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谁发明的,汉字最早是由谁造的

文字是谁发明的，汉字最早是由谁造的？

题主能想到这个问题，至少不罔为一个中国人，比那些每天只想着如何挣钱混吃等死的人，明显要高出一个层次。

文字（当然也包括汉字）的产生 ，实际上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文字有需求的时候，文字便会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多数认为，文字产生于书吏和巫祝之手。因为要照顾到大家的阅读习惯， 这里只能说说巫祝在这一方面的演进情况。

远古社会的巫祝 ，大抵相当于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当然，那时恐怕也没有什么低级知识分子，人类可怜的一点知识积累，主要掌握在巫祝这些人手里。他们不仅要为族人祈风祷雨、消灾治病、祭祀天地山神，许多时候，还要承担本族历史的传承与英雄人物的讴歌，等于是还要做宣传的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必然要牵涉到献祭的程序和祭品。在初始阶段，当事者或许可以凭借记忆来应付。但是，当事情逐渐发展，随着程序的逐渐复杂、献祭物品的逐渐增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仅靠记忆，可能就无法胜任了。这时候，他们需要借助一些符号进行记录和记载，以帮助自己记忆。就像我们在情急的时候，随手把一些电话号码或别的什么重要的东西系在身边的地面上、马路牙子上、便笺上一样。你写的，是你能看懂的文字，他写的，是他能看懂的符号。

比如说，某种献祭要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举行，巫祝可能就会画一个“日”，落到“草”棵里，以表示太阳落山，表示出来，即为

实际上就是“莫”字，这个字，就是“暮”字的初文。

在献祭的时候，有人奉献了几条狗、几条鱼，巫祝人员就会在某种材质上刻上

几个字以及献祭人的名字。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献祭人的福祉呢。

这种符号的使用，开始的时候可能各自为政，甲写出来的跟乙写出来的，可能不太一样，这当然不利于交流和传播。因此 ，在这些符号的使用过程中 ，必然尽量的要写得使大家、至少是同行都能看得明白。这就是规范。不断规范的结果，为大家所公认的符号就约定俗成了，这些符号，就变成了文字。

文字就这样诞生了。

下面再来回答后半个问题：文字都是谁造的？

实际上，看完本文的前半段，大约你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正如上文中所交代的，在那种情况下，文字的创造是不太可能由某一个人、在某一定时间内单独完成的的。这一点，在考古实践中有清楚的反映。我们知道，早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即前一段上了央视《国家宝藏》栏目的、出土有骨笛的那个贾湖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在部分陶器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和后来殷墟的甲骨文中的某些符号，有相像之处。当然 ，在别的一些遗址中，比如丁公村、小双桥等遗址中， 也发现了刻画符号。文字学家认为，这些符号，可能就是中国汉字的先驱。

这些符号，目前所知，不仅形态原始，而且数量很少。后来在殷墟等处发现了大批的甲骨文，其字数 统计起来也不过四千多个。但是，今天的汉字，不仅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数量也有了惊人的增长：据《汉语大字典》统计 已经有八万多个！从4000多到80000多，很明显，汉字是逐渐成长的，而且还在不断成长。这么长的过程，一人之力，如何能完成呢？

在我国的传说中，说汉字是仓颉造出来的。为了凸显仓颉的神奇，古人在画他的像时， 把他画得很奇怪，四目重瞳，就是下面这样：

这让人看着就眼晕。

文字、这里主要是讲汉字的历史，实际上要比仓颉的历史长多了。仓颉造字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一些著作，也就是说 ，到现在不过两千多年；而汉字，文字学家一般认为，至少要有五千～八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退一步说，几便从殷墟的汉字说起，这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其岁数，也要比仓颉大一千多岁呢。所以，说仓颉造字，就如同说一个刚诞生的婴儿，却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翁的父亲一样，别扭！

正如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的那样：如果非得要说汉字是仓颉造的，那仓颉也绝不只一个！

