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是谁写的,水浒传到底是施耐庵写的还是罗贯中写的

佛经是谁写的，水浒传到底是施耐庵写的还是罗贯中写的？

《水浒传》就是施耐庵写的，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罗贯中早就不在人世了，焉能穿越而来。

那么，现在通行本上印着的“施耐庵、罗贯中著”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师父，《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吗？

其实，这都是以讹传讹，以一个荒诞的故事演绎了罗贯中、施耐庵的超时空接触。怎么回事呢？

咱们暂且不讨论《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先来说说《三国演义》到底是谁写的吧。

难道这个问题还要讨论，《三国演义》不就是罗贯中写的吗？

且慢，罗贯中写没写过《三国演义》，还得请教一个叫“王道生”的高人，这个科幻式的人物，最知道是谁写了《三国演义》，更知道是谁写了《水浒传》。

“王道生”绝对是一个科幻级别的人物，因为他科幻了一个“施耐庵墓志”。在这篇科幻短文中，“王道生”说：

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

“王道生”说，施耐庵写了很多书，其中，《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都是施耐庵写的，而不是罗贯中的著作。奇怪的是，施耐庵却没有写过《水浒传》。后人附会，便把《江湖豪客传》加了个破折号“——即《水浒》”。

这个破折号真的有点太搞笑了，无论查哪种资料，都没有记载过《江湖豪客传》这部书。仅此一点，“王道生”便撒了个弥天大谎。

如此一来，施耐庵便没写过《水浒传》了，好个“王道生”，竟然剥夺了施耐庵的著作权。

更为荒诞的是，曾经在“垂髫”之年与活着的施耐庵是邻居的“王道生”，竟然穿越到明末清初，偷看了毛纶、毛宗岗父子校订的《三国演义》。然后，又悄悄的穿越回来，写了一篇科幻短文，说施耐庵写了《三国演义》。

罗贯中把自己写的书叫《三国演义》了吗？目前已知罗贯中小说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时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俗称“嘉靖壬午本”。此时，“王道生”恐怕都已经追随他的邻居而去了，他凭什么知道施耐庵写的是《三国演义》呢？

如此不值一驳的弥天大谎，学术界竟然相信了，咬死施耐庵就是“王道生”科幻出来的施耐庵，而去，还认定这个施耐庵就是江苏兴化白驹场施家桥的施彦端。

于是，各种穿凿附会、穿越、奇幻的“施耐庵”故事横空出世，假的却变成了真的，罗贯中、施耐庵的著作权不断的被篡改，甚至剥夺。

为了剥夺罗贯中的著作权，“王道生”继续说瞎话：

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

以我对《水浒传》的解读，这部书的故事写到了明朝的“靖难之役”，说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1370年）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即便是学术界目前尚未读懂《水浒传》，不知施耐庵的著作竟然还藏着“靖难之役”的神机，那也容易证明施耐庵不可能死于洪武三年。

“王道生”说，施耐庵死的时候是七十五岁，此时，距朱元璋立国建洪武年号，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施耐庵又怎么可能把“朱洪武”隐写进《水浒传》中呢？两年时间莫说重新架构、重新修改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就是抄一遍都无法完成。

因而，后人便依据“王道生”的谎言，以及高儒的讹误，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施耐庵死后，当然就可以“编次”师父的小说了。

遗憾的是，罗贯中也基本上被考定死于1400年。此时，“靖难之役”尚未结束，他又怎么可能把这段秘史“编次”进《水浒传》中呢？

为了揭穿“王道生”的弥天大谎，我以《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诸多版本，对照了两大名著，得出的结论是，罗贯中极有可能在大明王朝尚未立国时就去世了——他就是个元朝的小说家，跟明朝没有关系。

这其中，讲起来很复杂，此处只说一点。那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百多首（篇）诗词文赋，竟然连一篇明朝人写的都没有。

这就奇怪了，罗贯中不是施耐庵的学生吗？施耐庵不是刘伯温的同科进士吗？施耐庵为何不指导罗贯中把诸葛亮式的人物、刘伯温那么多赞咏诸葛亮的诗词引用入书呢？

罗贯中起码要比施耐庵大三十岁，到底谁是谁的师父，罗贯中还能“编次”《水浒传》吗？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有很多正直做学问的学者，否决了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把《水浒传》作者的去世时间大大的推迟到永乐中期，甚至是永乐末年。

如此一来，便是从学术界否定了罗贯中写《水浒传》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决了高儒的讹传。罗贯中不仅不可能写《水浒传》，就是续书《征四寇》也绝对不是罗贯中写的。

因而，现在的通行本“水浒全传”应当删掉罗贯中的署名。

这个问题，简要的讲一讲。

《水浒传》中的很多人物、场景、战马、兵器，都大量的仿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点，也是我以《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之间的比较，辨析出来的。

这里，先排除后来的《三国演义》，只要通过《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来对看，就知道施耐庵连《三国志平话》都没有仿写，直接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洗稿”。

