移宫”，最终还是在王安的协助下，朱由校最终被“抢夺”走，并且在这期间王安还与杨涟等人共同喝止了魏忠贤等人的追赶。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忠贤便对王安恨之入骨。

随后，魏忠贤借助结交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获得天启信任并逐渐掌握了朝政，随即也对王安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最终将其迫害致死。而作为王安心腹的曹化淳也在这个时候受到了魏忠贤的排挤和打压，进而被发配到南京戴罪留职。直到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登基后，曹化淳才被调回北京任职，并且还被崇祯安排其对阉党进行清算。

所以，于公于私，曹化淳本人都与魏忠贤积怨已深，对其更是极度愤恨，况且在北京城破之时，曹化淳早已告假回乡多年，本就不在北京城内，所以这句话压根不可能出自曹化淳之口。

另一方面，崇祯要为魏忠贤“收葬骸首”，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明史》中，关于魏忠贤的最终结局有着这样的记载：

“十一月，遂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

所以，这个时候的魏忠贤除了高悬于阜城城门之上已经十七年之久的头颅，尸身早已不知所踪，根本不可能“收葬骸首”。

况且，崇祯皇帝继承皇位的整个过程可谓是极其凶险，最终是在皇嫂张皇后以及英国公张维贤的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登基，以至于张皇后在其登基之后还不忘嘱托“勿食宫中之食”，可见魏忠贤有多么的丧心病狂，而这也让崇祯皇帝对于魏忠贤是愈发的痛恨，所以哪怕是后来对待魏忠贤的尸首，也会是如此的决绝。

那么既然是如此，按照崇祯皇帝的性格，也更加不会对于处置魏忠贤有所愧疚与后悔，更加不会、也不可能为其“收葬骸首”。

其实，诸如冯梦龙在《燕都日记》中对于魏忠贤的“洗白”论断，在当时并不少见，归根结底在于这一时期的南明弘光政权，是以马世英、阮大铖为首的“阉党”成员把持朝政，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势和地位，极力为魏忠贤“平反”，大肆对魏忠贤进行歌功颂德，同时也借此极力打击朝堂上的东林党人。

对此，崇祯年间的翰林院检讨而在清朝入关后却又果断投降杨士聪对此给出了一条非常精辟的解释：

“而迎合时局，谬为夸诩。”

由此可见，所谓的“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只是一句或是为了“迎合时局”、或是畏惧于阉党威严而进行的随声附和，其本来的真实性就很值得商榷，如果还要将其作为为魏忠贤进行“平反”的依据，则是更加难以成立。

所谓魏忠贤的“功绩”，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党争。

明朝之所以灭亡，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无法回避，那便是“党争”。

从万历朝时期的“国本之争”开始，明朝的党争便愈演愈烈，除了个别正直的官员外，绝大多数的朝臣已经放弃了最为基本的是非曲直的判断，眼中只有党派的利益与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雍正王朝》中，雍正的一段关于党争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贴切和到位的。

“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有人说魏忠贤废黜农业税、加征矿业税和商业税，是利国利民之举，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一点没有错，魏忠贤等阉党成员的主张的这一举措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

要知道，此时东林党人的主张，实际上代表着的是矿业、手工业、工商业等阶层的利益，魏忠贤对其进行打压和剥削，实际上就是在动摇东林党的根基所在，为的还是党争。

况且，在征收矿业税和商业税的过程中，魏忠贤所派去的税监管员，是横征暴敛，肆意盘剥，使得魏忠贤和不少阉党官员通过此赚的盆满钵满，反而弄得是全国各地怨声载道，进一步加剧了百姓对于朝廷的不满。

再来说说辽东战场，这一时期明朝与后金形成长达四年的对峙局面，更多的还是与孙承宗的努力经营以及天启皇帝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再加上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毛文龙等一批辽东将领的英勇作战，最终挽救了“广宁之战”后的辽东战场的危机局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忠贤在这一时期多次想要将孙承宗搞下台，只是天启皇帝的信任与器重才使得魏忠贤没有得逞。而在最后，魏忠贤用尽心计使得孙承宗离开辽东后，其继任者高第直接选择了放弃了关外全部城池和堡垒，如果不是此后的“宁远大捷”，孙承宗等人多年的苦心经营很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这样看来，能说是因为魏忠贤在，后金军队才打不进来的么？

