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立正稍息,苏军虐日本人手段究竟有多残忍
中尉立正稍息，苏军虐日本人手段究竟有多残忍？
二战期间，苏联付出了巨大代价，赢得了战争后，俘虏了日本整建制的关东军。鉴于国内缺乏劳动力，日本关东军被分散派往满目疮痍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义务劳动。
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中被俘人员享有基本人权，即是生命财产受到保护，不受虐待。但是从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日本基本没有遵循日内瓦公约规定，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伪满州国的军垦团掠夺到南洋诸岛美国大兵的苦难行军。
苏联红军很清楚这帮被武士道精神洗脑的家伙，他们佩服强者而不服从妥协方案。二战之后，苏联领导人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维护战后格局，需要用兵地方很多，那么用于看管日本关东军的兵很少，基本上一个人要负责几百人的关东军，为了保证关东军听话服从命令，所以采取了严格措施。同时，苏联红军战士对于纳粹分子充满了仇恨，那么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残酷了。战后，用于国家重建工作需要大量资源，那么用于养俘虏的粮食就很少了，所以严酷环境考验了日本关东军适应能力。
苏联地区气候变化问题严峻，农业生产不发达，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人都需要分配口粮，一旦发生天灾粮食不足，那么倒霉的就是60万关东军，一个集中营只准备了150人饭菜却来了400人关东军，那么剩下的就是没有理由了，只能有150人可以活下来。在冰天雪地里，关东军俘虏们坐着采矿，修铁路，建桥梁最苦最累的活，并且没有足够御寒保暖衣物和食物。
1955年日本和苏联开始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整整11年达成协议，60万关东军最后回到日本只有四十万。
兄弟连辛克上校清除9名迟到士兵是小题大做吗？
1942年9月，美军第506伞降步兵团经过两个月基础体能训练后，来到本宁堡的基地进行跳伞实训。这对于E连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在这里不再有没完没了的体能训练和长途奔袭，他们要为银翼胸章而努力。
因为按照空降兵的标准，只要跳够5次，就可以别上让人羡慕不已的银翼胸章。可是初到基地时，他们再一次遇到了令人反感的体能训练，基地里负责训练体能的士官们刚接手了一天，就纷纷要求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506团的军事素质不是盖的。按照伞兵教学规范，共分为四个等级，最初一级为体能训练，只有训练达标后才能进入下一等级训练。初来乍到的506团官兵“温顺的”被分配给不同的士官，进行热身、做操、跑步，一圈下来，官兵们没事，倒是这些士官们气喘吁吁。
更有意思的是，渐渐熟悉的伞兵们开始挑战性倒着跑在士官的前面，打听什么时候结束这无聊的体能训练，开始正规的跳伞训练。第二天，这些士官纷纷向上级反映，506团的体能比他们还好，建议跳过初级，立刻投入到下一级的训练。
陆军部对506团进行一次标准的体能测试，合格率很高。尤其是E连所在的第2营，合格率达到97％，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最高得分。陆军部怀疑2营“作弊”，决定重测一遍，包括炊事员、军官、后勤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参加了测试，结果98％的合格。
经过多次的模拟跳伞、伞塔跳伞，506团的官兵们已具备了最高级别的训练要求，准备从C—47运输机上往下跳。官兵们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在他们看来，只要跳够5次，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银翼胸章。
506团的心理素质也很强大，第一次从500米高度机降跳伞，就有94％的人考核合格，创下了至今都没有被打破的纪录。有了第一次，后面的跳伞就更轻松了，到了1943年12月26日，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证书以及一枚银翼徽章。
这是506团的官兵们终身难忘的时刻，比他们更兴奋的是辛克上校，他要给这帮棒小伙们放10天假，让他们佩戴着银翼徽章，穿着铮亮的伞兵靴去探亲访友，这是对他们半年多来，艰苦训练的最好奖赏。
可10天后，辛克上校发“飙”了。彻底放松的伞兵们回到家后，可以用“衣锦还乡”来形容，和家人欢聚一堂，和朋友聚会喝酒，但始终都穿着让人羡慕的空降兵军服，痛快的“虚荣”了一把。以至于很多人没有规划好回程，归队迟到了。
这一天，辛克上校举行全团大会，每个人穿着笔挺的礼兵服，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休假的“浮躁”情绪中。随着“立正”、“稍息”的口令后，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名负责纪律的中尉大声念出一名士兵的名字，答“到”后，站在队列的前面。
接着，两名手持冲锋枪的宪兵来到他的左右，中尉宣布团里命令：“因违反休假条例被除名，送到步兵连队服役。”这名士兵脸色苍白，悔恨、自责、无奈的表情挂在他的脸上，木讷的任人摆布。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中尉当众把他手臂上的“啸鹰”臂章、胸前的银翼徽章、帽子上的伞兵徽章全部摘下来扔在地上，还要脱下伞兵靴，换上普通士兵的鞋。照完相后，在两名宪兵的押送下，提着自己的军用背囊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这样的“仪式”让在场的所有官兵立刻清醒地认识到，纪律是严肃的。当然，迟到的人太多了，不可都开除吧。辛克上校自有办法，每个连队迟到归队的最后一名除名，也就是说，这样的“仪式”要进行9次。这样的整肃纪律是必须的。
首先，纪律是战斗力的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保证命令被彻底地执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现在的严格要求，就是为了战场上少流血、少死人。同时暗示，平日都这么“严格”，到了战场上谁再违反纪律，恐怕就不是退回这么简单了。