这也说明罗贯中在前，施耐庵在后，罗贯中绝对不可能是施耐庵的学生，他绝对没有机会去写《水浒传》，更不可能在施耐庵死后，续写《征四寇》或者《征四寇》中的任何章节。

粗略的统计一下，《水浒传》中有这些内容仿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人物：关羽——宋江、关胜（勇）、朱仝；张飞——林冲（小），吕布——吕方（假）、史文恭（真），曹操——曹正（操刀鬼），孙权（皇叔）——皇甫端（紫髯伯），关索——杨雄（病关索）。

场景：三英战吕布——关胜战林冲、秦明；关兴射雁——花荣射雁。

兵器：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三尖两刃刀（纪灵、史进）。

战马：赤兔马、照夜玉狮子。

书中还有其他隐写，也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仿写的，此处不多讲了。

不过，施耐庵仿写罗贯中的小说，绝对不是抄袭与“洗稿”，而是“借古喻今”，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人物、故事等，为《水浒传》所用。甚至可以说是“蹭热点”，读者只要从《水浒传》中读到相关的故事与人物，便很自然的理解了施耐庵的创作意图，更容易被大众读者所接受。

这一点，也能证明罗贯中在前，施耐庵在后，罗贯中不可能写《水浒传》，更不可能“编次”《水浒传》。

比如，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把关羽一分为三，分别以宋江、关胜、朱仝象征梁山的忠、勇、义。

把照夜玉狮子写成赤兔马的孪生兄弟，除了毛色不同外，其他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施耐庵以毛色象征史文恭与关胜的战力，赤兔马是红色，五行为火，照夜玉狮子是白色，五行属金。火能胜金，所以，关胜的武功要高于史文恭。

赤兔马、照夜玉狮子的隐喻，其实就是“火克金”的关系，也就是梁山好汉抗金，必将取得局部胜利而“保境安民”。

这也是《水浒传》“天道循环（五行终始）”而引出的主题——替天行道。

至于卢俊义，写的则是“玉麒麟”，专门制服照夜玉狮子的神仙坐骑。卢俊义的隐喻非常厉害，他不是作为战将来到梁山的——至于卢俊义有何隐喻，其他文章中再讲。

从施耐庵仿写罗贯中来看，谁是谁的师父恐怕就得颠倒过来了。假如这两人真的是师徒关系，那也是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师父。

但是，这两个伟大的小说家之间毫无瓜葛。除了时间上的不交叉而外，两人的经历也是天壤之别。

虽然我没有去研究罗贯中，但施耐庵是谁，我倒是大大的有谱了。

施耐庵恐怕就是来自于皇帝身边的一个僧人，至少也是个崇尚“佛道合一”的宫廷佛教信徒。

西游记究竟是谁写的？

为什么对吴承恩作《西游记》还有争议 ？明代天启年间，也就是吴承恩逝世后大约四十年左右，淮安府组织编写了一本新的府志《天启淮安府志》，编写者对乡邑名士吴承恩给与了应有的尊重，在府志中为他立了小传，评价了他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了他的作品《西游记》。但编写者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特别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小说还是地理游记。无巧不成书，清代有位学者兼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藏书目录中记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他是把这本书归入地理类的。有些学者就据此认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不是小说。 吴承恩生前交往的文朋诗友对他的文才都很佩服，在吴承恩逝世之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提到吴承恩其人和他的作品，有些还四处搜集吴承恩的诗文编成文集，使得才华横溢的吴承恩不致被历史埋没，但他们都没有提到吴承恩有本小说《西游记》。这又使有些学者觉得不合情理，他们觉得也许吴承恩并没有写过《西游记》。 为了争辩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学者们大大地打了一场笔仗。从理论上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记录确有两种可能，因而要肯定其所纪录的《西游记》就是小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反过来说，如果要说其中的《西游记》就是地理游记也成问题。有人问：如果黄虞稷确实亲眼看到过吴承恩写的地理游记，那么有许多问题在逻辑上说不通。如吴承恩游了哪里？他一生南下北上往返多次，西游却只有去湖北蕲州荆王府上任，而如果承认吴承恩到过荆府，恰恰就等于承认吴承恩写的是小说，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便是在荆府任职期间完成的。再如吴承恩如果写的是游记，他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大名而不必躲躲闪闪，这本书流传到百年之后与吴承恩没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之手，中间必有环节，那么这百年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游记？这本书既然被黄虞稷细心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其后又下落不明，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本《西游记》？因此有人怀疑黄虞稷的藏书目录中的记录并非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在他的这部目录中也确有一些根据传闻写下甚至记错的实例)，也许黄氏见到了《天启淮安府志》，便想当然地将吴承恩的小说划归为游记。 至于吴承恩的文友和同时代人为什么没有提到他写小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传统观念作怪，大家都觉得写小说不是正道，有损吴承恩的英名，因而回避不提。但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有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吴承恩完成《西游记》是在荆府纪善任上，完成后书稿留在了王府。吴承恩逝世后十年即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才由南京—个叫世德堂的书店得到书稿刻印。但世德堂没有刻完，又转到一个叫荣寿堂的书店后才完成面世。也就是说，直至书稿完成四十年后也就是吴承恩逝世三十年左右才真正与读者见面。这就和传统的“是书明季始大行”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天启淮安府志》记录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吴承恩的好友亲朋都没能看到这本书，当然也就不会在他们的交往中涉及到此书了。