再加上魏忠贤对于杨涟、左光斗等一大批真正心怀国家、秉性刚正的官员的折磨与迫害，无疑是对明朝官场的一场灾难，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动荡的政治局面，使得党争仍旧漫无止境的继续了下去，最终一点点的耗尽了大明王朝的元气。

所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无论是从这句话本身的真实性，还是结合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都是无法成立的。而从魏忠贤，也因为其本人的阴狠、残暴、贪婪、奢靡，以及其给当时的众多朝臣和万千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断然无法将其从历史的耻辱柱上给“请”下来。

明朝东林党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其并非是明政府设立的什么专门机构。

所谓的东林党，如果搁在今天，放在现今社会，那就是愤青和精英的混合体。

东林党人骂起政府来，是独一门儿的，而且骂起来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又因为政府对言论相对比较开放，他们更是表现得肆无忌惮。打嘴炮可以，让他们真正去工作的时候，马上就露出他们的原型来了。

东林党就是一些只会扯淡的愤青和精英，这样说肯定会惹来封建卫道之士的大呼小叫。因为东林党也曾经占据了大明帝国政府的主要职务，而且拥有翻云覆雨的权利。

那么这些东林党人获得权利以后，到底干了点什么正事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什么正事也没干，就知道天天借着鸡毛蒜皮的事儿兴风作浪。掐指算算，东林党自出世以后，恐怕也就干过三件最值得称道的事儿。

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万历皇帝没有废掉太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保住了国本。

第二件事儿就是没有让光宗的小老婆控制了小皇帝，按当时的说法叫移宫。

第三件事儿就是查清了光宗的死因，是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儿造成的，按当时的说法叫红丸案。

东林党所做的事大都是围绕着与此相关的、类似的八卦新闻进行的。

有一个人拿了一根木棍闯进东宫。本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无意中闯入了东宫。但是东林党非要说这是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所以指使人到东宫来暗杀太子。于是就因为这件事儿，掀起了一波保卫太子安全的热潮。是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杀手，这样的刺客呢？一点儿武功也没有，而且拿着一根木棍子，大白天跑进皇宫大内去暗杀太子，这种事太离奇了。翻开人类历史，暗杀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这种暗杀的方法，还从来没有过。既然是暗杀，好歹拿把刀吧，没有正经刀，你拿把切菜刀、水果刀也行啊。其实有点儿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闯入东宫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杀手、刺客。但是东林党就是揪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一切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才是太子的守护者。当然，东林党这一系列付出并没有白付出，太子当了皇帝以后，马上就开始重用东林党了。

其实，皇帝喜欢哪个儿子，要对哪个儿子好，想让哪个儿子继承皇位，皇帝喜欢哪个媳妇儿，对哪个媳妇儿好。这管外人什么事儿啊？但是，东林党就爱管这事儿。

太子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在东林党的编导下，太子的身世就成了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故事。换言之，皇帝搞了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儿，生下一个儿子来，但是始乱终弃，不愿意为此事负责。于是这对可怜的母子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扯淡事儿，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女儿，因为偶然原因生下皇子，她的身份地位自然会得到提高，这根本就用不着细分析。关键是太后也一直都承认这个儿媳妇儿的身份，她地位再低能低到哪儿去，地位再低也是妃嫔吧。

谁也不能否认，如果没有东林党，这个宫女儿生的孩子，有可能无法成为皇位继承人。但是你要说这对母子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那纯粹就叫扯淡。让大街上讨饭的小孩儿情何以堪呐？

但是东林党就是靠这种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故事，让人感觉他们的行为是充满正义色彩的。