其次，作为部队管理，及时让官兵们进入到临战状态，是指挥官重要的职责之一。“退回”步兵连队是一件最让人难以启齿的丢人事，辛克上校就是要通过开除9名士兵，告诫大家：收心吧，你们要面对血腥的战场，要有临战的紧张感。
更为重要的是，部队有句俗话：不打勤、不打懒，就当那些 “不长眼”。这些无视纪律的“不长眼”们往往对事不在乎，对人不负责，在战场上就是拖累连队，甚至是致战友们于危险境地的“定时炸弹”，这种人必须清除。
与辛克上校的“严格”比起来，索贝尔更显得龌龊。1943年3月，506团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麦考尔营（这是为了纪念在北非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空降兵约翰.T.麦考尔）。在这里，训练强度和复杂程度都很高，但索贝尔依然习惯于“折腾”E连的官兵们。
为了提高警觉，可以大声地斥责部下，在一天的夜晚，他趁着夜色悄悄地摸到营地，将熟睡中士兵的枪“顺走”了近50枝。天亮时，就在他咆哮数落全体官兵时，F连连长气冲冲地带着45名手下来要枪。原来，索贝尔摸错了营地。
一两个星期后，让大家由厌烦他转为恨的事发生了。他在连队外出训练时，突击检查了士兵宿舍，每个人的置物箱都被撬开，私拆女朋友和家人的来信，搜查所谓的“违禁品”，包括私藏的弹药、色情读物，还有从后厨“顺来的”罐头。
所有的士兵都有“违禁品”被没收。当大家回到宿舍后，看到散落在床上的个人物品时十分气愤，这简直就是对个人隐私权的践踏。此刻，他们对索贝尔的行径感到怒火中烧，恨得咬牙切齿，人人都有杀他的心。
不过，他的“报应”来了。在随后一次野外演习中，团里要演练战场救护，要求E连指派一些人做模拟伤员，索贝尔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毛遂自荐”当伤员。当他被抬到E连救护所后，让人喷饭大笑的事情发生了。
卫生员真的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剂，待其昏睡后，真的在他身上划开一道口子，做了一个阑尾手术。他们缝合好伤口，缠好绷带，就消失无踪了。索贝尔愤怒不已，开始调查此事，却没有下文，但这件事少不了E连的人背后搞鬼。
当过兵的朋友在部队中也少不了被人整，做恶作剧，看别人出糗的事。大家认同辛克上校的做法吗？像索贝尔这样的军官，该不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欢迎大家留言或讨论。
参考文献：《二战全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兄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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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张自忠将军？
1
1937年7月，对张自忠来说，是个超级难熬的夏天。
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尽管战火已开，但作为守卫北平、天津地区的大部队，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于与日本人的和解仍然抱着希望。在宋哲元看来，屯兵北平城下的日本人狼子野心；但另一方面，作为西北军余部的宋哲元也非常担心，蒋介石会趁机吞并他的部队，所以宋哲元对于是否死命抗日，心里始终抱着犹豫。
7月29日，宋哲元决定将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主力全部南撤到保定，“以保存实力”，临走前，他让老部下、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扬名全国的张自忠，接替秦德纯代理北平市长，与日本人进行“谈判周旋”。
临危受命的张自忠泪流满面，他对秦德纯说：
“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此前一天的1937年7月28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已经在阻击日寇的作战中壮烈殉国，北平人民同仇敌忾，正期待着二十九军的将士们捍卫国土的时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将军队主力悄悄撤出了北平，留下张自忠作为替罪羊看守北平。
▲张自忠。
第二天，1937年7月30日，北平市民们一觉醒来，才发现二十九军主力已经抛弃他们悄悄离开，街上到处是署名为代理北平市长的张自忠贴的安民告示，舆论大哗，人们纷纷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张自忠，认为张自忠已经叛国做了汉奸，一时间，“张逆自忠”成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对象，学生们更是组队，声称要捉拿“汉奸”张自忠。
时局危难，老部下们也心存疑惑，他们私底下问张自忠：
“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看到部下们也疑虑重重后，张自忠沉默了很久，然后才严肃地说：
“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
21937年的中国，到处萌动着愤怒的气息。
在爱国的人们看来，只有不顾一切的铁血出击，才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当忍辱折冲的张自忠奋力维持着北平危局时，无数的辱骂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由于二十九军主力已经撤出北平，所以日本军队得以轻松进占这座古都，大家都觉得，北平沦陷，就是“大汉奸”张自忠搞的鬼。
对于一位将军来说，与被敌人杀死相比，被国人的辱骂和误解，是更加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煎熬。
历经辗转曲折后，1937年9月初，张自忠化装悄悄离开北平，随后南下向蒋介石汇报了北平战守的经过，通晓事况经过的蒋介石，随后安慰了张自忠，并任命他回到原部队、出任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老部将董升堂回忆说，当时张自忠见到一帮老部下后，大家百感交集，不禁痛哭一场，面对这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部队官兵，张自忠痛哭失声说：