肯定吴承恩写了小说《西游记》的学者除了上述回答外，还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从古到今，淮安人都十分肯定地说《西游记》中夹有大量当地方言，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方言是绝难模仿的，少数的方言词语也许是偶然，但一定量的无可替换的方言词语则可以构成最有力的证据。

吴承恩故居何时重建 ？

出淮安城沿运河堤北上，有一座古镇河下，正是当年商贾汇聚的集散地。今日的河下，已呈败落之象，但站在河堤上看去，一条条石板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门面后依稀可辨的深宅大院，仍透出一种旧时大码头的格局。从河里仍在来往的运输船队看，仍可想象出当时千舟竞发、白帆点点、货物上下装卸从这里幅射四方的情景。吴承恩便出生在这座古镇的打铜巷里。据老人们说，吴家老宅子原也是一座大院，一直保留到抗战前，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战火夷为平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吴承恩确是《西游记》的作者时，淮安县政府决定重建吴承恩故居。1982年，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于淮安召开之时，故居竣工。 重建的故居仍在吴家老宅原址。看起来被淹没于大片民房中，但唯其如此，才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才能理解这位文学家及其笔下人物身上的市井风貌。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明代式样，与保留有大量明清旧屋的周围环境布局十分和谐，避免了有些纪念地虽然富丽堂皇却不免让人觉得大兴的感觉。其规模格局也尽可能地听取了老人们的描述，所以虽新建却如旧。在“故居”这个意义上，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作品。 如今的故居，竹篱爬满茑萝，曲廓环绕青藤，屋前芭蕉，屋后冬梅，特别是吴承恩当年的书屋射阳簃，按照旧文人的书房陈设，典雅古朴，颇有点仙气。故居的主要功能当然是陈列，其中包括许多近年发现的与吴承恩有关的文物资料，弥足珍贵，而贵中之贵，则是一座吴承恩的塑像。

吴承恩的塑像为何特别珍贵 ？

陈列在吴承恩故居中的吴承恩塑像，显得特别逼真。这不仅仅是雕塑家的功劳，而是由于这尊塑像就是吴承恩本人面貌的复原。全国各地难以计数的古代名人塑像中，恐怕只有这一座是“复原”而非创作。 据目前所知，根据真实依据复原的塑像只有两座，一座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系根据十三陵出土的骨骼复制。但这座塑像在“文革”中已被毁；另一座就是吴承恩，大概这已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古代名人复制像。 吴承恩的一生是不幸的。不幸的事太多，包括他的墓被人私掘。但万幸的是，他的墓在被盗发后立即受到保护并找到了完整的头盖骨，并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复原成功。 复原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首先要确定年龄。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吴承恩逝世时已七八十岁(这和资料记载是吻合的)，根据这个年龄制作塑像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确定以六十岁左右的吴承恩为标准制作塑像，但需推算出这个年龄时吴承恩的头骨形状。 其次吴承恩的头骨虽然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的特征，但作为一个个体，须仔细测出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头型、脸型、眼型、鼻型、口型数据，再制定出各部位的软组织标准。比如人们注意到头骨有肌嵴发育的特点，尤其是咬肌敷着部，这就要考虑让复原像的相应部分有咬肌突出的感觉。吴承恩塑像面部两侧的咬肌及冷峻的表情就是因此而来的。再以后，还要根据吴承恩生前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状况、其它生理数据确定塑像的表情。 最后，还要参照明代人的通常习惯确定塑像的发型、胡须等等细部组织。 成型后的吴承恩塑像，年龄约在六十岁左右，以这个年龄为准，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西游记》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塑像皮肤肌肉略显松弛，但精神矍铄；神态略显冷峻，似乎强调性格的倔强以及一种与世俗抗争的精神；蹙眉凝神，似已进入幻想世界，正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邀游于超自然的世界之中。