至于说这个宫女儿生的儿子成为太子以后，还一直生活在不幸当中，在宫中得不到任何关爱尊敬，那就更叫扯淡了。他再怎么说，也是太子吧，太子是什么人呐？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只要你能取得他的好感，这就好比抓住五百万大奖一样。但是你得罪了他，将来的后果就太可怕了。这种道理，难道只有东林党懂吗？宫里那些太监、宫女儿都傻吗？普通的邪党成员们，他们都不懂这种道理吗？

事实上，太监王安就是因为一直跟着太子朱常洛混，最后变成太监大首领了。太监魏忠贤也是因为一直跟着皇太孙朱由校混，所以也成了太监大首领。至于客氏，无非就是因为他当奶妈的时候，对太孙朱由校关心得无微不至，所以后来变得权顷朝野了。

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愿意在朱常洛父子身上做政治投资的人，那真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就是一个傻子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不要说别人，就说郑贵妃母子。当他们发现无法动摇太子地位的时候，也会及时地向太子示好。因为一旦结下仇怨，后果会很可怕，根本用不着细分析。事实上，无论是太子朱常洛还是朱常洛的两个儿子朱由校和朱由检，在他们当皇帝以后都没有打击报复过郑贵妃母子。这就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像外界所说那么紧张。

为什么朱常洛以一个宫女儿的儿子可以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呢？

原因也是特别简单。如果说郑贵妃的儿子当了太子，就是福王朱常洵如果当了太子继承皇位，请问这跟别人有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吧。这是因为皇帝老爹特别宠爱自己的母亲，所以人家就当太子了，对吧。

而朱常洛当了太子，并继承了皇位，显然是因为众多正义之士支持的结果。老皇帝不喜欢他母亲，他能竞争过郑贵妃的儿子，就是因为许多正义之士支持他，所以朱常洛当了皇帝以后，自然会感激这些人，重用这些人。这也就是东林党积极支持朱常洛当太子，继承皇位的主要原因。

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东林党在这些问题上上蹿下跳，无非是想借此机会捞政治资本而已。事实上，东林党就是借相关事件发家的。

所谓“保国本”，那就叫扯淡。

皇太极死的时候选接班人了吗？康熙死的时候选定接班人了吗？雍正死的时候选定接班人了吗？甚至说乾隆死的时候，他选定接班人了吗？哪一个满清皇帝临死之前确定了接班人？重要的是谁敢说满清这种皇位继承制度有问题。

为什么万历皇帝迟迟不决定让谁当太子？为什么万历皇帝打算从皇子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皇子接班儿，马上就成了万历皇帝昏庸的铁证呢？而臣子们就为了这种其实非常扯淡的事儿，上蹿下跳，把帝国整得乌烟瘴气，反倒成了他们忧国忧民的铁证了。

东林党的行为其实就是标准的政治宣传腔调。非常扯淡的事儿，他能整出一大堆道理来。

所谓“移宫”，东林党更是极尽耸人听闻地信口胡编。

如果没有东林党强行把太子的母亲和祖母赶到后宫，帝国政府就有可能让这两个女人控制了。

其实在明帝国那种政治格局里头，太后想控制皇帝，根本就不可能。翻开明帝国的历史，从来就没发生过这种事儿。

太后要想控制皇帝，必须得建立在太后、太监首领和官员首领的默契协作之上。

且不说这种事情的出现，可遇而不可求。更主要的是，既然这三股力量达成了默契合作，就意味着这三股力量的代表人物联合起来控制帝国，这就绝对不是太后在控制皇帝了。

这三股力量如果不能达成默契，皇帝想要收拾谁，那都是小菜一碟儿。比方说太后想要专政，太监们纷纷支持皇帝乾纲独断，官员集团也纷纷支持皇帝乾纲独断，太后还不抓紧时间退回后宫吗？

换言之，太监首领和官员首领想专权也是一样。

在这种背景之下，只要皇帝不信任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她们不抓紧回后宫，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如此背景之下，皇帝不信任大太监，大太监马上就会被收拾。大太监王安、魏忠贤在皇帝信任的时候，权倾朝野，可皇帝不信任的时候，就跟一条死狗一样，无声无息地就死了。