“我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乃与大家共寻死所！”
在张自忠看来，只有死，才能洗刷世人对他的误解，一位不惜此身精忠报国的将军，决定要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誉。
3这位早在1933年，就在喜峰口下与日寇血战厮杀、一战成名的将军，原本是位家境优渥的公子哥。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这位县令之子出身的公子哥，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从小就看着《三国演义》、《说岳精忠传》等古籍成长，对于关羽、岳飞等英雄崇拜至深。
看到时局动荡、民族危亡，1914年，23岁的张自忠跟着几个同学一起，投奔在东北新民屯新练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团长车震，要求入伍、从军报国。车震与张自忠都是山东临清人，在车震看来，张自忠等人都是富家子弟，他担心他们受不了苦，于是将张自忠等人留住几日后，给了些路费，想劝张自忠回家另谋工作。
没想到张自忠却死活不肯离开，他说，时局危亡，希望以从军来报效祖国，他最终留了下来，这位县令的儿子、公子哥，从一个最底层的士兵开始，一步步开始了军旅生涯。
日后，老长官冯玉祥回忆起张自忠，很感慨地说：
“他虽是家境很好，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在军中同大兵过着一样的生活，吃的坏、穿的坏、上操、上讲堂、抬土、挑砖，一切大兵能做的事，他都能做。”
▲张自忠出身优渥，父亲曾是县令。
从1914年开始，张自忠从最底层的士兵做起，逐渐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此后又协助冯玉祥训练军队，以治军严格、号令严明著称，由于号令严酷，张自忠也被士兵们称为“张扒皮”。
1929年，张自忠升任西北军第六师师长，有一次一个营长侵吞士兵经费，张自忠查实后，立即集合全师干部，当众杖打了这个营长200军棍，并撤职镣押，他斥责这个营长说：“钱是爹，爹是王八蛋，见了钱连爹都不要了！你今天喝兵的血，明天兵就要吃你的肉！”
尽管治军严酷，但张自忠对士兵却非常关心亲善，他经常在深夜巡视士兵寝室，帮士兵盖被子，每逢星期天，他还经常拿钱和吃喝的物品，给军队里受伤的士兵；平日里，他和士兵们穿着一样的军服，吃着一样的大锅饭，从来不开小灶，也推着一样的小平头。
为了磨练部队意志，他甚至在冰天雪地里自己带头脱掉大衣，并要士兵们也跟着他一起进行雪地行军训练，也因此，张自忠的部队以“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而著称，在抗战中更是奋勇杀敌、从不畏缩。
对于这位战斗勇猛的将军，士兵们感念至深，就在张自忠牺牲四年后，1944年，《新华日报》记者牛信到张自忠所在部队采访，一名迫击炮手回忆说，有一次战斗期间，下起倾盆大雨，战壕里到处是积水，“先总司令（张自忠）来了，叫我们攻击，班长稍微有点迟慢，他生气了，也不打，也不骂，你知道吧，先总司令是大个子，很有劲，他抱着迫击炮筒冲上去，说‘看吧，看我打！’大家全忘了命，跟他冲上去啦！我想，全国的总司令，恐怕很少有他这样的吧？”
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他浴血奋战在喜峰口上，身先士卒，对于他来说，从他放弃优渥的生活、选择从军报国开始，生命，从来就已置之度外，所以，他最爱惜的就是名誉。
一位不惜以死报国的将军，怎么能忍受，世人对他的误解、辱骂和诬陷？
4我们总是谴责为富不仁，但实际上回顾一部民国史，无数的富家公子为了祖国浴血沙场，从民国“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怙，王光美的哥哥王光复，到出身合肥超级富豪人家的金英——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这些出身优越的中国中上阶层的富家子弟，并没有因为优渥的生活而放弃奔赴国难，而是选择了与祖国患难与共。
在这方面，作为县令之子的张自忠，是民国的至佳典范。
北平沦陷后，张自忠返回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对自己的老部下，张自忠说：
“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可以说，从1937年起，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时时以死勉励自己洗白世人对他的冤屈，这是英雄的忠义使然，也是英雄的悲剧使然。
返回部队后，张自忠随后率领部队不停参加抗战，先是在1938年的临沂战役中率部驰援友军，一天疾驰180里，在鏖战七昼夜后、最终击溃日军，为国军主力随后进行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国军主力又迅速转移，张自忠所部负责殿后，他且战且走，自己则坚持走在部队的最后面，当时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配有战马，张自忠命令将自己的战马以及所有军官的战马全部腾出来载运伤兵和物资，他自己作为军长则一路徒步行军，乃至脚破血流，都坚持不骑马、不坐车。
董升堂回忆，1938年徐州会战中，张自忠让军队先行绕过日寇占领区，当时大军已经先行通过，日寇的坦克追击在后，距离张自忠仅有100多米远，张自忠却仍然不肯撤退，坚持在公路壕沟旁边指挥手枪队，准备用炸弹炸毁敌人坦克。
1939年，张自忠在鄂西钟祥战役中，面对日军三个师团的来袭，又大破日军于田家集，击毙日寇2名联队长，击伤敌军1名旅团长，致使日寇狼狈溃逃，为国军赢得鄂北大捷。
当时，张自忠已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属下有多支部队与他原先并非旧部，在民国那种中央军与军阀部队并列、大家相互猜疑的年代里，张自忠每次打仗，却坚持将自己的子弟兵安排在最前线进行冲杀，自己则坚持上最前线领兵打仗，鄂西大战中战况最激烈时，他所在的司令部的瓦房瓦片，都被日军的炮弹所震碎，张自忠却坚持不下火线、死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
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在张自忠指挥所附近不断爆炸，日军飞机不断低飞扫射，张自忠却仍然坚持不退，随军的苏联顾问很感慨地说，“欧洲战争那么激烈，但像你这样，总司令亲自跑到敌人炮弹射程内进行指挥的，我都没有听说过。”