吴承恩的墓是如何被发现的？

1975年1月的一个早晨，淮安马甸乡—位去学校上课的小学教师发现路边多了一堆新土，旁边丢着两块石碑。他知道这里又有一座古墓被人挖掘了，那石碑就是墓志铭。当地古墓很多，由于穷，常有农民夜间偷偷挖墓。挖墓的目的很简单，能有金银首饰最好，否则挖几块棺材板也能卖几个钱。淮安古代很繁华，棺材板的料质都不错，即使埋在地下几百年，挖出来照样能做门窗桌椅。所以挖墓的事时有发生。 小学教师出于好奇，走过去，用脚擦去石碑上的泥土，俯身看碑上的文字。这种碑他过去常见，方形，往往两块为一合，放在棺木前的土中，记载着墓主的生平。他先看盖在上面的一块，字是很大的篆字，约略认出是“明吴菊翁之墓”几个字。再看另一块，是密密麻麻的正楷。虽然他知道这通常都是对墓主的赞颂，但这—块却不是通常的格式，它没有先题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官职，而是直接切入祭文，写得深切感人。“乌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他不由得念出声来。念着念着，他的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墓主姓吴，其子名承恩，这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吗！ 这位老师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又报告了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查看，确认这正是吴承恩为其父亲写的墓志铭，于是又报告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来人收去了石头墓碑，却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按理说，这座被挖的古墓正是学术研究的线索，但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有多少人对学术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敢冒风险，博物馆能将墓碑收去保存，已算是相当负责了。 被盗占墓上的新土很快恢复如旧，此后几年也没有旧事重提。 1981年，淮安县政府派员调查吴承恩的墓地。调查人员首先想到了被盗挖的吴菊翁墓。很快，他们查到了当时的盗墓人。据他们说，在吴菊翁墓的一边，他们还挖了另—个墓，这座墓的棺材上有吴字。棺材板被卖给当地一所中学时，老师们说那上面的字可能是吴承恩的官职。 这让调查人员大为兴奋。他们找到那所中学。老师们证实确有其事，但棺材已被改制为门窗，上面有字，大家只记得一个吴字。正当线索似乎要中断时，旁边一个姓吴的木匠插上了嘴。原来他就是用这块棺材改制门窗的当事人。他说：棺材买来时，因为上面有吴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是我们吴家的老祖宗，我便信以为真，将用剩的半截前档板也就是有字的那部分拿回家藏了起来。真是皇天不负吴承恩。吴木匠找来那半截档板，果然有“荆府纪善”四个字，断处为第五个字的开头，似为“射”字。由于木板的出现，又引起了曾见过完整木板的老师们的回忆，他们说以下可以肯定是“射阳吴公之柩”。 其实，下半截是否有“射阳吴公之柩”几个字已不重要，只要有“荆府纪善”已足够了。淮安历史上出任过荆府纪善官职的只有吴承恩一人，面且这几个字又发现于吴菊翁墓的一侧，墓主是吴承恩已完全可以肯定。按照挖墓人的引导，调查组重新打开了吴承恩的墓穴，清理出三具骨骼，经测定为一男二女。显然这就是吴承恩和他的两位夫人。 这次调查曲曲折折，但终由许多偶然因素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如今，根据发现的头骨已复原了吴承恩的头像，墓地原址也建起了纪念亭共人凭吊。而那块刻有“荆府纪善”的棺头板，则被视为吴承恩生平的重要物证收藏于吴承恩故居，它对于解开吴承恩何时创作《西游记》之谜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承恩为何科举连试不中 ？

吴承恩四十多岁之前，多次参加乡试，但一次也没有中举，终其老，仅贡生而已。而他的伙伴朋友中，中进土者比比皆是，甚至还出了个状元。其间的反差不可谓不强。 有人戏说，如果吴承恩运气好一点，也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游记》了。这话当然不错，但还应反过来说一句：吴承恩运气不好，恐怕与他酷爱《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有关。撇开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不说，吴承恩之所以多次应试不中，绝非文才不济，他的传世诗文足可证明这一点。 吴承恩诗文数量大概相当可观，只是散失太多。据吴承恩逝世后为其搜集文稿的亲友后辈说，《射阳先生存稿》(即现在出版的《吴承恩诗文集》)中所收的二百多篇(首)，尚不及全部文稿的十分之一。吴承恩有些诗文质量相当高，当时的文友和后代学人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的文才已足称自宋代诗人张耒之后的“淮上第一人”。以如此文才多次应试，却连一个举人也挣不到，绝非偶然。 有一个关于吴承恩的故事。吴承恩有一个童年好友，叫沈坤，两人一起读书，—起入学，感情极深。有一次，两人相约一起赶考。临行前几天，吴承恩去沈坤家商量启程的事，见沈坤正跪在家中的关帝神位前求签，连他进来也不知道。吴承恩暗笑沈坤迂腐，便想戏弄一下。他走到书房内，随手写了几道试题，悄悄地丢在关帝神位前的香炉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这边沈坤祈祷完毕抬起头来，发现香炉内竟然有试题，便真的以为是关帝显灵，他如获至宝，连夜按题作文并背得烂熟于心。而吴承恩写了试题后，根本没放在心上。谁知进了考场，试题一公布，竟然就是吴承恩所写的那几道。结果可想而知，沈坤榜上有名，吴承恩名落孙山。虽然故事中的沈坤实有其人，后来中了状元，但故事本身是否可信，还得打个问号。然而这也说明了吴承恩聪明过人反面自误的道理。 吴承恩肚里的货色极杂，在文学范畴内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其他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文人的玩意儿无一不晓，可以说在他的诗文中除了赌以外，什么都能找到，这些对正经的科举面言，都是不正经的杂学．难免有些妨碍。他的朋友曾经在一首赠诗中暗暗地劝过他，但他并不理会。 据《禹鼎志序》载：吴承恩最爱好的大概是传奇、志怪小说。据他自己说，他自幼便好读此类书籍，少小时常买来偷读，为此常遭家长和老师呵骂，有时书还被夺去毁掉。但他兴趣始终不减，到成年后，仍然四处搜罗，满肚子尽是这类奇文故事。 正当应以全力应付科举的壮年，吴承恩仿照唐人志怪，写了一本绝难为其父辈乡亲及同辈文友首肯的志怪小说《禹鼎志》。据他自己说，孕育这本书已有多年，都因懒而耽搁，但写书的念头始终无法消除。书成时，“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这里的懒，并非真的懒惰懈怠，而是与举业冲突导致的心灰意懒。写出这些故事的念头最终战胜了科举的压制，所谓的“盖怪求余，非余求怪”，正是典型的创作冲动难以抑制的状态，试想，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的人物在肚里拱动，他能专心于科举吗？能字字先贤句句圣人地写好应试八股吗？他的诗文中神话、传说、典故、旧事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自然会博得一句“好文才”的称赞，但能入考官的法眼吗？ 当然，凡事有一利则有—弊，利弊总是对应的。好读奇书，毁了一个该中举人登进士榜的仕宦吴承恩，却造就了一个名传千古的文学家吴承恩。 六十三岁的吴承恩为何出任八品县丞 ？