如此背景之下，皇帝不信任官员首领。官员首领再牛掰，也得抓紧时间靠边站。要不然的话，杀身之祸随时会到眼前。

帝国的权利都是一定的，所以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永远都存在着竞争，整个帝国已经官僚化了。换言之，绝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豪门家族存在。所以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的首脑，想要让大家都听他的话，那是无法实现的。

皇帝处于权力的中枢，下边是一群想要争夺权力的人。皇帝想要收拾谁，那都是小菜一碟。

因为哭着喊着想要取代相关权利者的人，成群结队。黄帝一声令下要收拾某个人，肯定会有数不清的人扑过来收拾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由校当皇帝以后，随便一个暗示，大太监王安就死于非命，。随便再来一个暗示，东林党就被打得销声匿迹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崇祯当皇帝以后，随便一个暗示，魏忠贤就被打的灰飞烟灭了。

在一个成熟的官僚社会当中，官员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打工仔。你别看某个人是总经理，好像他可以指挥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全都听他的。问题是，明天老板炒了他的鱿鱼，他当时就什么也没有了。

在现实社会中，作为高级经理人，自然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封建帝国里呢，皇帝炒你的鱿鱼，你说你还能干吗？

对于整个官僚集团而言，皇帝是一点儿招也没有。但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官员而言，皇帝的爱憎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比如说皇帝讨厌东林党，东林党当时就得靠边站。如果东林党不服，当时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再比方说黄帝特别喜欢东林党，东林党人马上可以“众正盈朝”。

作为一个皇帝，最大的困惑就在于他可以决定具体官员的命运，但是他无法决定官僚集团的命运。换言之，邪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老样子；东林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那样；阉党来了，官僚集团还是老样子。

总而言之，皇帝无论怎么折腾，也无法改变大家一块儿做假账，一块儿侵吞帝国财产的事实。所以当天启帝的母亲和祖母不愿意退回后宫，只是希望天启皇帝尊重她们从前的利益，绝对没有控制天启皇帝的意思。因为控制皇帝，在明帝国那种权力格局当中，这本身就是不存在可能的。这也是魏忠贤权势熏天，却不敢与崇祯皇帝进行任何对抗，也无法组织起任何对抗的主要原因。

因为皇帝处于天下利益的汇集中心，而且在成熟的官僚社会当中，又无法产生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军政大佬，所以皇帝发挥借力打力的技能，几乎就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换言之，黄帝要想收拾谁，都是死路一条。

别看明帝国曾经出现过权顷朝野的太监、首辅。但是通常这都是因为皇帝信任他，支持他，只要皇帝的信任、支持消失了。他们马上什么都不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忠贤了，自称九千岁，曾经风光无限，但是信任他的皇帝死了，崇祯一上任，他马上狗屁都不是。

对于皇帝而言，后宫总会有一些值得他亲近的人。这个女人不是太后，就是皇后，不是皇后，就是某个宠妃，不是某个宠妃，就是某个太监。如果大家总希望皇帝在后宫不能亲近任何人，那不就扯淡了吗。因为你就是这么要求一个普通老百姓，老百姓也得跟你急，你他娘的管得也太宽了吧！

皇帝处于天下利益的汇集中心。所以任何一个人能与皇帝拥有亲近的关系，就相当于抓住五千万的大奖了。

基于东林党的意思，他们希望皇帝只亲近他们和他们指定的人。比如在后宫里，只能亲近大太监王安。为什么？因为王安愿意跟东林党合作；在外头你只能亲近所谓的政治官员，什么人呢？就是传说中的东林党。

问题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皇帝他不是傀儡，他有自己的情感，他有自己的想法。别说官员想这么控制皇帝了，就是普通老百姓想这么控制自己的儿子，十有八九都无法实现。