5从1914年从军，从一名最底层的士兵做起，到1939年，他已经做到了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就在他战死的前一年，1939年，张自忠返回重庆述职，在重庆期间，他特地去探望了他的老长官、西北军的创始人冯玉祥。当时，在此前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落败后，冯玉祥便已在军队中失势赋闲，但张自忠并不避讳，仍然前往探望老长官。
在民国那个乱世中，他始终坚信忠义，对已经被剥夺兵权的老长官冯玉祥非常敬重。当时，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已瓦解，但蒋介石对冯玉祥仍然非常提防，并不赋予老冯实权，在这种备受猜忌的氛围里，张自忠却仍然坚持前往拜访老长官。
▲张自忠殉国后，老长官冯玉祥亲自为他题写了墓碑。
1940年张自忠牺牲后，冯玉祥回忆起了他跟张自忠的这次会面。冯玉祥回忆说，交谈结束后，张自忠本已告辞，突然张自忠又折返回来，在冯玉祥面前跪了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张自忠习惯叫冯玉祥“先生”，即使冯玉祥失势后，张自忠当时已身为国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也仍然流着眼泪如此称呼道：
“先生，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的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也要活一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着，我一定要这么办。”
跪在冯玉祥面前，张自忠当时泪流满面，这也让冯玉祥感叹不已，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也是他与张自忠的：永诀。
61940年5月，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在意料之外、在意料之中，终于到来了。
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日军为了进攻重庆，从1939年开始便连续进攻襄阳、鄂西一带；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了枣宜战役。
为了捍卫陪都重庆，捍卫中华民族最后的阵地，5月7日，张自忠亲自带领部队东渡襄河，主动率军出击日军。
出发前，5月1日，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说：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最后一战前，张自忠写给同僚的遗书。
5月6日夜，就在带军临行出发前，张自忠特地写了封信给了他的老战友、三十三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的冯治安：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师）、179D（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若与179 D（师）、38 D（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以上，就是张自忠留下的最后两封书信，而这，也成了他的遗书。
5月7日，尽管李宗仁等人劝说张自忠留居后方指挥，但迫于日军推进迅速、形势危急，张自忠仍然决定亲帅手下仅有的2000多士兵主动出击日寇，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始终率领部队不断推前，主动寻找机会歼敌，并一次次拒绝了上级和属下要求他回退后方的建议。
张自忠离死亡，越来越近，但他始终未曾退缩。
778年前的今天：1940年5月16日，是张自忠生命的最后一天。
当时，日军从截获的电报和国军俘虏口中，获悉国军有高级将领正在南瓜店一带指挥作战，随后，日军调集飞机和重兵，猛烈轰炸国军阵地，而三十三集团军属下的七十四师主力也受到很大损失，弹药即将耗尽，部队随即电话询问张自忠可否先行退却，张自忠马上回答道：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
张自忠誓死不退，并要求部队坚守阵地阻击日军。
1940年5月16日上午11时许，三十三集团军的警卫团阵地被日军突破，张自忠右臂也中弹受伤，但他仍坚持来回巡视进行现场督战，千钧一发之际，部下们火速建议张自忠迅速撤退，都被张自忠严词拒绝。
激战到中午时，国军三十三集团军左右两翼的两个团兵力相继被击溃，日军已对司令部形成了三面合围。
当时，张自忠手下的2000多官兵已几乎全部战亡，他身边仅剩下几十名警卫人员，由于张自忠平日对待官兵非常宽厚，因此即使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将士们也仍然誓死保卫着他，并一面高喊：“司令快走，司令快走！”这更加引起了日寇的注意，加紧了围攻。尽管仍有最后一面山路可退，可张自忠依然坚持正面抗击日军，誓死不离战场。
当时，日军集中炮兵，直接朝着张自忠的指挥阵地疯狂炮击，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张自忠前后左右，张自忠的随从副官贾玉彬阵亡，参谋处处长吴光辽两腿也受了重伤，就在这种危急时刻，张自忠一面命令幕僚们赶紧散开，他本人则誓死不退，一直在散兵线上往返来回督战。
1940年5月16日下午3时左右，左右夹击的日军已逼近到距离张自忠只有四五百米，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命令身边剩余的最后十几名手枪队队员全部冲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贴身肉搏战。在肉搏战前，张自忠的高级参谋张敬说：
“身死名垂乃军人殊事，今日愿与张公共存亡！”
张敬呐喊着高呼：“不怕死的跟我上！”然后带着最后剩余的十几名国军将士，一起冲向日军，最终全部壮烈殉国。
当时，张自忠全身已多处受伤，他的右胸被日寇的子弹洞穿、血如泉涌，日军疯狂围拢过来，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也陪伴张自忠将军，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被日军连刺带砍了九刀，脑壳都被砍开、脑膜外露的情况下，勇毅的马孝堂仍然坚持存活了数日，临死前，马孝堂向后来救助他的国军官兵们，讲述了张自忠生命的最后时刻。