六十三岁，本应是退休致仕、颐养天年的年龄，但这一年的吴承恩，才刚刚得到一个八品县丞的职务。在去浙江长兴赴任的途中，吴承恩迎着猎猎的寒风独立船头，远眺南来北往的官舟商船，心中不由袭来阵阵凄凉。对他来说，此行已不知是喜是悲。至少，他的脸上毫无升官的喜悦，尽管他为了这一天已等得太久。

吴承恩的性格已决定了他不宜做官，但不能说他不想做官。为了家庭和自己的荣誉，吴承恩从二十岁左右，便在这条路上来往奔波。每三年一次，总是满怀希望，三五好友结伴而赴南京，但总是失魂落魄地孤身而归。直到四十多岁后，实在不好意思再混在一班少年新进中以老童生的身份赴考，才在府学中排上等候入贡的名单。四十七岁时，成为一名岁贡生。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候选官的日子。 明代读书人进人仕途，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学而优则仕，中秀才成为生员后，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进士，然后直接选授相当于县令的各类职务。这就是所谓的两榜正途出身。另一条路则是屡经乡试而不中改为争取入贡，以贡生的身份进入国子监读书，然后等候选授县令以下的佐杂官吏。走这条路的大多是多年乡试不中的老秀才(也叫老童生)，虽然也可算正途出身，但实际上从踏上这条路开始已经预示着不可能有太高的升迁，仅仅是过过官瘾或聊以谋生而已。毕竟不能读一辈子书吧！ 所谓贡生，就是地方府、县学向朝廷贡献人才的一种称呼。朝廷从贡生中选取部分进入国子监，作为佐杂官吏的来源储备。贡生的名目很多，因皇帝登基或其它庆典而增加的名额叫作恩贡；参加乡试末中正榜而被作为候补举人列入副榜，但又未能递补的称为副贡；纳捐取得贡生资格的称为纳贡……最根本的还是岁贡，即由每年都有的递补名额顺序取得贡生资格。所谓岁贡，说穿了就是论资排辈熬年头，吴承恩在四十七岁取得岁贡生资格还不算最惨，作《聊斋》的蒲松龄到七十多岁才获岁贡。 人贡以后，便有资格参加选考而进人国子监读书。从理论上说，国子监中的各种人物均有机会参加会试而直至有幸成为状元．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大家只盼望能早日选个官职赴任以养家糊口，但是这个过程又是相当漫长的。就在这个过程中，吴承恩又耽搁了十多年。幸而当时朝中还有他的一位好友李春芳在做官，并且先后做了礼、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李春芳也井没有忘记吴承恩这位布衣旧友，还是设法帮了他一把，让他选了个不算太好的长兴县丞。 吴承恩能选到一个官职，实在不是很坏的结局。然而对吴承恩来说，实在又是心酸巳极。以吴承恩本人的心愿和他此时的心境，此类小官已非追求的目标。但他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老人家已经表示过，如果吴承恩不能出仕，她会死不瞑目。所以无论多么小多么令人心烦的职务，对吴承恩来说都是重要的。

吴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学官，算起来勉强也可称得上仕宦之家。但他的父亲吴锐(菊翁)却因父亲去世过早，家贫无力读书以致终身布衣，娶了一位做小生意的夫人徐氏．然后继承徐家的行当，成为一个卖彩线花边的小老板。吴锐为自己的不争气痛彻入骨，所以在吴承恩出生后，改变了吴家世代单名的传统，为其取了一个含意十分明确的名字承恩。这一方面是为了换换运气，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希望儿子当官的心愿。承恩，承谁的恩？自然是承皇帝的恩。老人家生性敦厚，平时从不与人屑屑计较，唯在这一点上看得很重。有时里胥欺侮老人家忠厚，敲诈钱财或不公平摊派，老人均一一如命。有邻人劝其诉之于官，他却说：“难道我家里的就不是官吗？”这位老人家终于没能等到吴承恩衣锦回乡就撒手西去了。但吴承恩不能忘记老父的遗愿，而且老母还时时在一边督促。所以吴承恩尽管此时已六十三岁，但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仍然打点行装启程了。