东林党与大太监王安害怕皇帝的祖母、母亲分享他们的权利，所以就把这两个女人逼走了。

皇帝的奶妈出现了，东林党又能怎么办呢？

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早就不吃奶了，所以皇帝的奶妈早就应该离开皇宫了。

问题是皇帝一心就要留下自己的奶妈，官员们难道还能和大太监联合起来，一块儿冲进皇宫，把皇帝的奶妈赶走。再进行一次类似于“移宫”的政治斗争吗？显然是不行的，管得也太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常洛能当皇帝，甚至说朱由校能当皇帝。主要是因为东林党一直上蹿下跳地支持他们。这一切都是显然的，没有东林党上蹿下跳，万历皇帝就有可能让福王朱常洵继承皇位了。福王继承皇位了，朱常洛自然就不会当皇帝了，那么朱由校自然也没有机会当皇帝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东林党在保国本一事上，虽然对于帝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朱常洛和朱由校的意义却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说到移宫一事，则对朱由校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说对国家好像没什么影响。因为没有移宫的事，朱由校也是乾纲独断的皇帝。换言之，谁敢试图控制朱由校，那都是死路一条。

移宫这件事儿，虽然让朱由校远离了他父亲的宠妃，爷爷的宠妃的影响，但是却让皇帝受到他奶妈的影响。换言之，东林党与大太监王安联手，把可能主宰后宫的两个女人清理出局了，结果让皇帝的奶妈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光宗宠妃李氏和万历宠妃郑氏没有退入后宫。那么奶妈客氏还能主宰后宫吗？估计那就很难啦。因为太皇太后在宫里，太后也在宫里，皇后都在宫里，一个皇帝的奶妈，算个什么玩意儿啊！

更主要的是，如果客氏没有主宰后宫，魏忠贤还能够权倾朝野吗？

虽然历史不会那么简单，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所谓的移宫一事，只是为客氏和魏忠贤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是这对整个明帝国不会有任何积极影响。对东林党更没有什么积极的影响。

所谓的红丸案，更是东林党清理异己的手段。

因为皇帝病死了，东林党就上纲上线，要把责任归于某些人。他们本身的动机就值得怀疑。

事实上给皇帝看病是最困难的。这里头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你把皇帝给治死了，恐怕就得给皇帝偿命。这也就是许多皇帝得了重病以后，本来是有治好的机会的，但是只能错过治疗的最佳机会。因为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采取冒险的治疗方案。很明显，用保守的方法把皇帝治死了，最多算失职，虽然有可能也会被杀头，但是这个风险小。如果你用冒险的方案把皇帝给治死了，用了一些虎狼之药，那就有可能被怀疑有谋杀的嫌疑。这绝对不是你一颗脑袋可以了账的事，而是诛九族的事了。在这种背景之下，除非皇帝最亲近的人，而且非常有身份，也能承担起相关责任的人，才敢实施冒险的治疗方案。

其实从红丸案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东林党的行事风格。东林党行事的风格就是没事坐在那儿扯淡，什么正事也不干。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休想把责任跟他们联系起来。

很明显，东林党不是最关心皇帝的死活吗？那为什么不给皇帝推荐良医，寻找好药啊？或者说拟定一套你们认可的治疗方案。为什么非得等皇帝死了再去追究相关的责任人？东林党的具体工作大约都是如此的。

其实东林党就是靠这种法宝在政治舞台上混事儿。如果说有例外的人，恐怕也就是孙承宗了。

总而言之，有可能承担责任的事，大家伙都靠边站。遇到极为扯淡的事儿，东林党就上蹿下跳，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但是遇到正经大事，东林党从来都是当好好先生，他们才懒得坚持自己的意见，更不会去干可能承担责任的工作。你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有事儿千万别找我。事后为了抢功，又会发表言论：我当年也曾经这么说过。这也就是崇祯皇帝对东林党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皇帝不需要你讲大道理。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能讲一大堆，而皇帝需要你负责具体工作。换言之，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方法不对，你给我们拟定一套可以具体实施的工作方法。你要是觉得他们的工作方法不对，你就代替他们负责相关工作。但是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成天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有意义吗？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只是一个局外人打打嘴炮，发发牢骚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身为国家高级官员，就抱着这种态度工作，你这不扯淡吗？