这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湖北襄阳南瓜店、十里长山战场上：
“总司令（张自忠）猛然前扑，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很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与此同时，参谋处吴处长也受伤了。到了十里长山，（张自忠）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喊着，指挥着。
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
张自忠当时身上已多处子弹伤、炮弹伤，右胸更是被子弹击穿血如泉涌。他被子弹的冲击力击倒在地，全身血迹，然而就在日寇逼近他时，张自忠仍然爆发出了生命中的最后气力，一跃而起，试图与日寇做最后一战。
对于张自忠将军生命中，这无比勇毅的最后一刻，侵华日军在《231联队史》中也进行了记载：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将军壮烈殉国。
事后，日本人检视张自忠的尸体，才发现这位亲自带兵作战的集团军总司令，身上竟然有多达8处伤口：其中2处炮弹伤，5处枪弹伤，和1处刺刀伤。其中右肩、右腿为炮弹伤，腹部刺刀伤，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
将军，为了这个他挚爱的国家和民族，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8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士兵感觉到这个“临死前还猛站起来、混血是血的大个子军官”可能来历不凡，随后他们从张自忠身上，搜出了一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的钢笔。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一位敌军的总司令。
战斗结束后，日军231联队长横山武彦随即命令，将张自忠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随后由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日军资料记载：
“专田盛寿举着蜡烛久久注视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没有错，确为张君。’在场者先是欢呼，继而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
对于这位敌军的高级将领，日本人也给予了张自忠盛重的敬意。随后日军39师团长官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然后命人从战场附近的木匠铺里，为张自忠赶制了一口棺材入殓，并葬在十里长山的陈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书：
“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张自忠牺牲的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湖北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
这是一位连他的对手、血腥成性的日本人，都为之钦佩敬重的将军。
▲张自忠牺牲后，蒋介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将军遗体。
张自忠殉国的消息传开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将军的遗体，最终经增援的38师官兵浴血奋战，将张自忠的遗体抢运回到后方，1940年5月23日，将军的灵柩被运送到了湖北宜昌。
按照计划，灵柩原本将由汽车运到长江边，然后乘船运往重庆，但是宜昌的十万市民们不肯，他们说，将军为民族而战死，血洒在湖北的土地上，他们围拢过来，坚持用肩膀抬着将军的棺材，一路步行走到了长江边。
当时，十万宜昌市民也倾城而出，围聚在街道两旁，为将军送别最后一程，此时，战争仍在进行，日军的飞机反复在宜昌城上空盘旋，随时有轰炸人群的可能，但宜昌十万军民不为所动，坚持用人力抬着张自忠将军的棺材，送别了将军最后一程。
日军似乎也很配合，尽管战机几次低空盘旋，但他们并未轰炸为张自忠送葬的队伍。
5天后，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被运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后，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并登上轮船，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随后，蒋介石亲自扶灵，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也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而用了26年时间，从最低级的士兵，一步步做到上将，最终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壮烈殉国的张自忠，也是二战时期，中国乃至盟军中、阵亡军衔最高的将领。
9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
他殉国后，大家都不敢将他牺牲的消息，告诉他的夫人李敏慧，一直到两个月后的1940年7月，李敏慧才获悉了丈夫殉国的经过，随后，悲痛欲绝的李敏慧绝食七日、自尽身亡，追随丈夫张自忠而去。他们从1907年至1940年，结婚33年间相亲相爱，最终一起相随而去。
李敏慧死后，冯玉祥亲自出面，安排将张自忠、李敏慧夫妇二人，一起合葬在了重庆的梅花山上。
▲得知丈夫殉国后，张自忠的妻子李敏慧绝食自尽。
在为张自忠的题词中，蒋介石写道：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
毛泽东则为张自忠题词：
“尽忠报国”
而就在将军殉国三年前的1937年，那时，举国的人都怒骂他是个汉奸。对此，张自忠对亲友们说，他取名张自忠，另外，从小父亲就为他取字张荩忱，勉励他要一片赤忱、为国尽忠。