吴承恩在长兴为何受诬下狱

吴承恩在长兴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年多一点。也就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间。 《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以贡生身份除授长兴县丞后，“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历来人们都认为这很像吴承恩的脾气，因面信以为真。其实所谓“耻折腰”、“拂袖而归”云云，均是一种善意的掩饰。据研究者们分析，吴承恩在这一年多时间很可能坐了一次牢房。 长兴是浙北山区靠近太湖的一个小县，偏僻而且穷困，又因长期没有县令，政事均由胥吏把持操纵，在浙江省号称“难治之邑”。作为内阁大学士的李春芳既然帮了吴承恩一把，为什么又不给他选个好点的地方？令人费解。也许，李春芳有另外的考虑，是否认为吴承恩性格倔犟，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去做别人的副手(县丞相当于副县长)，恐怕难以相处，因此在为他选配搭挡时要好好下一番功夫。也许李春芳认为，吴承恩选官出任主要还是面子问题，任一届三年期满后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因此穷县富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心情愉快，不要与年龄可能比他小但官比他大的县令闹别扭。 当时的长兴县令是前一年刚刚由进士选派去的，也是刚刚上任。此人就是后人推为明朝唐宋派散文领袖人物的归有光。这位归老先生与吴承恩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昆山人，二十岁以第一名身份成为府学生员，三十五岁获乡试第二，声名大振。就在当时文坛的影响而言，这位归老夫子大概要强于吴承恩。但此后八次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前一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一名进士，选授长兴县令。这一先一后相继到达长兴任正副职的两位老夫子，都有了花甲高龄，都有一定的文名，都是饱经沧桑，又都是初次为官，实在是绝妙的搭挡。从这一结果看，李春芳也许费了—番苦心；至少，吴老夫子心理上要平衡一些；而且，两位老夫子可以诗文和唱，日子好打发一些。 到任的最初几个月，吴承恩心情似乎不错，似乎也很忙，偶尔才有机会吟诗。吴承恩的诗文中没有说到为什么十分繁忙，但归有光却在一些场合提到主要是整顿该县多年积弊，改革征粮办法等等。吴承恩与归有光的关系似乎也不错。这个县的文化馆至今还保存着三块当年十月十日由两位老夫子合作的石碑。归有光名气要响——些，又是正职父母官，所以应该主笔撰文；吴承恩书法颇为可观，且为辅佐，书写上石是份内事。这样的分工于公于私都能摆平，在文人圈子里就是所谓的佳话了。 但在这年稍后，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还不清楚，但结果是归、吴二人反目，吴承恩被捕下狱，罪名是贪赃。据近年来研究吴承恩最为深入的苏兴先生认为，吴承恩是改革征粮方法的牺牲者，贪赃的罪名是诬陷。据说，在归、吴二人入出任长兴正副职之前，该县长期没有正印官而由胥吏代理。这些人伙同地方豪绅形成了一股欺压百姓的势力。最主要的表现在征粮上，征粮通常是按人丁地亩分配定额，由粮长负责征收，谁当粮长则负有—定的责任和风险，如果收不齐应征粮则要由自己垫补。通常由地方大户作粮长比较合适，一则他自己应缴粮已占了相当比例，二则万一有难以收齐适当垫补一些不致太费力。但长兴的豪绅均不愿做粮长而让一些中户担任，并隐瞒田亩甚至拒交，往往使做粮长的中户倾家荡产也难以补齐，粮长也就无人敢当。归、吴二人到任后，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力图压当地豪绅出任粮长，结果招致怨恨。趁归有光上京入觐时，豪绅出面诬告，导致吴承恩被捕。而归有光当时不知情，以为系吴承恩胡作非为，致使自己亦受牵累。 好在事情并不严重。不久，吴承恩获释，又被授于同为八品的荆王府纪善一职。这种改调是明代对贪赃官员的处理方法之一，有时知道证据不足或另有曲折，则以改调王府了之。改调似降非降，实权小了点，但品级不变，也算是对吴承恩冤屈的一种补偿或安慰吧