附带说一点题外的话：想要简便了解一点汉字的知识的读者，不如去看鲁迅的《门外文谈》。鲁迅虽然自谦自己是门外汉，而真实的情况却是，鲁迅不仅有深厚的文学或者说国学根底，而且，还跟著名的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系统地学过文字学的知识。只不过 ，鲁迅不像现在的某些人，腹内知识小半瓶，嘴上牛皮两大筐。

最早发明纸币的是哪国人？

有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宋朝时期四川地区流通的交子”这个基本概念，不仅被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也深深烙进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

但是，我不打算讲交子这种货币，而想介绍一下交子的前身——飞钱。

所谓飞钱，自然指的就是“会飞的钱”。它并不是货币，不能起到货币的支付作用；但是，它却是纸币的雏形，《宋史·食货志》就曾对宋朝的两种纸币——交子和会子与飞钱的关系作出过明确的论断：

唐朝的贸易发达，各种商业往来繁忙。而此时的货币依然以沉重的铜币（比如大名鼎鼎的“开元通宝”）为主，使得资金的流动就变得非常不方便。一些大商人如果要去远处做生意，携带如此大宗的资产必然也是不安全的。

因此，蜀地的地方政府便率先在长安利用进奏院（类似于今日的驻京办）开展飞钱业务——商人在离开家乡以前，先去当地相关机构将钱兑换成飞钱，也就是一张凭据；等到到了京城以后，再出示票据，取出现金。这样，既保证了商人的资金安全，也为地方甚至国家财政的流通注入了活力。

当然，飞钱毕竟不是现金，它更类似于今日的存折和储蓄卡，甚至储户还需要向机构支付利息（保管费）。但是，在飞钱的范例下，一种以纸币为流通形式、同时备有等额现金作为准备金的货币形式也呼之欲出——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交子。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商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您还知道什么有关货币和金融学方面的知识吗？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互动。

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青言论史”，也欢迎您的批评指正。

天干地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感谢邀请。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至晚，在商代就已经被用来纪日了；“干支”，分别是古人的两种计数方法；其来源，当是“枝干”之“干”，以及“枝干”之“枝”；前面加上“天”、“地”二字，是阴阳五行学说成熟以后的事。

商代甲骨文和金文证明，那个时候，就是距今3300年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法。

当时，“十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及“十二地支”的“子丑寅卯巳午未申酉戌”这些字，都已经有了。

以干支配合、循环往复纪日的甲骨卜辞，出土了不少。最著名的一片，是编号为“《合集》37986”的甲骨。

甲骨文中，也有了“干”字，不过是表示武器。狩猎的“狩”字，是人手持武器的象形——人手握“干”。“支”字未见。由此可知，商代，并不以“天干地支”称呼这二十二个字。 （甲骨文中的天干）

商代，不以干支纪时，而是一干支代表一天，分昼和夜，称为“日”和“夕”。纪时还相对粗旷，分为十七时段，“日”间时段多，“夕”间时段少——日夕时段长短不一。

当时，也不以干支纪月纪年。 纪月以数字，即一二三四。这对后世亦有关键性影响。

当时的人们，已经使用阴阳合历是确定的——按月亮朔望确定月，按太阳光的回归计算年。而且懂得了置闰，只是稍有混乱——一般是置闰时一年为十三个月，但从甲骨卜辞看，显然有忘记置闰的时候，以致一年中有多个闰月。

商代的纪年方法，目前从甲骨卜辞中，未发现有明确信息。 （甲骨文中地支）

干支的产生，一是一定和农业生产有关；二是很可能与自然现象和计算方便有关；三是和商代祭祀有关，这一点后面说。

比如“天干”。 商代，很明确，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十进制”计数方法。李约瑟曾对此十分感叹。

西方，古希腊也使用的是“十进制”。有学者提出，这与人有十个手指有关。所谓“掐指一算，计上心来”。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最初的古人，肯定是靠数手指头计数的。澳洲原始部落的人们，在上个世纪初，最多就能数到十个手指，能把自己十个脚趾加上的，就是“大天才”了。