就在殉国前一年，1939年，在返回重庆述职时，张自忠就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因不战而退被杀），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自忠、荩忱——将军不愧此名、不愧此言，而他的名字，又何尝不是一种命里注定的悲剧？
他一生忠肝义胆、奋勇报国，却被世人反复误解；将军殉国后20多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墓碑也被破坏；建国后，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因为工作，需要填写家庭出身，上级领导跟她说，你父亲张自忠，是个大军阀啊。
一直到1982年，张自忠最终被国家民政部认定为“革命烈士”，至此，有关将军的名誉之争，才最终尘埃落定。
而今天，是张自忠将军牺牲殉国，78周年纪念日。
1940年的5月16日，他血战殉国，为中华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那些困扰将军生前死后的名节和误解，那些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铁血往事，最终被风吹一吹，轻轻，就散了。
朱可夫二战期间认为日军将领水平都很差劲？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了解下日本军官的培养过程。日本军官的培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几乎每一个军官都是接受过军事教育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思想大多出自日本。
在日本，一个人想要当军官，最好的出路就是读军校，先上三年的陆军幼年学校，然后通过考试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下辖的初级中学，分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设在重要城市里的的六所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以下简称陆幼）。13-15岁的青少年男孩可以报考陆幼，各地的陆幼每年只招收50名学员，考取难度一点也不比陆士小。与免费的陆士和陆大不同，陆幼要收取学费但是军官的孩子可以免一半学费，军人遗孤则可以免全部学费。 陆幼的学制为两年，校内以现役军人作为教师，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们在校除了接受常规初中文化课程外还要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当然文化课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军国主义洗脑教育。陆幼生毕业后会被授予军曹军衔并在现役部队实习半年，实习结束后则可免试进入陆士。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旧日本陆军体制中陆军士官学校（日本的士官即是我国的军官，日军中对应我国士官级别的是下士官即曹长、军曹与伍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到元帅下到刚授衔的少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也就是想当日本陆军的军官就必须进入陆士并且顺利毕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陆军士官学校的招生是面向全日本，凡是年龄在16-20周岁的男性青年（旧日本帝国无论陆海军都只有男性，不存在任何女性军人）只要通过体检便可参加陆士的考试，现役士兵和预备役军人的报考年限放宽到25周岁，现役下士官则放宽到26周岁。考试分为国语、外语、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七门，基本函盖了当时日本初中的课程，陆士的入学考试难度是相当大的，在日本卷入大规模战争以前每年陆士的录取基本都在10%以下，现在我国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在10%左右，你可以对标了解到陆士是多么的难考。
陆士的本科阶段则是真正开始教授专业的军事知识，除外语以外的基础文化知识不再教授。陆士本科学制最初为一年又十个月，日本卷入大规模战争后不断缩减其时长，1941年后缩短到一年。在本科学习期间学员们要学习包括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在内的专业军事知识，除此之外学员们还可以选修包括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民科课程来扩充知识储备。
完成本科学习的学员会被授予曹长军衔，并回到其原先的实习部队再进行两个月的实习，完成实习后在联队长的批准下即可授予少尉军衔，成为正式军官。可以说进了陆士也不能百分百保证成为军官，在校学习过程中可能因为跟不上进度或是违法校规被开除，在部队实习过程中也可能因为业务水平低下不被联队长看中而无法授衔。
进入陆士学习是成为日本陆军军官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全日本陆军的军官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军官，同期生在日本陆军中是一种非常紧密的联系。
虽然在陆士毕业的学生回国后，都混上了将领，但是从本质上讲，陆士主要是为了培养军队中的基层军事指挥官而设立的，在日本，真正想要在军队中混成中高级将领，必须要报考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
陆士毕业是成为日本陆军军官的必要条件，但要是想在陆军里面出人头地的话，考取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则是必要的途径。陆大是日本陆军内部唯一一所参谋本部直辖的学校，包括陆士在内的其他学校都是教育总监部下属的。如果说陆士是培养基层军官的本科大学，那陆大就是专门培养高级指挥人才的更高级学府。
考取陆大比陆士的难度更大，只有30岁以下的现役军官可以报考陆大，而且必须要有联队长的推荐。虽然原则上只要年纪不超过规定就可以一直考，但实际情况是两次考不进后联队长就不会再推荐，也就没有机会再考了，对年轻军官而言是非常珍贵的机会。从1883年建校到1945年投降废校为止大半个世纪的校史中，陆大仅有3000余名毕业生，不到陆士毕业生数量的十五分之一。