《西游记》里讲了一个玉华县的故事。

西天路上，有个天竺国下郡，叫玉华县。城中县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受封于此，称玉华王，在此已有五代，有贤名在外。宫内有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师，分别使棍、使钯、使杖，谁知惹出一窝狮子精，几番苦战，几经周折，才拽出太乙救苦天尊收服狮精，顺利通过玉华县。 《西游记》里大大小小写过九个人间国度、十几个王，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唯有这个玉华王没有受到一句批评，显得很突出。有人认为这个玉华王实际上就是吴承恩侍奉过的荆王。如果这一说能够成立，那么吴承恩生平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能得以澄清。 在前面我们说到吴承恩于长兴下狱后被补授了荆王府纪善一职。这件事本身已无疑问，吴承恩墓中出土的刻有“荆府纪善”四字的棺头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吴承恩是否实际到任，却有不同的童见。 有人认为吴承恩从狱中出来后，虽然有了名誉上的补偿，但并没有实际到任，而是心灰意懒地打道回府了。因为现在找不到他在湖北活动的痕迹。另外则有人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并在荆王府呆了约二年之久，其活动虽然没有直接见于记载，但也不是无迹可寻。笔者持第二种意见，即认为吴承恩实际到任过。理由就是《西游记》中的玉华王故事。 明朝在皇室内部权力分配中、采用的是长子继承制，其余皇子则分封藩王。起初这种藩王很有实权，因为朱元璋初次封藩时国家尚未完全安定，分封出去的皇子肩负着维护皇室权威的重任，朱元璋让他们坐镇一方，总揽军政大权的目的和意图都可以理解。但不久这种做法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朱元璋册立的继承人是太子朱标，但朱标早死，只得改继承人为太孙朱允炆，朱允炆称帝后根本无法驾驭他的那些如狼似虎各霸一方的叔叔们，而四叔朱棣干脆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把侄儿的皇位抢了过来，自称永乐皇帝。朱棣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剥夺了藩王的一切实权。从那以后，藩王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到自己的领地去，没有圣旨不得回京。在领地可以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干预地方官的行政执法。所谓领地，也只是一个与皇宫相似的大院子而已，院子外面的人有责任供应院里的使用物资，但藩王只对院子里的一方土地拥有实际管辖权。即使在这块领地里，也还有中央派来的官员。这些官员一方面是王府地位的象征，表示这里毕竟是“王府”，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监视藩王的意思。 皇帝每更换一次，就要增加几个新王。一代代增加下去，结果王越来越多。而且老王那里也有个继承和分封的问题，王的位置由长子继承，其余王子也得给封号称王。这样几代人下来，王就有了区别：新王是皇上的直系亲属，当然尊贵；老王越老便越是皇上的旁系，自然也就稍逊一等；而由老王中分封出来的小王，地位当然更次。因此明代后期对一些需要加以惩诫但又不便处理的官员则配进王府，品级一般不变，名份上仍然好看，但分到什么样的王府便大有讲究了，新王府和老得发霉的王府显然就不——样了。 王府象征性地设一些衙门。职位最高的是长史，正五品；其次为审理，正六品；再次是纪善，正八品，“掌讽导理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就好像是王府的导师，负责对小王子的教育训导，但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只如清客一般。 吴承恩去的地方是荆宪王府，简称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明代第四个皇帝仁宗朱高炽的儿子，最初封地在建昌，后改迁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吴承恩到任时，荆王已传至第六代，但在蕲州则为五代。

为什么说《西游记》中的玉华王就是荆王呢？

首先，玉华王出自皇家宗室，受封于此，在此地已五代。这与荆王的身份一致，荆王在蕲州正是五代。最重要的是，“玉华”正是荆王府的一处宫名。这样，玉华王就可以看作是荆王府的明确代称。

其次，《西游记》中玄奘师徒所过之处，凡有王便称国，都要倒换关文，唯独这个玉华王所在地不称国而称县。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非常懂得明朝藩王府的微妙处境。古代封藩即称封国，但在明代已演变为称国即犯忌，藩王被剥夺所有实权，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成为真正的国。作者为了不给荆王无端地制造麻烦，所以只称其地为县。这一点看似偶然，实则饱含深意，不懂其中奥妙者是绝不会注意到的，因而可以肯定作者到过王府。

再次，《西游记》写玉华王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这正是典型的王府建制，如果没有王府生活经历，恐怕不会区分得如此清楚。

另外，《西游记》写到三个小王子，而当时荆府中正好有三个小王子。三个小王子拜孙悟空等为师，而荆府纪善名义上正是王子的导师。三个小王子为了拜师，“不摆驾，不张盖”，步行去见唐僧师徒。唐僧师徒同意后，大摆宴席庆贺却不举行任何仪式，这也是颇有深意的。按理说拜师应有一定仪式，但吴承恩虽官为纪善，名义上是小王子的老师，然而他又是王府属员，朝廷职官，不可能由王主持什么礼仪。所以他在写这段故事时的心理状况很特殊：既要摆摆老师的身价，同时又不能吹牛说有多么隆重的礼仪。只得用“不摆驾，不张盖”来强调小王子的谦恭从而突出老师的尊贵。理由还有很多，但我们认为这已足够说明吴承恩曾到过荆府纪善任上。另外还有些研究者发现吴承恩的一些诗文可能是作于荆府任上。

吴承恩在荆府纪善任上做了些什么呢？恐怕什么实际事务也没有做，王府之内除了酬答唱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会麻烦他老人家。但很可能就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写成了《西游记》 。

罗大佑林夕李宗盛方文山高晓松谁写歌厉害？

林夕写的歌词唯美动人，好像一段段的爱情故事，非常有画面感，林夕把最好的歌词给了杨千嬅，所以有了“再见二丁目”林夕写的歌大都是借歌手的口去唱自己的故事，“再见二丁目”讲的就是林夕邀“好友”黄耀文同游日本一个叫二丁目的地方，而黄耀文没有来，在黄的面前，林夕就像一个怀春的少女，忐忑的等着她的情郎，大家可以去找找这首歌听听，林夕的歌大多写爱情，写男女之情。

罗大佑属于能写能唱，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也被称为台湾的音乐教父，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呼唤，歌曲大多有人文色彩，小情小爱的很少，《童年》，《皇后大道东》、《鹿港小镇》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罗大佑演唱风格属于随性、随意，本来到了他的境界唱功也都是浮云了。