为何又有十二个地支呢？ 其实，世界上各国的早期居民，以“十二”计数的不少，英制现在还包含这种计数方法。

这极大可能，与一年中，月球朔望十二次有关。也有学者说，和人的一只手除拇指外有十二个关节有关——计数的时候，不是扳手指，而是以拇指掐其余四指的关节。亦很有道理。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商代已经有了计数的一到十的文字，为何要专门再创造十个“天干”字呢？

张光直先生对商王世系的研究，应该可以作为解释这个问题的参考。

商王，都是以“十天干”为名的，如“上甲”，就是第一个商王；“大乙”，就是商汤。

张先生认为，第一个字，是具有区分意义关键性词——可以区分不同的商王，不用去管。后面的甲乙丙丁，才是重要的。 他的假定是，商王族分为十个部分，皆以“干”日为名，商王选自这十个部分或部落，他们死后，则以其所属之“群”为谥名，并按此进行祭祀。

不论张先生这个推论是否正确，但“干支”起于祭祀可以确定。这已被甲骨卜辞中体现出来的“周祭”制度所证实——即，商代王室祭祀，按照“干”名，分十组，以旬为单位，周而复始以祭祀先王。

所以，甲骨卜辞记载：“甲辰卜，贞王宾：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就好理解了——在甲辰这一天，祭祀上述的先王——以“干”日，分别作为祭祀日的名称。

“干”，可能基于“十进制”；“支”，可能起于“十二进制”。这只是基础。

在此基础上，商族为了祭祀，而新造了二十二个字作为“干支”——既是对天帝和祖先的尊重，又便于使用——以数字的一至十和一至十二，无法搭配。

这是“干支”的最关键起源。也就是说，“干”名，是商代祭主——商族先王神灵的名称，又用来标注祭日，久而久之，即成为了纪日的方法——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干支”方法，到了周代，仍被沿用，并逐渐完善。

春秋前后，中国历法基本成熟。此时，“干支”不仅用来纪日，还用来纪年。地支，用来纪时和纪月。 这是因为，日和年为阳；月为阴。月和年相对应；时和日相对应，因此，时亦用地支——一日分为十二个时辰，从子时开始。

春秋前后，二十四节气也确定了下来。 其实，从战国时期开始，与“干支”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岁阳岁阴”的纪年方法。例如，岁在甲子，称为“岁在阏逢困敦”《尔雅》和《史记》都有记载。见下表—— “天干地支”这个名称的由来，应该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的阐发有关——天为阳，地为阴。

同时，和周代明确起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左传》曰：“君，天也”。这恰好是商王皆以“干”名称之的传统一致——“干”名即为“天干”，“支”自然是“地支”了。 宋代绍雍的《皇极经世》，还有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都对“天干地支”有记述。明末顾炎武的《日知录》，叙述最为详尽。

为什么各种史官对皇帝威胁这么大？

前言：中国的史官制度从夏商时期即已建立，秉笔直书、不受干扰是史官可贵的品质，因此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皇帝对此制度虽然恨之入骨，却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依赖史官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制造历史依据，从而使得这一制度留存数千年，为世界文明所独有。

1、起源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记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公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夏朝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史官这个官职。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即是指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2、史官的职责分类

史官的主要职责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两种，即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且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分别为：大史 、小史 、内史、外史 、御史。其中大史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起到在神和王之间的沟通作用：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会访问大史；大史还有权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

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写到：“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

《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1、史官记史，秉承独立性原则，为了坚持对历史的正确记载，史官甚至可以以生命来捍卫。

春秋时期曾有这样一则有关史官的故事：当时，齐国有一叫崔杼的大臣杀了齐庄公，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崔杼恐吓当时的史官太史伯，要求他在史书上记载齐庄公死于疾病，面对恐吓，太史伯坚持写下了“崔杼弑君”的历史真相，于是，崔杼斩杀了太史伯。

在当时，史官的职位是由一个家族的人世代相传的，太史伯死后，他的弟弟承袭他的官职，面对崔杼的恐吓，同样写下了“崔杼弑君”，也被杀。再然后，太史的第二个弟弟同样如实记载“崔杼弑君”，同样被毒杀。到最后，崔杼对太史伯的第三个弟弟说：“你的三个哥哥都因为同样的理由而死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太史伯的第三个弟弟依然颤抖地写下了“崔杼弑君”。