梅津美治郎、石原莞尔、阿南惟几、山下奉文、板垣征四郎等二战中大家熟悉的日本陆军将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陆大毕业生。
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普鲁士的经验，是以培养专业化的军官为目的，注重理论，也有实践。
如果这样的军事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中高级军官水平很差劲的话，那么真的无话可说。
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军事教育体制下，产生的军官没有士兵的经验，高级军官都书呆子，因此，打仗过于死板。
实际上陆士毕业后基本都是从准尉做起，这其实可以算作是基层作战经验了，比如我们熟知的日军名将冈村宁次，1904年陆士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从小队副到小队长，后来又到陆军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日本陆军新星。
陆军大学的门槛其实很高，要求士兵必须有两年以上部队经历，而且还要中尉以上资质，没有实战的人压根就不可能担任中尉。
列举两个二战日军军官
山下奉文
1941年1月26日，一架日本专机把蒙面将军山下奉文带到了25军司令部三亚，会见了先期到达这里的参谋们（包括昭和三大参谋之一辻政信），25军是以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18师团的骨干编成，共计约11万人，给山下奉文的任务是在开战100天内越过700公里的马来半岛，从背后攻克有“不破堡垒”之称的英国在东方的统治中心新加坡要塞。为了报答寺内伯爵的知遇之恩，他通过仔细计算后，满怀信心的退还了一个原本要加强给他的师团。
1941年12月9日，日本航空队空袭马来北部的机场，158架英国空军飞机只剩下10架，英国失去了制空权。10日上午
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指挥的英国远东舰队在马来半岛东部的关丹海面上，被日本第22航空队摧毁，英国远东舰队覆没（英国Z舰队覆灭记），日军控制了制海权。
在日军夺取作战的制空权、制海权以后，1941年12月12日，山下采取“中央突破”的快速机动战术（自称“电钻战”）， 一举突破英军北部防线－－吉打线，尔后挥师南下，9万英军纷纷退却。山下强调不惜一切争取时间，当公路上遇到英军阻击中，立即转道原始丛林，克服困难，轻装突击，无数次地出英军既设阵地的侧翼与后方，致使英军在马来半岛的防御重点几乎未战而败。而新加坡守军根本没有时间建立北线防御体系。1942年1月31日，第5师团一部冲进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英军撤到新加坡并炸毁连结新加坡的石桥，打算死守孤城。。
11日早晨，日军观测飞机向英方投下29份“劝降书”。但直到14日晚，不见英军作出答复，双方在布基帖马高地展开激战。日军拿下了这个高地，可是第25军将士已经十分疲劳。副参谋长池谷丰二郎大佐建议暂停攻击。“敌人也很困难！”山下厉声说道。他认为疲劳的将士停止攻击后会更加疲劳，因而坚决反对。下午2时刚过，在进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5师团先锋部队正面，出现了三个扛着大白旗的英国人（其一为英军司令帕西瓦尔），“也很困难”的英军坚持不下去了。帕西瓦尔还想提一下投降条件，山下蛮横的发话：“你只需要回答YES或者NO。”英国人屈服了，共有11万人当了俘虏，这是英国历史上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拿下了新加坡，只花了70天，随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蒙面将军”又得到绰号“马来之虎”（新加坡之战）。
在整个马来战役中，山下奉文真正指挥的兵力仅为7万，但是拥有568架飞机，440多门火炮；而英联邦军队14万，810门火炮，但是只有253架飞机，而且远不及日本“零”式战机先进，制空权被占。
而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死亡3,507人，受伤6,150人；而英联邦死亡7,500人，受伤10,000人，被俘130,000人；才伤亡不到两万，整整13万投降。
栗林忠道
日本109师团师团长，日本陆军大将。1943年6月 10日-1944年4月6日任留守近卫第2师团师团长。1944年5月27日-1945年3月26日任小笠原兵团长兼第109师团师团长。
硫磺岛是美军攻打的第一个属于日本的岛屿,栗林忠道奉命守卫这第一块将要失去的日本领土。他深知美军的技术优势，因此到任后力排众议，决定放弃滩头阵地,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以折钵山为核心阵地进行防御。他所对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是岛上日本人的3.5倍，且装备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军当时以为5天就可以把小岛拿下的,结果美海军、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依然打了1个多月才拿下，这也是唯一一次美军伤亡比日军多的战斗。战后连对手都对栗林中将称赞不已,被美军誉为日军=战中最优秀的将领。
硫磺岛战役历时整整36天,美军以伤亡共计28686人(阵亡6821人、伤21865人)的惨重代价,全歼岛上22000名日军。
再来看下朱可夫将军
朱可夫在从士兵到元帅的漫长军旅生涯中立下了举世公认的赫赫战功。四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8月29日，1944年7月29日，1945年6月1日，1956年12月1日），是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两人之一。荣获列宁勋章6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胜利”最高军功勋章2枚，图瓦共和国“共和国”勋章1枚，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1969年)，荣誉武器1件，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防空军事指挥学院以其名字命名。他不但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其指挥艺术也为苏联军事学术的发展起到巨大推进作用。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传奇元帅”。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与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相提并论的俄罗斯民族英雄，永载史册。