如果说没有吴宗宪这个伯乐就没有周杰伦这匹千里良驹，那么没有方文山就没有周董今日华语一哥的江湖地位，方文山为杰伦创作了独树一帜的中国风唱法，《菊花台》《烟花易冷》这些曲子如天空中闪耀的星点缀着华语歌坛这面文艺星空。

与罗大佑相比，李宗盛大哥也毫不逊色，能写能唱，而且带出了那么多的歌者，赵传、辛晓琪、张信哲、林忆莲、梁静茹、杨宗纬，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华语乐坛的顶级歌手，大哥感性，很多次在演唱会哽咽失声，没有浩瀚的人生，没有在感情中的失意，就没有这位华语乐坛的巨匠，少年不听李宗盛，听懂以是不惑年，大哥的江湖地位不容置疑。

最后要说矮大紧高晓松先生，高晓松是校园民谣得开创者，《同桌的你》《恋恋风尘》等歌曲在当年家喻户晓，和宋柯创立了太合麦田音乐公司，也捧红了以老狼、叶蓓为首的一干音乐人，从音乐成就上和音乐的影响力上不比以上的几位大师差，但是作诗、写歌好像天赋比文化更重要，虽然从文化造诣上高于以上各位，但是总体感觉高写的歌还有些小，也许是风格的差异把。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以他们都是优秀的音乐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单纯去比较谁比谁高，谁比谁强。

为什么说阴符经是黄帝写的？

《阴符经》又名《黄帝阴符经》，论涉养生要旨、气功、八卦、天文历法等方面。该书最早出现于唐朝，但成书年代和作者均不详，根据现有资料也很难进行考证，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并非黄帝所著。

《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战国策》谓”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谓“苏秦得周书阴符”，“阴符”之名始见于此。但《汉书·艺文志》未录以“阴符”为名的经籍，而仅有《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至隋代，《隋书·经籍志》始录有《太公阴符铃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但均不称“经”，亦均不题“黄帝”。至唐代，《新唐书·艺文志》首次著录《集注阴符经》一卷、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张果《阴符经辨命论》一卷、韦弘《阴符经正卷》一卷、李鉴《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从这些资料来看，所谓《黄帝阴符经》不仅发现于唐代，很有可能作者也是唐代人。不过其作者是不是就是公认的最先发现《阴符经》的李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宋代黄庭坚在《山谷题跋·跋翟公龚所藏石刻》中说:“《阴符经》出于唐李鉴，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诡橘不经，盖揉杂兵家语作此语。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捂击也。”

可见，《黄帝阴符经》基本可以确定并非黄帝所作，而是后人假借其名而著。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有些不可思议，一般人著书可能会蹭名人的热点，但直接将作者的名字赠与他人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其实这种事在古代并不少见，依我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假借黄帝之名，使作品流传更广

古人写书并不是为了出版赚稿费，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孔子周游列国传道解惑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对于哲学家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有什么比传道更有意义的事呢？

黄帝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道教也尊黄帝为始祖。基于这种“大祖先崇拜”的现象，只要是冠以黄帝之名或者记述黄帝故事的书，都会在民间广为流传，奉为经典。类似的著作还有《黄帝内经》、《黄帝宅经》、《广黄帝本行纪》等等。

二、所表达的思想脱胎于黄帝事迹

在道教传说中，黄帝曾两次问道于广成子，询问治国之道与修心养生之法。广成子对黄帝的告诫是：“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心，无摇汝精，存神定气，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将守形，形乃长生。”

黄帝悟道之后，于120岁在荆山上骑龙飞升而去。李白有诗云：“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宫中彩女颜如花，飘然挥手凌紫霞，从风纵体登鸾车。登鸾车，侍轩辕，遨游青天中，其乐不可言。”

《黄帝阴符经》是一本讲述养生、气功、八卦、天文历法的书籍，而这些内容全部脱胎于黄帝。根据史书记载，黄帝发明了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阴符经》的内容其实也只是对黄帝思想一个总结和升华，并不能说是作者完全的原创，所以冠上黄帝之名理所应当。

书法家抄录不是自己创作的诗文？

书法家抄录不是自己创作的诗文，落款时可以只写自己书吗？书法作品过得创作，在内容里面有两种做法，自书自己的文字内容和书写他人的诗文，都是可以的，但提倡自书自文。实际上，在现代书法创作中更多的是抄录经典诗文为主。题主所谈设计的是书法作品的创作与书法创文字内容问题，二者是既有区别有又联系的。

书法家创作书法作品，根据章法形制方面的考虑和个人的习惯，是可以根据作品章法需要决定落什么形式的落款的，有穷款也有落与主题内容有关的多字内容款。

书法家创作书法作品落款著名内容作者是有必要的，同时表示对文字内容作者的尊重，也有利于欣赏者在欣赏书法作品时从中获取更丰富的知识内容。

但是根据作品章法需要落穷款也是可以的，因为书法创作作品所追求的作品风格如此。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定论，只要在形制上不要区别太大即可。书法作品创作不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书写要区别开来。书法作品要有书法作品的基本形制。

现代书法作品，受现代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影响，书法作品的章法也是与时俱进多的，现代书法作品的章法形制更加多元丰富。