崔杼没有办法，只能放了他。与此同时，从各地赶来的史官都拿着竹简，准备继承太史伯的遗志。“秉笔直书”是史官的天职，尊重历史是史官的信仰，为了信仰史官们可以牺牲生命。

2、历史记载不是流水账，需要符合“惩恶扬善”的原则和封建伦理道德

比如：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字里行间褒义贬义都非常明显，对好人赞扬与歌颂，对坏人批评，都写的很清楚，可见孔子也遵守惩恶扬善这一准则。

再比如，《唐书》是五代时期刘昫，张昭远等人编写，到了宋朝，文坛宗师欧阳修认为《唐书》只是对历史事件按顺序进行排列，没有观点、没有态度，于是就上书朝廷，在朝廷的支持下，新《唐书》编写完成。和《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且将其中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好人坏人都有评价，一目了然。

史官们并不是把历史事实放在第一位，满足于记流水帐，而是要让历史记载的角度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在周以前，史官承担着观天象、敬神灵的职能，是王与神之间的沟通桥梁。史官认为自己是代天记史，歪曲历史就是对上天的不敬。所以史官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信仰，这才铸就了史官的骨气与正气。

春秋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史官的独立性不断受到王权的挑战。到西汉时期，以汉武帝残害太史公司马迁为标志，史官成为了普通的文官，甚至不再负责天象观测（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以善观天象闻名）。

到唐太宗时，更是打破了皇帝不得查看起居注的惯例，李世民暗示史官对玄武门事变进行篡改，自此开了为了维护皇帝权威而伪造历史的先河。

从此以后，皇帝需要史官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制造理由、编造历史证据。而每个朝代结束，史官都会把本朝历史记载存放太庙，新朝的史官会将之取出后编撰前朝历史，从这点看来，这应该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良好惯例。

孙子兵法是谁写的？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根据《汉书》记载《孙子兵法》有两本，分别是春秋时的孙武和战国时的孙膑所著。

因为两人分别在吴国和齐国任职，为了区别，《汉书》将这两本书称为《吴孙子》和《齐孙子》，但是奇怪的是虽然历史记载有两本《孙子兵法》，但是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一本。

而且孙武的事迹历史记载极其稀少，和一个大军事家的身份明显不符合，所以后来史学家就有人推测两人其实是一个人，所以《孙子兵法》其实只有一本，甚至《孙子兵法》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孙子写的，都被质疑，更激进的认为这本书就是一本后世伪造的家书。

有这种想法的可不是现在的某些野史专家，而是真正的史学大家，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大师钱穆。

他写过一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中写到“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什么意思呢，就是孙膑这个名字很有问题，他受了膑刑就叫孙膑，显然这不是他的名字，就好像一个人腿瘸了，叫他孙瘸子，但是孙瘸子肯定不是他的本名，所以孙膑是个外号。他的真名是啥呢，就是孙武，不然不能解释这么牛的军事家，当时的史书《左传》竟然对他一字不提。他还认为，大家对历史的考证不足，连司马迁都以为是两个人。“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误分以为二人也”

他的这个观点影响很大，除了钱穆国学大师梁启超等人甚至认为《孙子兵法》都是假的。

这一切争论随着一次考古发现而落下帷幕。1972年山东临沂卫生局在银雀山准备建一座办公大楼，结果挖出一座西汉古墓，古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

这其中就包含了《孙子兵法》13篇，共计2300余字，和流传下来的版本多有不同。同时出土的竟然还有一本《孙膑兵法》，共有222枚完整竹简，整理出6000余字，和《孙子兵法》完全不一样。

这两本书的出土，证明了《汉书》所记不虚，确实有两本《孙子兵法》，同时从书到人反推也证明了《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确实存在孙武和孙膑两个人，两人的年代相差了100 多年。而这也完全否定了钱穆和梁启超等人的推测。看来历史实在是玄妙无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