朱可夫对日军将领这个评价是1940年五月在诺门坎战役之后，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说的。诺门坎战役中，面对朱可夫这位苏联军神，日军将领表现确实一般。不过朱可夫将军只是在这次战役与日军对垒过，二战后面的时间基本都是与德军战斗。所以纵观整个二战来说，这个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如何评价汪伪特工总部？
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也被称为76号特工总部，日本人为了帮汪伪政府抗衡中统和军统部门，所以就任用了从中统投靠而来的丁默邨和李士群成立了一个独属于汪伪政府的特工部门。
这个特工部门的实际实权者是李士群，他是个反复无常、但又有着一定特务能力的人，但因为他的资历太浅，所以日本人就任用了他的老上司丁默邨成为了76号特工总部的老大，而李士群担任丁默邨的副手，但实际上76号特工总部的大权仍然由李士群掌握。
（左丁右李）
这种情况实际上和军统很是类似的，戴笠在国民党内部也因为资历不足的问题，一直到死都只是军统的副局长，但军统的辉煌却是完全由戴笠带领铸就出来的。
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说一下汪精卫汪伪政府存在的意义，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曾经因为顾忌到国际间舆论的形式，怕国际上的列强不同意自己占领东北，所以就任用溥仪成立了东北的伪满洲国。
他们用溥仪曾经的皇帝身份，奢望以合法的名义治理东北，在日本人的意图中，中国人治理中国人不仅能避免列强的干扰，还能使他们能将自己摆在一个正义的位置上，以抵消来自于中国民间各行各界的反抗。所以他们治理中国都是采用汉奸来治理的，而他们的军队主要负责行军打仗、烧杀抢掠的工作。
日本人对这种模式一直乐此不疲，所以他们利用汪精卫成立了汪伪政府，开始治理起了除东北之外的占领区。
汪精卫曾经是国民党内部的真正二号人物，是蒋介石一直以来最大的政敌，原本是国民党内部最有希望继承孙中山地位的人，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就成为了被日本人争夺的香饽饽，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一个用于消弥占领区内百姓们抵抗战意的汪伪政府成立了。军统对汪伪政府的锄奸行动但是蒋介石又岂能容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为日本人效力对抗自己呢？所以他就让戴笠派出了手下的军统人员，展开了数次对汪精卫的刺杀。
在第一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就产生了极高的警惕，在后来日本人提高了很多警备，以致于军统对刺杀汪精卫的任务一直没有太好的进取，这个时候戴笠就将目标放在了汪精卫手下大鱼小虾的身上，展开了浩浩荡荡的锄奸行动。
当时的锄奸行动大多数是由军统负责的，在上海敌占区内，戴笠手下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开始展开了各种锄奸活动，他带领着手下一边对付汪精卫，一边铲除他手下的汉奸。
76号特工总部的成立与王天木的被抓在汪伪政府的外交大员陈箓被王天木的军统人员除掉后，日本人开始感到了事情的紧迫，为了保护汪伪政府的人员，他们采用了之前投靠他们的中统李士群成立了76号特工总部。
76号特工凭借着李士群对中统和军统人员的熟悉，开始对上海的中统和军统人员展开了大反击。
作为铲除陈箓首要人物的王天木，在这个时候自然成为了76号特工的首要目标，在李士群亲自带人的抓捕下，76号特工在热闹的上海街头，直接将没有防备的王天木拖入了汽车中，将其关押了起来。
王天木在军统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李士群并没有杀死他，反而给他好吃好喝关了起来，最后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王天木投靠了76号特工总部，带领着76号特工们扫荡起了华北地区的军统站点，给军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关于王天木汉奸身份的疑点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那就是王天木很有可能是假投靠的，据后来不慎被76号特工抓获，又逃出生天的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所言，王天木很有可能是和戴笠私下商量过潜伏进76号特工总部的，为的就是里外串连彻底地铲除76号特工总部。
在抗日战争后王天木并没有在国民党对汉奸的清算中被枪决，还有他后来安稳前往了台湾可以看出端倪，王天木很有可能并不是真的汉奸，更有可能的是，军统后来策反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周佛海计杀李士群，王天木可能就在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关于王天木的身份一直有着很大的疑点。在李士群被周佛海用利日本人除掉之后，因此群龙无首、混乱纷争的76号特工总部就被日本人分拆开来，自此之后，76号特工总部慢慢的消失，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中。
（周佛海）
所以说这就是76号特总部，这是一个日本人为了帮汪伪政府做保护服务、抵抗军统而用前中统人员和各种帮派分子成立的特工组织，一度给军统人员的锄奸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76号特工的掌权人李士群也是一名非常复杂没有立场的人物，他出身于地下党，最后投靠了国民党中统，后来更是为日本人效起了力来，这样的耻辱人物最后被日本人用生化毒药毒死，却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