能打得过西方列强和日本吗？

国与国打仗，凭得是国力和精神。国力和精神哪里来呢？靠得是国家制度、机制。

明朝仍然是封建制度国家，以皇权集权制运行的国家，思想停滞在僵化的盲目以自我为华，四周皆夷的思维上。所以，明朝能打败同封建制度的日本，肯定打不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别想打败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列强了。晚清其实就是晚明的历史翻版，如果明朝自我革命了，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实行了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了，那凭明朝的人口体量，肯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但是，僵化的中国封建皇权制度，在惯性作用下，太平时，内无自我革命勇气，外无自我革命压力，等到乱世，失去了自我革命的时机和时间，被改朝换代了。

所以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处于奴隶制国家形态时，中国早早进入封建制度国家，也领先世界上千年。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时，中国还抱守封建制度，就标志着中国是落后的了，落后就要挨打，与资本主义列强打，肯定要失败的。明朝时，西方列强还没有打到中国家门口，没有直接打仗的机会，就有很多人错觉明朝是强大的，清朝的实力并不比明朝弱，它败于西方列强是因为西方列强打到家门口了，必然要直接对抗了，结果也是明显的——失败。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臆想出来的，关键是制度，现在的中国能有七十多年的稳定和平，是我们制度优势，反观国民党怎么就不行，它实行的制度是落后的。

明末有一亿五千万人口？

明朝末年恰逢小冰川时期，气候寒冷，农业不发达，赋税减少。对外要抵抗后金，对内镇压农民起义耗费大。所以缺钱

为什么国内会有那么多的流寇和反民？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反问一个问题：良好的制度（且假设制度的确良好）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吗？

我相信，从感性或经验上看，很多人所持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也是存疑的。这应该就是症结所在。

其一，明帝国内阁制度确实一时无两，在权力运作层面形成了非常成熟和程序化的运转模式。但是，内阁决策针对的是高层权力，也就是皇权的纵深和变异。

其二，崇祯皇帝勤政持国不假，但实际上，与问题本身没有太大关联。皇帝的勤政无法直接决定民生之状况，底层之运作。而且，一个勤奋的君主并不代表就是合格的君主。作为一名君主的最高境界，用马援评价刘邦的话就是“无可无不可”，意思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规定，敢于大胆的放权用人，让人才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而不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其实崇祯也会用人放权，但他放权的对象却是太监。

其三，流寇与反民，统称为民变问题，实际上有三个原因：土地缺失或地力不足，生计堪虞，阶级压迫激化；地方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大型自然灾害。故而，流寇这种不安定力量的发育，是一个基层的微观问题，与高层运作有间接关系，但无直接的逻辑因果。流寇不过是一群无数饥民、乱民罢了。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进行的具有某种正义性、以暴力聚众反抗朝廷的行为，实际上不过是生计问题，需要看清。如《晚明民变》一书作者李文治认为民变是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起义）为主，同时包括兵变、“匪寇”活动及少数民族的斗争，包括饥民军卒土贼流寇及回贼等。吴雁南认为民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可以看出来，帝国末期的问题核心依然是农民问题。

其四，宋代之后，农民起义成为改朝换代的核心模式，以至于陷入“朝代循环论”。一个王朝在经过鼎盛之后，不免由于经济疲软，动员失去活力，制度缺乏弹性，慢慢衰退，走向灭亡。

其五，历史需要放长眼界，走出国内。我们要检查和比较一下，同时期世界的情况。当欧洲的手工业行会逐步解体，新兴机器工业崛起之时，欧洲在思想文化、生产方式、制度形态上均发生了革命。农民在利益催动下，离村走向城市，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模式。大工厂吸纳了劳动力，也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安定力量，这是一个历史经验。

明朝衰败是一个系统性原因，不可执于一端。制度设计与社会形态、文化环境需要配合，否则不过“超前”罢了。

到此，我们就要反问，大明帝国的制度真的先进么？这需要再思考与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